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宮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曱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宄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主要有三类：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物理方面的技术大趋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由于这些技术看得见摸得着，最容易被人们所了解：无人驾驶交通工具、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

数字革命正在彻底改变个人与机构之间的互动与协作方式。比如，常被称作“已分配分类账”的区块链就是一种十分安全的交易协议。在区块链中，任何交易在获得记录与批准之前，都必须先由一组电脑进行集体核查。区块链采用的技术无须寻找保管人或中央分类账等中立部门作为中介，通过促成互不认识（没有信任基础）的人进行协作，从而建立信用。从本质而言，区块链是一种可共享、可编程、安全、可信的分类账，任何单一用户都无法控制它，但是所有人都能监督它。

生物领域尤其是基因方面，近年来，从一开始的降低基因测序成本和难度到最近的基因激活与基因编辑，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科学家们再也不需要反复试错，他们可以直接测试特定的基因变异会引起哪些症状和疾病。下一步是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通过编写DNA（脱氧核糖核酸），合成生物学将赋予我们定制有机体的能力。暂不考虑这一做法可能引发的深刻伦理问题，这些技术进步不论是对于医药、农业还是生物燃料的生产，都将产生深远而直接的影响。

（编选自《中国经济导报》2018.09）

材料二：

第四次工业革命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大部分简单问题正逐步被人工智能解决，大部分非创意性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越来越走向综合，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多学科、多领域大跨度、深层次的交叉渗透和跨界融合，复杂问题越来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在工业时代，这种能力通过反复、标准的专业训练就可以实现。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简单问题已经被智能技术过滤掉，复杂问题成为真正的考验，解决复杂问题成为创意创新创业活动的常态。进入21世纪，我们更要强调能力问题，因此要打造“能力为重”的教育。我们的学生既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也要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摘编自《杨宗凯：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了，人才面临哪些挑战?》2018.10）

材料三：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除了进一步补短板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首先是要建立新技术应用的社会预见机制。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伦理问题、涉及价值观念的问题，有些技术甚至可能涉及巨大的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需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机制，来探讨这些技术未来的发展有哪些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的社会影响是什么。

第二个关键叫作同步设计。我们应该吸取前几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其他国家的教训，把很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以及对社会影响的分析，在技术系统设计过程中就提前考虑进去。

还有一点，就是适应性治理。当我们的很多科技创新发展面临风险时怎么办?如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如果简单行事，一下子从政策和制度上把企业卡住，风险是没有了，但技术创新也无从谈起。对于这些新兴产业，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其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对其产生的各种风险、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制。

（编选自薛澜《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中国准备好了吗》2018.07）

虎啸震千山

聂鑫森

年逾古稀的老画家高昌，阔别故乡虎山县三年后，欣然归来了。不是应县委、县政府的邀请，而是主动打电话要来，声明路费、住宿费、餐饮费都由自个儿掏，决不增加公家的任何负担。

虎山县在本省的西南角，从省城坐火车去也就十几个小时，高昌居然三年没来。以前，每年他必来两三次，都是县委、县政府邀请的。虎山县一直戴着顶“贫困县”的帽子，属“老、少、边、穷”地区。

为了稳稳地戴牢“贫困县”的帽子，省城、京城若有掌实权的大人物下来视察，县里没有什么稀罕东西款待，就提早把高昌接来，现场画张指画相赠，既不算是行贿，但画的名贵明摆着的，于是便会不断得到各级部门的扶贫救助款。除此之外，高昌只要听说县里有建希望小学、救灾、助残的消息，便会慷慨地寄钱过去。尽管他出来读书、工作几十年了，老家也没什么直系亲属。

“著名指画家”的头衔没变，对桑梓之地岂能不关心?”三年前，虎山县新换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一个叫荒薪，一个叫魏艾。都是三十岁不到，是名副其实的“80后”。他们到省城开完会后，特地来看望高昌。

荒薪说：“高老，这么多年来，家乡真的麻烦你了，又是画画，又是捐款。我们上任后，下决心带领全县人民脱贫致富。” “好。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尽管提。”高昌一捋花白的胡须，说。魏艾说：“在没有摘掉‘贫困县’这顶帽子前，我们绝不邀请你回家乡，也决不麻烦你去作什么应酬画。靠国家拨款扶贫，那是庸人之举，得苦干、实干、巧干，把经济搞上去!”高昌说：“画画，捐钱，我愿意!更佩服你们年轻人，有胆有识，敢想敢干。好，我在省城的家里静候佳音。”

末了，荒薪说：“高老，我们想最后麻烦你一次，请你画一张画，就挂在县委常委会议室里，让我们一看见画，就脸红，就心跳，就不敢有丝毫松懈。”

高昌一笑，说：“你一定想好画题了，快说，让我画什么?”

“远景是家乡的虎跳山，近景是花树丛中的一个鹞窝，襁褓中睡着一个婴儿。题款为：‘靠国家财政哺乳，贫困县永远是贫困县。’”高昌蓦地站起来，向内室喊道：“老伴，快拿酒来!这幅画我想了好多年了，只是怕冲撞了父母官，没有画。你们有这种心怀，老夫要谢谢你们了。”

这三年，虎山县没邀他回去画过应酬画，也再没上门来求画去送人。

高昌看报看电视，或者打电话找熟人打探消息，虎山县真的甩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发展多种经营，培育规模产业，种粮、造林之外，开辟了中草药园、水果园、蘑菇基地、蔬菜大棚、野猪和野兔养殖场。并引进外资、内资，办工厂进行深加工，家具厂、竹器厂、罐头厂、腊制品厂、酱菜厂、石料厂、中药厂……“贫困县”的帽子摘掉了。

可荒薪、魏艾没有邀请高昌回老家来。

高昌心想：这两个年轻人野心不小，还想好上加好，要让他真正地刮目相看。他等不及了，打电话通报一声，自个儿就来了。到车站接车的，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说，书记、县长交代了，由他们陪高老参观，想去哪都行。高老满意了，书记和县长才敢来拜谒，否则，无脸见人啊。

高昌扎扎实实参观了四天，走工厂，访园圃，看基地，问农家，虽然有些累，却心花怒放，不是一朵两朵，而是成团成簇。

高昌用手机联系上了书记和县长，说他要设晚宴感谢县委常委全体同志，人必须到齐。吃完饭，他要当众展示他带来的一幅指画新作。有一个不来吃饭的，他就立马回省城去!

晚宴设在高昌下榻的五星级“虎山宾馆”，是由一位虎山县籍的台商开办的。

荒薪说：“高老考察了几天，你说满意了，我们才敢来。”

  “旧貌换新颜，我太高兴了。”

魏艾说：“你请客，怎么行?我已通知办公室的人去埋单。”

  “我是代表老百姓，谢谢你们。这点钱，我还出得起，早把款付了。来，我敬各位一杯，你们辛苦了!”

酒过三巡。高昌拿起放在身边的一个长条型木盒子，从里面取出一轴画来。“荒薪、魏艾二位小友，请你们一个人拿住一端，展开来。”

这是一幅四尺整宣的横幅，画的是一只立于山岗上的老虎，仰天长啸；身后是青松、翠柏、杜鹃花。画名为《一啸震千山》，还题了一首小诗：“方兴未艾致富忙，放眼故乡着新装。襁褓不留哺乳虎，雄风卷过万山岗。”宴会厅里响起一片掌声。

祈雨娘

哥舒意

那个叫雨城的孩子告诉我关于祈雨娘的故事。

雨城的雨水充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下雨，剩下的六十五天等待下雨。下雨的时候这个城市分外润泽和干净。每一条街都因为雨水洗刷而透亮，人们都被赶进了屋子里，听着雨点打在屋顶的瓦片或者竹片。在非常安静的雨天，仿佛可以听见某种特别轻的脚步，轻轻踏入雨里。这时人们就知道，这是祈雨的舞蹈开始的声音。

成年人默守着某种古老的规矩，从来不在雨城母亲跳舞时站在窗口观看，只有小孩子不忌讳这个，他们会很痴迷地看着舞蹈，然后对雨城说，雨城，你妈妈又跳舞了。

在窗口的孩子会一直望着祈雨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有撩人心魄的美丽。有时就连上课的老先生，也会忍不住从讲台上往雨中观望。

我和雨城第一次说话是在我家的修伞铺。那天女孩雨城来我家的伞铺，父母不在，我一个人看着铺子。

“我来拿伞。”她轻轻说，“我妈妈的伞。”

在不祈雨的雨天，祈雨娘也是打伞的。那是一把颀长的竹伞，是我的爸爸特意制作出来，作为祈雨的道具交给祈雨娘使用。这把伞也就成为除厄伞，在狂风暴雨的天气，祈雨娘在跳祈雨之舞时，会打开它，以抵御降临人间的厄运。竹伞每每被暴雨摧垮，然后由我爸爸修复。

每一次伞坏的时候，都是雨城抱着伞来修。她问我会不会做同样的竹伞。我说我从小就是做伞的学徒，爸爸说，等我小学毕业，就让我正式在铺子里做事。然后雨城就以一种忧虑的目光看着地上的雨水。

“我爸爸不是雨城人，我妈妈嫁给他，可是还是回来了。”她说。

我们小学的最后一年，大人说先生“仙去”了。学校在操场上办了追悼会，追悼他还俗后当老师的人生。

先生走了后，学校里有半年找不到老师。新的先生在一场夏雨后来到了雨城。他是个年轻的读书人，听说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这里。他一个一个把我们找回了学校，开始给我们上中学的课程。

先生在雨声中给我们讲述古代的诗歌。雨点的节奏变了，雨声变成了某种仪式的一部分。他在讲台上往外看，看见白布长裙的女人在雨中跳舞，那舞蹈犹如雨天的一部分。她的舞姿总是配合着雨势，又或者是天降的雨，总是配合着这个跳舞的人，她仿佛通过操控自己的肢体，来操控着世间的雨。

没有人觉得先生会永远留在这个学校。他不是雨城人，也不像老先生是个下山还俗的老道。雨城说，先生许愿留下三年，带一届学生。等到新的师范生来到这个小城接替他为止。据说在南方的海边，有一座刚造起来的城市。他也许会去那里。

先生来了以后，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寒暑两假留下了，就连过年也没有离开。这里冬天有冬天的雨水，春天有春天的湿润，夏天有夏天的潮气，秋天有秋天的霜雨。这里有雨中跳舞的女人。

她祈求悲苦的雨，化成安详的雨。祈求受难的雨，化成温和的雨。祈求凄厉的雨，痛快下起。祈求郁结云端的不幸，化成连绵的雨水消逝。祈求这世间男女的离别伤悲，化成润泽祝福之雨水。

先生看了三年时间。到了第三年，我们这一班孩子的学业已经到了尾声。

先生走的那天，人们意外地看到了雨城。雨城带着自己的包裹，跟在先生身边。她的妈妈一直送他们到外镇的码头。她穿着祈雨的白裙。然而那天没有下雨，祈雨娘也没有跳舞。

雨城说，妈妈让她跟着先生去外面的城市，继续读书，读中学，读大学。我远远地看见雨城在码头上和她妈妈告别，现在她的个子已经和祈雨娘差不多高。她上了船，打开那把青色的竹伞。先生和雨城的妈妈说了很久的话，很久以后，雨城的妈妈还是摇了摇头。先生提着行李上了甲板。我看着那把青色的竹伞，由船载着渐渐远去，融入了雨雾里。

雨城的妈妈没有离开。只有当她不再是祈雨的女人，她才能去别的地方，去和女儿在一起，去和她真正想在一起的人在一起。

先生和雨城没有回来。祈雨娘仍然在祈雨，等待下一个祈雨娘的出现，然后，她就不用在雨中跳舞了。可是这么多年过去，除了她以外，没有人再拥有过祈雨的能力。也许是报纸和电视上说的那样，新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在发生改变。

我们越来越少看见祈雨娘在雨中跳舞。因为雨城的雨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外地来的人来到附近开山砍树，涸泽而渔。听说在河的下游筑起了发电的大坝，有一些像我们一样古老的城镇都搬空了。外来的施工队改变了雨城，他们架桥铺路，建造高楼。这些改变在几年时间里渐渐发生。他们对祈雨娘的兴趣大过对祈雨的尊敬，仿佛是观看表演一样，兴高采烈地围在周围，破坏了我们关于祈雨的古老规矩。

那一年连续下了半年的暴雨，冲垮了山路和河道。但暴雨无法阻止那些人，更多外城来的人出现在了雨城。于是，雨城的雨水就渐渐消失不见了。

雨水消失以后，雨具这一行就衰败了。和山里的竹林一起枯萎的，是我家的竹伞。我的父母关掉了修伞铺，把铺面转给了外来的商户。于是我和很多伙伴一起，从外镇坐船，去了下游的河城，再坐火车，到更繁华的城市。更繁华的城市需要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我们能够提供廉价的力气。我在工厂的流水线做过计件工，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头，也扛过桶装的饮用水，待过的几个城市毫无例外的很少下雨……

自从我们离开以后，雨城已经多年没有下雨。没有了雨水，雨城就不能住人了，那些外地人纷纷走了。留下一个破败和残缺的小城。没有了雨，就没有了祈雨娘。祈雨作为一种仪式已经消失。这已经无关紧要，听说河流的上游建造了大坝，这个地方会沉到水底。

在离开雨城以后，我去过下游的河城，但在那里的中学里没有雨城的名字。我路过先生的家乡，那里的空气里飘散着油墨的香味，有很多的书店和年轻的读书人，可是先生不在其中。后来我和很多年轻人去了那个异常年轻的南方城市，那里需要年轻人就仿佛下雨需要雨伞。我在那里没有遇到先生，没有遇到雨城和她妈妈。她们像是消失在我路过的每一座城市，我看不到她们。我还记得下雨的时候。当雨水消失以后，所有的雨水都在怀念雨城。

（选自《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