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作品数量显著增加，是当下舞台艺术尤其是戏曲领域的突出特点。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现实题材作品在近5年共有1195部，其中京昆类22部、地方戏类642部。戏曲艺术团持续用饱满的艺术热情，正视丰富的现实生活，承载着反映时代、服务人民的文化重任。不过，现实题材创作虽然数量较大，但艺术精品明显不足，不良倾向有待大力纠正。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现实题材作品呈现出重宣讲轻艺术、重即时轻长远、重投排轻艺术规律的创作倾向，不能让现实题材在舞台上成功地成为人们“情感认同”，这样的作品最易轻率投排、即时宣传，但很难留得下，造成物力、人力和创作热情的浪费，甚至消减剧种的艺术积累和剧团的艺术优势。

相较于中国戏曲近千年的艺术积累，创作实践不过百年的现实题材创作，面临诸多艺术困境。现实题材创作的挑战性尤其要让作品更加契合戏曲现代化的使命。所谓戏曲现代化，是用戏曲传承有序且不断拓展的艺术表现手段深刻表现现代情感体验，积极引领当代精神生活，让戏曲作品鲜明地彰显出当代中国在传承文化传统、追求现代理念时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民族个性和民族风采。对现实题材人物的塑造，不能完全依照传统脸谱式提纯了的二元化范型，不能完全走向高大全的简单化表现，而要创设属于生活质感的形象典型；在展现现实生活时，不能完全套用传统程式技法，也不能完全没有依傍地照搬生活实际，而要创造可以驾驭现代生活的表演范式。唯其如此，现实题材创作才能最终接通现实生活的审美化再现和中国戏曲庞大而优秀的艺术体系。这也正是现实题材创作在推进戏曲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戏曲在现实题材创作时，首要任务是树立精品意识，要把艺术精品作为现实题材的创作目标。在主题立意上实现思想道德的现代剖析，让传统优秀文化精髓真正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情感、道德与思想本就是戏曲最擅长表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现代化提升，这是现实题材创作盘活戏曲传统资源的重要内容；在艺术上实现传统技法的提升再造。现实题材作品不需要也不能放弃前人艺术遗产，同时更需要积极拓展符合戏曲艺术规律的手段和方法，不断壮大戏曲艺术体系；在人物形象上实现生命质感的深度挖掘，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载体，也是戏曲彰显人民性的艺术标准。

同时，戏曲艺术团队要避免一窝蜂地转向现实题材创作，要充分尊重戏曲艺术传统、尊重团队创作的艺术个性与能力。

（摘编自王馗《现实题材需精品意识》）

《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②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不过给了六十巻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当你又试图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你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这也就意味着杜甫事实上在《资治通鉴》中也没有出现过，只不过被别人提到了一次。

③其实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司马光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

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表，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实也已经能解答我们之前的疑惑，亦能反驳李光地的评价了。

⑥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其实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以来，文字繁多”。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所以，《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但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⑦所以，司马光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事。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与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与治道有关的问题，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⑧当然，作为“史学双壁”之一的《资治通鉴》，人们总会将他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史记》文学性之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也正因为这样，宋神宗在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这也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A）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B）笔下的历史。

⑨《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有删改）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层次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储、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材料一：微笑曲线，即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是IT产业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碁”提出的理论。

材料二：

几乎全球每生产十部智能手机中就有一部由昆山制造，全世界每两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产自昆山。当前昆山正围绕“强芯亮屏”大做文章，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往高端走，使“老树开花”花更艳。

友达光电昆山有限公司，是目前全省单体投资量最大的外资项目。2017年，昆山友达光电更是成功研制出针对笔记本电脑的超薄超轻液晶面板，不仅在清晰度和厚度上做到了极致，还能比传统面板省电40%。友达光电还拥有一条可以将电视与电竞电脑大型屏幕的“清”与“薄”演绎到极致的生产线。在手机上，虽然目前市面上还是以带边框为主，但友达昆山2017年全部出货都是无边框的手机屏幕。据了解，某款曾引起轰动的国产品牌的全面屏手机采用的屏幕正是来自友达光电。

曾经的“缺芯少屏”一直是昆山信息产业创新的薄弱环节。2017年9月21日，昆山与中科曙光签约，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合作项目花落昆山高新区，首期建设年产100万台的安全可控服务器自动化生产线，给昆山集成电路产业链补上重要一环。这个基地形成了中国第一条智能无人工厂，自主创新研制的处理器将用于高性能服务器中，为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提供支持。同时为昆山补上电子信息产业“缺芯”短板。

（节选自2018年11月 《现代快报》，有删改）

材料三：

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百强县榜单之首的江苏昆山，如今已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县域经济中的“模范生”、“领头羊”。其经济总量高达3500亿，相当于西部宁夏一个省份的GDP，与福建厦门、贵州贵阳、河南洛阳等知名城市的总量相当。人均GDP达21万多元，已超过张家港、常熟等苏州市的其它强县。

早在30年前，昆山还是一个血吸虫猖狂的农业县，甚至在苏州6县中屡屡排名老末。虽坐拥临近上海、苏州的地缘优势，当时昆山人却有着安于现状的想法。

1984年至1988年，国务院批准在我国沿海12个城市设立14个国家级开发区。昆山作为农业县，自然不在此列。但苦于昆山“穷”到叮当响现状的昆山领导层，硬是在外界不解的目光中，出乎意料地在昆山自辟一块地，拉起了自费建设开发区的大旗。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此后，昆山人在一片蛙声阵阵的农田上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开发区建设，拆迁、修路、建厂，一个个项目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开发区所有的建设都是自掏腰包。“富规划，穷开发”，这是当时开发区对外喊出的口号。

其背景是，那时候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均有国家成亿投资。但蹉跎多年的昆山人，要不来这钱，也不愿等下去。在没有国家投资扶助的情况下，昆山县政府通过自筹、贷款、征收土地开发费等途径，筹集了1200多万元。最终，昆山的首创精神和务实作风得到了认可，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如今，这个开发区在中国国家级开发区综合实力评比中位列第四，世界500强有20多家在开发区兴办项目。不仅如此，它也成为拉动昆山经济腾飞的最重要的“龙头”。

而如今，昆山面临的新时代命题是：怎么使高质量发展在昆山落地？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昆山正处在新一轮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昆山正力争在全国率先建成具备县域特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昆山科创中心，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人才创新创业首选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节选自2018年7月《人民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