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世。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现代新儒学的“儒”与“新”

方克立

新儒学思潮有“儒”处，也有其“新”处。它的“新”，在于它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吸收和融合了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而它的“儒”，则在于它仍然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传统的思维方式，并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把西方的价值整合到传统之中。

具体地说，新儒学之新表现为新的形式、新的义理、新的观念。所谓新的形式，是指新儒家们与传统儒家的“述而不作”不同，他们是述而且作的。他们不像传统儒家，把创新放在四书五经的句子之间来表述；而是把四书五经放在一旁，用独创的、系统的体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现代新儒家都有自己的体系，且卷帙浩繁。建立体系的意识，应该说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传统中国哲学局限在经学的范围之内，是不注重创建系统的体系的。

新的义理是指新儒家们大都受过西方哲学的影响，接受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观念术语等，运用这些新的义理来帮助建立他们的体系。熊十力、梁漱溟受了伯格森哲学的影响，熊氏的“大化流行”、 “体用不二”以及梁的“意欲说”都有伯格森哲学的影响。

所谓新的价值，是指民主与科学。从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到现在，历史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的历程，但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并没有在中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程度，所以民主与科学仍是新的价值。现代新儒家们，也包括目前还不能称“家”的儒者们，都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篇幅，论证中国文化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并不相违背，中国文化可以接纳它们并把它们作为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来对待。

新儒家的儒，是与其新相对应的。儒的手法，主要是指阐释的思维方式。现代新儒家虽然大都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他们的体系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思维驰骋，而仍然表现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阐释，他们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行“六经注我”的实质。新儒家们大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哲学史观和对前人褒贬臧否、排斥与吸收其思想的独特做法。这些构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们构造体系的出发点。同时，他们也未尝不借助于自己的哲学史观，为自己的体系添上一个权威的注脚。儒的义理，一方面是指儒家的重要观念，如仁义与性善、理与良知、内圣外王说等，都得到了新儒家的保留；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新儒学体系的最终目的，是要表达传统儒家义理和精神。

（选自《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有删改）

今天的儿童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环境之中。不过，近年来随着儿童用网上网的普及，由于不当使用、缺乏教育引起的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前段时间引爆网上的杭州四年级小学生因玩王者荣耀跳楼事件等，都成社会焦点话题。

为了实地了解当下少年儿童网络使用状况和遇到的安全问题。今年，来自广州市多所学校的儿童代表组成网络安全调研小分队，去到多家学校进行主题调研。儿童代表们在调研后，发布《少年儿童网络安全广东倡议》：网络安全你我有责。让我们全社会共同携手，一起构建更加安全、文明的网络空间。同时让我们小手拉大手，和爸爸妈妈一起约定好，集聚网上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摘编自“网易新闻”）

14岁儿童与家长网络行为的对比

在第四届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上，一份来自广东省儿童网民网络素养状况研究报告揭示不少最新情况。

本次调研显示，有超过23％的学龄前儿童（3～6岁）每天使用网络的时间在30分钟以上，5岁时网络使用时间超过30分钟的儿童已达到31．9％。7岁的儿童中，23．5％每日上网时间超过半个小时。24．2％曾研究过网络游戏攻略；61．0％在手机或平板上自主下载自己喜欢的游戏、视频和音乐。8．9％的7岁儿童开始主动加网友、qq群。

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也越来越早。调研显示：3岁就已经开始使用QQ和微信，到了7岁，9．9%的儿童使用QQ，15％的儿童使用微信。在12岁拥有QQ（87．9％）、微信（69．7％）的儿童比例超过一半。

引人注意的是低龄儿童微信的接触率，较以往调查有显著提升。4～9岁微信比QQ拥有更多的接触。9岁时儿童微信的接触率已达到38．0％，超过QQ的31．2％接触率。10岁时，QQ接触率达到52．9％，正式超过微信47．1％，自此之后，QQ成为少年儿童第一社交媒体。

   （摘编自“腾讯网”）

“应对少年儿童网络安全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各界形成合力。”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在论坛上呼吁，络安全和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的课程，积极推动开展网络安全法制教育。随机的零敲碎打式的灌输或劝阻，效果恐怕不理想。在儿童“触网”低龄化的新形势下，不妨让网络素养教育正式走进学校、课堂、课本之中，即使在幼儿园、学前班阶段，都该有这种制度安排和教育“标配”。这不仅是形势和责任所需，更是社会和家庭的呼唤。

“现在孩子对网络的探索意识和自主意识很强，但自控力依然不强，需要家长引导。”张海波建议，家长要及时了解孩子的上网行为状况，清楚孩子的“数字轨迹”，及时教育。其次，家长要及早培养孩子的网络安全意识，了解相关知识和法规，并且培养孩子的自控力、辨别力，通过约定的方式和孩子制定上网行为的规则，让孩子养成健康文明的上网习惯。此外，家长还要加强自身学习，及时了解潮流文化，改善网络时代的亲子关系。 

（摘编自“华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