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把语言看成是纯粹运思符号的辩者不同，墨子一系的语言观念属于知识与经验的范畴，于是他们进一步分析说，仅仅有单个的语词还不够，还要有分类、总括，这样才能把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在“思维—语言”中彰显出秩序来。墨子后学指出：“名：达，类，私。”按照《经说》的解释，是“物，达也”，就是说，“物”是一个总的名称，但只有通过“名”，才能显示“物”，只有通过“类名”，才能对现象世界进行秩序化的把握，只有通过“私名”才能确认和显示每一事物，所以“有实必待文名也”。比如“马”是一个“类名”，规定了各种“马”的名称，人们从“马”这一指称而知道“马”；又比如“臧”是一个“私名”，只有“人之贱者”叫做“臧”，那么“臧”就专门指身份低贱的人。当人们要把握世界时，必须通过语言，这就叫“告以文名，举彼实也”。

由于语言（名）有这种传递知识、指称世界（实）的意义，所以应当准确而且精练，即所谓“名实耦，合也”。他们认定，“名”与“实”应当是契合的，对“实”的认识应当通过契合的“名”，而适当的“名”才能切中一定的“实”。因为纷坛的现象世界太复杂，人类的个人经验太有限，要把握感觉所不能达到的领域，要传递把握到的知识，只能依不赖语言。语言给人们呈现与构筑一个世界，就像一个地球仪象征一个地球，一张星图表示整个宇宙一样，语言象征着人们思想中展现出来的世界。

既然语言有此意义，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名”“实”相合，这是极其重要的、清理思维的前提。墨子后学对类，类排关系的关注，正是沿着这思路来的。《墨子·经上》中首先肯定经验和理智的认识能力，而这种“知”即认识能力又通过“名”来表述、传递、延续、积累，而“名”又分为“达”、“类”、“私”，即大、中、小概念，它们分别表达为语言中内涵、外延不同但又互相包容的三种语词，对应着世界上大中小不等的门类种属的各种事物。而语言的用法，又有“移”、“举”、“加”，通过语言的概括、描述和指示，人们了解了现象世界。

在战国的名辩之风中，墨子后学归纳了语言和思想的进路，要求语言切中世界。在《经说下》中称，“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所谓“当”，就是切中事实，符合经验，成为知识，他们在“名”符其“实”的基础上肯定了人的感觉、知觉、经验，理智所得来的知识的有效性，他们并没有把语言和世界剥离，他们相信人是能够把握世界的，语言是可以切中世界的，因而他们与传统的各家并没有太大的距离。他们理智地分清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差异，自信地确立语言对世界的分析、归纳、描述的意义，乐观地相信语言对世界的调节性功能。

通过语言，他们可以在思维中将整个世界清理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似乎现象世界真的就在这套语言中安分守己地秩序化了，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语言观念，也是他们对语言与世界的结论。

（摘编自葛亮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明代揽纳考论

揽纳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出现于唐朝晚期，在宋、金、元诸朝都很盛行，到了明代不仅仍然活跃，而且在形态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揽纳，也称包揽，就是兜揽代纳赋税。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被称为揽纳户。明代前期，揽纳户的主体是城市中的权势之家或投机钻营的无赖之徒，他们从税户或解户那里兜揽代纳，通过揽而不纳、虚买实收、以次充好等途径谋取钱财。到明代中期，同时又出现另一种揽纳。与封建政权相联系的乡绅阶层势力不断扩张，乡绅豪强采用“诡寄”的方式，将民户国粮兜揽到自己名下，包收代纳，多收少交，牟取厚利。揽纳对国计民生造成损害，却屡禁不绝。

明初的赋税制度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实物为本，无论是田赋还是上供物料，都以征收实物为主。田赋分夏税（征麦）、秋粮（征米），此外有丝绢、棉苎麻布等，部分地区还要交纳草料。上供物料则是因需而征，包括皇室消费的食品、用品，官府手工业所需的各种原料，各种军用物资、建筑材料等。二是民收民解，即要求民户将指定物品自行运送到指定地点交纳。永乐迁都后，为了收纳全国各地解运而来的钱粮物料，北京陆续设立了众多仓场。巨额的物资解纳和处多的仓场存在，为揽纳者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征收到入库各个环节，都可以看到揽纳者的身影。

万历年间，户部疏请“禁包揽”，并概括包揽为“本地之包揽、在京之包揽、各衙门之包揽”。前二者是就揽纳活动发生地而言，而“各衙门之包揽”是就揽纳者的身份及其运作形态而言。明代仓场的官吏员役，不少自己就从事揽纳。各种包揽，危害极大。往往额外勒索，加重解纳者的负担。永乐十七年，监察御史邓真指出：“今贪利之徒，一概揽纳，不收本等物料，而行收钞贯等项，以一科百，以十科千，以百科万，恣肆贪残，吮民膏血。”揽纳到手后，揽纳者又常常拖延不予上纳，解纳者被累不堪。隆庆六年，神宗在诏书中指出：“各处解纳钱粮到京，内外管收人员掯索使用，多于原额，以致上纳挂欠。及在京势豪，在外积棍，包揽谁骗久之。贻害小民，苦累正户。”

自宋代以来，揽纳一直被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治，明朝也有众多比较严厉的处罚条例，但终明之世，揽纳一直风行不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一大原因。勋戚、宦官等权势人物染指揽纳，即使事发，也往往曲法宽贷。如天顺年间，宁阳候陈懋纵子侄揽纳事发，英宗念其“积有劳且老疾，姑宥之”。另外，制度性弊端是又一大原因。从解运过程看，远距离运输实物，不但耗费巨大，而且面临诸多风险。如解运白粮到京，途中要交纳船税，要支付牵挽、转搬费用，或被人偷盗，或日久蚕食，或因雨湿烂等，到京时大概十去三四了。即便解纳到京，到各衙门办理手续，乡野百姓人地生疏，经常受恐吓勒索；钱粮物料入仓，又往往“小脚库秤索求不已”，诸多留难，使上纳难以顺利完成。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揽纳考论——以解京钱粮物料为中心》）

经典阅读与人文情境

许洁

①我们读经典，要有人文情境参与其中。人文情境，是指阅读经典或认知传统文化精髓所必备的、人同其心又同其情的“情境”。下面谈“学术情境”和“艺术情境”两点。

②学术情境就是用求真的心态去认知经典。如何理解与营造阅读经典的学术情境，传统智慧依然启迪无穷，可从如下学术关系来考察。

③一是“博与精”。学习要博览群书，拓展视野，人们说 “开卷有益”“世事洞明皆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读《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结合《诗经·衡门》“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其学术背景是古老文化的生殖崇拜。博，才能“通”，通，才能达到“大方元隅”的境界。与博对应的是精，杜甫对作诗的要求是“毫发元遗憾，波澜独老成”，可谓精益求精。这种专心致志丝毫不苟且的精品意识，是我们学习经典中应汲取的精神力量。二是“渐与顿”。古代经典示求实、求知、求真之法，分渐悟与顿悟两类。孔子授学以“时习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均是渐习而求知。与渐习对应的是顿悟。据《坛经》记载，禅宗五祖弘忍传法，弟子神秀最为优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柴房小僧惠能以为不佳，复作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前者明“渐”后则倡“顿”，由此而被弘忍激赏，传衣钵予惠能，成为六祖。顿悟启迪智慧，激发主观能动性，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求实之上的精神超越。三谈“得与夫”。学习经典，获得容易舍得难，舍得就是舍去获得，即“失”。老子是大智慧者 他曾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林语堂有一句情人节的话：你如果爱一个人，不要给她九十九朵玫瑰，而给她喜欢吃的饱饱吃一顿。这或许是故意歪曲老子原意，但这种求“失”，与孔子的“安贫乐道”、孟子的“舍利取义”思想是默契的。

④用审美的心态去认识经典、理解经典，在阅读经典时得到审美的趣味，这种互为，是艺术情境。有人借用古代的“秋水蒹葭”“人面桃花”“红叶题诗”谈诗学中的执着、感逝与向往，非常形象而精彩。这三段故事也能借助阅读经典而达致艺术情境的进阶程序：《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本是一首情诗，但其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之永恒追求，却对我们认识经典并付之实践，以倡扬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是有所启迪的。唐代诗人崔护的《人面桃花》写了一段情事，表现出一种对和美世界的回忆与反思，同样可以引喻为某种反省精神。《北梦琐言》记载一名宫女题写在红叶上的诗：“流水何太急，宫中尽日闲。殷情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原来这诗表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人身自由的追求，而古人又将此加以演化，成为人生于困顿中振发的精神力量。

⑤艺术情境与学术情境的不同，在于创“形象”为“象征”。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指一位戍卒背井离乡的情境。“杨柳”已由一种植物形象化成“别情”的象征。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