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温暖的欠条

化 君

晚间散步，遇见同学。她劈头就说，你相信这世上有好人吗？好得犯傻的那种。接下来她说了下面的事。

那天，我妈骑三轮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说，她遇着好人了。坐在沙发里，顾自絮叨起她遇见的好人。

当我听见她说“那人把我的三轮碰歪了”，我这才把头转向母亲，发现她衣服上粘满尘土，这儿一片，那儿一片。我妈却仿佛捡了大便宜似地，滔滔不绝。

“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原本可以不管我的，他却刹下车子，跑过来扶我，问我摔坏了没有。我踢蹬踢蹬腿，再甩甩胳膊，说，没事儿，走吧。他仍然不走，非让我走几步。确定我真的没事后，又把我搀到车上，说，骑上去试试，看车摔坏了没有。”

“你说一个大男人家怎么婆婆妈妈的，我都觉得啰嗦了，推开他说，快走吧，我也该回家做饭了。说完，我蹬起三轮就走了。哪承想，他又追了上来，塞给我一张纸条，他说纸条上是他的手机号……”

这时，我忙不迭地问我妈，纸条呢？我妈说人好好的，要它做什么。说完，站起身来就往厨房走。我妈突然哎哟一声。我问怎么了，她朝我摆摆手说，没事儿。可是，第二天，我妈就起不来床了。

我把我妈送进医院。当我把做B超，CT，心电图，胸部透视等一系列的检查单拿给医生时，医生说得马上做手术。

我一边给我妈办理住院手续一边不停地埋怨她，有您这样的吗？一边狠狠地想，一定把那个“好人”找出来。可是，一直到我妈出院，我也没找到那个“好人”。面对一笔不菲的费用，我的火气噌噌往上蹿。我用命令的语气对我妈说，你再好好想想那个手机号。我妈迟迟疑疑地说，想不起来了，一边不停地在各个衣兜里摸索起来。我妈突然颤抖着声音喊，找着了。真是老天有眼。

我用发颤的手指按下那个号码。关机。一连几天，都是这两个字。我虎视眈眈地望着我妈，这就是您老人家遇见的好人？

我妈却仍然为那人辩护说，兴许人家手机没电了呢。但说这话时明显没了底气。

那天是个很好的天气。然而，阳光有多明媚，我心里就有多阴晦。但我不敢再埋怨我妈。这件事情以后，她在我面前像个债务人似的，一天到晚大气都不敢喘，让人心疼不已。这更增加了我对那个“好人”的愤恨。

一天，一个男人按响我家门铃，他说他找一个骑三轮的大娘，一个月前他碰了她。我正要火山爆发，母亲急慌着走过来，把他让进屋里。

在我如炬的目光里，他低下了头。他说他原本打算第二天就来看我妈，可是家里出了点事，一直没脱开身……

我打断他说，啥也别说了，先给我报销十万元的住院费。

我妈连忙出来打圆场，问那人，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他说，那天您接过我的手机号后，骑上三轮就走，我不放心，悄悄在您后面跟着，看您进了家门才离开。他忽而把头转向我说，您请假照顾大娘，单位要罚款的吧，一并算到我头上。

我妈接过去说，这可使不得，要不这样吧，十万，咱们一人摊一半。再说，那天要不是我急慌着回家做饭，也不会……

那人说，人是我碰的，这钱怎么能让您拿呢？稍作犹豫，他不好意思地接着说，我一下拿不出这么多，我先给您打个欠条行不行？您放心，一个月之内我一定还清。

我马上火了，没好气地说，蒙人的吧，就像那张写手机号的纸条一样。

他的脸腾地红了，吃吃地说，对不起，那天我手机丢了，我换了新号。

同学突然换上一种动情的语调说，你知道吗？他是个残疾人，他的两条腿是假的。为了十万块钱的债务，他竟然打好几份工，什么活钱多干什么。他的“腿”都累断了，又没钱换新的。他是坐着轮椅来我家还钱的。他说，他的两条腿是在一次车祸中没的，撞他的人跑了……

（选自 《小说月刊》2017第8期，有删改）

《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君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积居，与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摘编自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