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世博会”，是人们对世博会云集了各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和最新潮的产品及概念模式的由衷赞叹。每一届博览会，无论规模大小，都使人类文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参与世博会与日本同步，但没有日本学得彻底。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与其效仿西方创办博览会，促进生产改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无关联。

作为工业革命的产物，历届世博会对促进各国技术创新、扩大贸易、加强国际合作，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直接推进作用。然而，在根本意义上，世博会的功用还不限于单纯的经济和科技交流，而是更为广大的整体性人类文明交流。

博览会以娱乐休闲、交流沟通为特征，体现着民族和谐的理念。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维多利亚女王就宣布藉由博览会实现全体人类之间和平与高尚的竞争，促进彼此相互了解，以增进人类福祉。其宣示成为日后各国举办博览会的正当理由。博览会是一种以教育民众为主要目的的展览活动，它详细罗列人类满足文明需要所拥有的手段，展示人类活动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前景。它传播技能，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根据以往的经历或者借助未来的曙光来启发思考。此外，促进交流和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和平是博览会的另两个目的。博览会一方面提供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的展示与比较，互相学习充实，另一方面有助于接受他人的差异，更好地寻求谅解。

世博会是未来发展的平台。1974年斯波坎国际博览会将环境问题作为主题。1982年诺克斯维尔国际能源博览会，首次以能源问题为主题。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以人为本，建设科学的城市是上海世博会展示的理念，该世博会首次以城市问题为主题，将成为展示21世纪“和谐社会”，体现“和谐城市”理念的重要载体。

博览会是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和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能为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为新技术核心产品的营销开辟新市场，为人类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新动力。1851年伦敦世博会建造的“水晶宫”，预示着人类建造史上“玻璃时代”的到来；1889年巴黎世博会留下的埃菲尔铁塔，象征着“钢铁时代”的来临。许多重大科技发明都是通过世博会的介绍而在全球传播开来。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博览会浓厚的现代气息和新兴科技浪潮的冲击下，也会相应地开始自身的工业化和科技化建设，从而被纳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之中。

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均以举办世博会为契机提升城市功能，进而促进举办城市和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上海世博会不仅带来了世博会自身需要的投资建设，而且能加快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借助“世博会效应”，一个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在本世纪迅速崛起。“一切始于世博会”，21世纪的中国必将以世博会为契机而腾飞。

A．世博会让人们在休闲和娱乐的同时，也通过展会传播技能，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教育和启发人类积极思考，有利于互相之间接受差异。

B．世博会虽然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但它自诞生起就承担了促进人类的和平与交流的责任，各国都是凭借这一理由成功举办博览会的。

C．世博会是世界发展的平台，许多关系到世界未来和发展的重要话题，比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都是通过世博会引起了人类的关注。

D．首次以城市问题为主题，是上海世博会的创新之举，上海市也因此成为展示21世纪“和谐社会”，体现“和谐城市”理念的重要载体。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材料一：

1995年，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这一时期，大学生村官主要表现为人数较少，形式多样，逐步打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后来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年内实现全市5200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2004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10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2005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2006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

（摘编自李妮《大学生村官面临的问题及建议》，作者来自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材料二：

在对大学生村官的访谈中，普遍有身份尴尬的感觉。从身份上说，大学生村官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干部，主要是对村干部进行协助，即村官不是官，在本质上是一段时期的服务者，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点，发挥最佳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在问及合同期满去留时，几乎全部的大学生村官都表示，希望在近两年内考上公务员或者考研及创业，其中大部分都表示尽量能考上公务员。

一项对新疆巴州和静县某银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报告显示，39.6%的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最大的担忧是能否带领村民致富；24.8%担心大学生村官能否很好地融入农村生活，28.9%则表示对大学生能否长期扎根农村表示担忧。

（摘编自“豆瓣网”《大学生村官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材料三：

大学生当村官9年，想继续在农村发展，却成为“临时工”，这种大学生村官的尴尬处境说明一些地方政府把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途径，却没从当地的实际需要、大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规划大学生的农村工作，或者是将其作为表明自身重视人才的“政绩工程”，对如何长效使用这批大学生缺乏长远考虑。

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遭遇，却让我们不得不从理想设计回归现实：政府部门，究竟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又给大学生村官创造了多大的事业空间？大学生村官解决自己的出路，闹到上访，被有关方面“劝回”的地步，其中有多少无奈，需要有关部门多多思量。

（摘编自“搜狐网”《熊丙奇：大学生村官计划又成烂尾楼？》）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白。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取材于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蓬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取材于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取材于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