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学素质一般指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科学方面的素质，主要包括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世界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20世纪90年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低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此，200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

《科学素质纲要》颁布以来，相关部门开展了大量的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对中小学阶段科学课程课标进行修订，开展科学教师培训，开发科学课程，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等快速发展，科普图书、科普报刊、科普影视、科普网站等不断出新，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普日、科技周等活动持续开展。10年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显著提高。上述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显著提升。据2015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6.20%，比2005年的1.6%提高近三倍。

科学素质是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大推进力度。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还不能有效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研究表明，201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30多个发达国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最低都在10%以上。

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现代公民科学素质服务体系，并实现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0%的目标。

（摘编自《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

材料二：

自2006年《科学素质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大幅提升，年平均增长由2005-2010年的0.33百分点发展到2010-2015年的0.59百分点，再提升到2015-2018年的0.76百分点，逐步缩小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国将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和领导干部与公务员作为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点人群。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的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10.38%增长到2018年的20.84%，在重点人群中居首位，保持了领先并快速增长的势头；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2.97%增长到2018年的10.14%；农民科学素质水平由2007年0.97%增长到2018年的2.62%。

（摘编自《2018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报告》）

材料三：

受教育程度是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决定性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具备科学素质公民产生的基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具备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明显提升。2018年与2015年相比，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有所下降，在历次调查中首次出现文化程度较高人群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下降的状况。这一方面反映出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如何保证具备科学素质的人数也能同比例增加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养已进入高位增长和缓慢提升阶段。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9月19日）

中国真正的“贵族”——李佩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