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真情

刘文典

刘文典，1889年生，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因学问高深，为人狂、傲、怪，但不失赤子之情，闻名学界。

1927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掌握大权不久的蒋介石，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刘文典则冷冷地掷出一句“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责难”刘立典纵容学生闹事，“责令”他交出肇事学生，并“传唤”他到南京悔过。刘文典一肚子怨气：“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就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参加同盟会，曾任孙先生秘书，声讨过袁世凯，蒋介石一武夫罢了，能奈我何！”面见蒋介石时，他顶撞道：“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刘文典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最终蒋介石以“治校不严”为由将刘文典当场羁押。章太炎听说他面斥蒋介石的始末，想起三国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送给学生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九一八事变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准备反蒋，借刘文典骂蒋之名，重金聘他去广东。刘文典识破陈济棠的用心，感叹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坚决退还礼金。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本人多次延请滞留北平的刘文典出任伪职，他均严词拒绝，为此惹怒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在日寇面前，日语流利的他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之后，他不再讲日语。

刘文典学贯中西，其学识博大精深，但他恃才傲物，狷介无比。在北大，刘文典讲《庄子》，第一句都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学生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感慨：“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文典国学功底深厚，对国学大师也十分崇拜、爱戴。抗战时期，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从刘文典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魏晋人物的风采，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这种率真和坦荡在今天尤显得可爱与可贵。

（有删改）

手机或许不是人的一个单纯用具。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器官。

手机似乎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它长在人们的手上，就如同手是长在人们的身体上面一样。手机是另一个说话器官，是一个针对着远距离的人而说话的器官，因为有了手机，人的语言能力增加了，人们可以将语言传送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同样，人们的听觉也增加了，耳朵居然能神奇般地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我们看到了人体身上的新的四位一体：手、嘴巴、耳朵和一个金属铁盒——手机。它们共同组成了身体上的一个新的说话机器。

手机深深地植根于人体，并成为人体的一个重要部分。离开了人体，离开了手，它就找不到自己的意义。正如人们对它的称呼“手机”那样，它只有依附于手，才能获得它的存在性。手机能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同另一个人进行交流。手机这一最基本的无限延展的交流能力，能使人轻而易举地克服时空间距离而超越孤立的状态。这是人们使用手机的最根本和最初的原因。一个危机时刻的人，如果有手机相伴，就可能会迅速地解除这种危机。

手机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这个人可能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用手机，他发现不了手机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一旦他使用了手机，他会发现，没有手机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就是说，人已经进化到手机人的状态。社会越是被手机所充斥，手机越是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从另一个方面要求了手机的普及化。事实是，手机确实越来越普及了。

手机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也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人们。手机抑制了人体的某些官能：它抑制了行动能力，人们尽可能减少身体运动；抑制了书写能力，人们越来越借助机器通话；抑制了记忆能力,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储存消息。有时候，手会无意识地去寻找手机，去摸索手机，去把玩手机。人们偶然丢失了手机，他就会变得烦躁不安。正是因为人们如此地依赖于手机，反过来，人们又被它所折磨和打扰。手机成为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手机？这是每个人的日常性的自我技术——开机还是关机？静音还是震动？短信还是会话？是将这个器官暂行性地关闭，还是让它随时随地警觉地待命？总是要反复地抉择——手机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难题。焦急地等待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或者惧怕某个特定的手机铃声，常常会令人不安。

手机融合了文字和声音的双重交流功能，它将书信和电话融为一体，而且更为便捷。不过，同书信姗姗来迟相比，手机将等待的美好期望一扫而空。等待和期盼趋于消失。手机在扫荡了书信的同时，也扫荡了书信的特有抒情，扫荡了埋伏在书信中的品味和生活风格。手机让人通向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打开公共空间的钥匙。因为手机上储存着如此之多的名字和号码，你能够随时迅速地跟他讲话，但是，夜深人静之际，你想要跟一个人说说话，将手机上的号码逐个地翻阅一遍，你真正想拨打的号码一个都不存在。

（摘编自汪民安《论家用电器》）

歌德之勺

张炜

1987年，从北到南走了一趟德国。一天，我和朋友在法兰克福大街上闲走，突然想起了歌德。这儿有他最重要的故居啊。我和几个朋友立刻匆匆去寻。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文学的星云中，像他一样的文坛“恒星”大概不会太多。在中国，也只有屈原、李白等才能和他媲美。第一次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掰指计算作家当时的年龄，感受一个少年的全部热烈。那时觉得如此饱满的情感只会来自一种写实，而不需要什么神奇的技巧。现在看这种理解有一多半是对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究竟需要多少技巧？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写的，它只要源于那样的一颗心灵。心灵的性质重于一切。

今天终于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了你。今天来到了从小觉得神秘的这位艺术家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幸福。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诗人出没的东西，小心翼翼。我们试图通过逝去的诗人遗留在器物的神秘，去接通那颗伟大的灵魂。

歌德故居是一幢三层楼房，当然很宽敞，很气派，与想象中的差不多。书房，卧室，客厅，最后又是厨房。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宽大的厨房特别这样注意起来，在那个阔大的铁锅跟前站了许久。记得锅上垂了一个巨型排气铁罩。所有炊事器具一律黝黑粗大，煎锅、铲子；特别是那把高悬在墙上的平底铜勺，简直把我吓了一跳。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把炊勺。

这样的炊具有没有办法做出精致的菜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出当年这里一定是高朋满座，常常让诗人有一场大欢乐大陶醉。可以想象像酒酣耳热之时，那一场诗人的豪放。大厨房约可以让十几个厨子同时运作，他们或烹或炸，或煎或炒，大铁勺碰得哐哐有声。

诗人的一颗心有多么纤细。我难以想象他需要这样的一间厨房。为什么，想不出。这样一间厨房足可以做一家大饭店的操作间，太大，太奇怪。  

主要是勺子太大。 

从厨房中走出，到二楼，又到三楼——那里主要是一些关于诗人的各种图片，它们悬满了墙。我没有看到心里去。我好像还在想着那把大勺子。它是铜的，平底，勺柄极长。我就是弄不懂它是做什么用的……人的一生无非是“取一勺饮”，而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天才，其勺必大。这样一想，似乎倒也明白了。  　

关于诗人的全部故事，我所知道的一些故事，都在这个时刻从脑际一一划过。回想他那两卷回忆录《诗与真》，还有他与那个年轻人的谈话录（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感受着一个长寿老人的全部丰厚。他在魏玛宫廷任过显赫的官职，一度迷过光学研究。长篇短篇戏剧样样皆精，一部《浮士德》写了几十年……是的，他像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个过客，只是“取一勺饮”。然而他的“勺子”真的比一般人大上十倍二十倍。  　

关于歌德，有一段话我们是耳熟能详了。恩格斯曾这样说：“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在法兰克福的歌德之家，我们能够很具体地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吗？在他的故居中，徘徊于诗人的物品之间。突然，上一个世纪的特异气息浓烈地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