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面向风雨的歌者（节选）

鲍鹏山

①屈原是一本大书，可以让我们代代翻阅而不能尽其意。物理存在的屈原在纪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却永在生长，且日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庇荫着吾国吾民的精神家园。

②屈原的代表作《离骚》，诉说有三个对象：对君，对自己，对小人。简单地说，对君是忠，屈原标志着对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对士之“弃天下如弃敝履”的自由的否定，也标志着另一种观念的建立：“忠”。

③忠而见疑，便是怨。这怨之来处，即是“忠”。由忠而见疑而产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妇之道”的，是颇为自卑而没出息的。更糟糕的是，《离骚》还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远、被流放归罪于小人对自己光彩的遮蔽，对自己清白的污染。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与君王之间，导致自己的被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弃妇心态，就是从屈原开始的。

④好在《离骚》中还有对自我的充分肯定与赞扬。令人稍感吃惊的是，正是在屈原这样一位向君权输诚的人那里，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精神表现得尤其强烈和突出：他那么强调自己、坚持自己、赞美自己。而且一再表明，为了坚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体解不惩。 正是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屈原几乎在所有时代都会得到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在我们大力宣扬屈原忠君爱国爱民的同时，一定不要忘了他张扬个性的一面。这后一点，也许是屈原最可贵的东西。谁能像他那样让自己的个性直面世界的辗压而决不屈服？谁能像他那样以自己个性的螳臂去挡世界的战车？谁能像他那么悲惨，谁能像他那么壮烈？谁能像他那样成为真正的战士？

⑤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痛：“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中的句子，充斥着“恐”、“太息”、“哀”、“怨”……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愤怒，往往是道德愤怒，是集体的愤怒；而屈原的愤怒，虽然也有道德的支撑，但却是个人的愤怒。屈原很执着地向我们诉说他受到的具体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楚怀王如何背叛了他，顷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兰与靳尚如何谗毁他……他起诉这些人对他个人的不公与伤害，指责他们道德上与智力上的双重昏聩。

⑥如果说，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经》，其人生感受的尖锐性大有折挫而略显迟钝的话，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评为“露才扬己”的屈原，则以其“发愤以抒情”（《惜诵》）的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当个性在面对不公与伤害时，是何等的锋利而深入。这种锋利，一方面当然是对社会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内心的血淋淋的开剥。伟大的个性，就从这血泊中挺身立起。

⑦我们看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诗人；看到了一个时时在掩面痛哭的诗人；看到了一个面向风雨“发愤以抒情”，又对人间的邪恶不停地诅咒的诗人；一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泽畔，长歌当哭，以泪作诗的诗人。可他并不脆弱，并不告饶，决不退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于是，便出现了这样惊心动魄的对峙：一边是世俗的强大权力及权力控御下的人群及其观念，一边是孤独无依却一意孤行决不屈服的个人。屈原的伟大，即体现在这种对峙之中。所以，我曾在《屈原：无路可走》一文中说，“屈原之影响后世，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

⑧屈原的作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与社会、文化发生冲突，并遭至毁灭的记录。所以，如果我们说，《诗》反映的是生活中的冲突，并因此被冠之以“现实主义”的名目；《骚》则由生活中的冲突深入到内心的冲突，是一个强悍不屈的个性心灵的痛苦心声。它体现了个性的深度、痛苦可以达到的深度，它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坚持，自我的抗争，是追求自由、幸福与个人信仰的曙光。

（有删改）

喜欢读沈从文

①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这也许是他的由衷之言。他一生的命运，均与美的追求相关，为了这种追求，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②正是为了追求美，他自湘西凤凰古城走出，一无学历，二无靠山，三无显赫声名，只身闯入陌生的北平古城。那年他20岁，住在湖南会馆的一间潮湿小屋中，冬日严寒,他用冻肿的手写小说。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找沈从文。”“哎呀，你就是，原来这么小。”这人是郁达夫。因为看过报上他的文章，特来看他的。郁先生领他去餐馆吃了“葱炒羊肉片”，回来，将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零钱留给了他。沈从文感动得“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③这个小故事得自黄永玉先生的一篇文章，它深深感动了我，为我揭开了“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这奇迹的序幕，也使我窥见了他善良温和品格的影子，以及老一辈作家对待后来者深情关怀的感人细节。而沈从文在成为“大作家”之后，对待后来者，对待每一个年轻人，包括素不相识来访者的那种平易近人、体贴入微的亲切与慈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④对此，我有亲身体验。

⑤那是1981年5月，我去北京为《海鸥》月刊约稿，拜访几位曾在青岛住过的老作家，其中便有沈老。没有人引荐，事前无约定，便贸然叩开他的门。那是他新迁去的居所，并不宽绰，小小的厅，摆着张方桌，他正坐在桌边埋头写什么，原来，是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说、散文选写序。我和同去的刘禹轩兄坐在方桌两侧，听他侃侃而谈。他夫人张兆和沏来了清茶，那茶壶很讲究，与桌上小小的烟灰缸同样精致。这时候，他已高龄，白发稀疏，脸面红润，神采奕奕。除了说明来意，我们几乎没提什么话题，他却滔滔不绝，谈锋甚健。一口湘音，细而快，许多话是听不懂的。但是他那热情，那喜悦感，那亲切如对老友的情绪深深打动了我。这哪像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简直像是对久别重逢的老友或亲人。当谈到白先勇、金介甫，他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壁上悬挂的他与白先勇一起照的相，喜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外界有人说，他改行做文物研究是出于自愿，仿佛他对被切断了创作生涯毫不介意似的，从他的这种情绪可以看出，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由于他是个心地宽宏、性格温和的人，把一种痛苦藏在内心，从不诉之于牢骚，只是独自默默忍受罢了。

⑥沈从文是位多产作家，多产而优质。他的每一篇作品都要经过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的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情境优美，语言讲究，完全可以作为散文来欣赏，代表作《边城》便有很浓的诗意。欣赏他的作品，我以为可把握的两点是：内容上，如他自己所说：“我只想造希腊神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形式上呢，则是诗意美的追求。“有诗意还是没有诗意，这是沈先生评价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标准。”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说的。

⑦我读得较多的是他的散文。《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这些散文集子，都是以他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而创作的，以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题材。汪曾祺说：“沈从文是一个风景画大师，一个横绝一代、无与伦比的风景画家。”这个评价毫不过分，风景，尤其是水边风景，是他最拿手的。他自己也说，他的最好的作品都是在水边写的，却又不限于此。由于他习惯于什么都去看看，要在平平常常的生活里看到它的美，它的诗意。他的散文中有着底层人民的情感与生活细节，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况味。《从文自传》就不仅是他的个人经历，而且是湘西一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细致、生动、质朴、感人。

⑧在他被夺去了那天才的笔，寂寞多年之后，在他过完了追求美的一生，悄然离世之后，我意外地读到他的一些书信，这便是他夫人和儿子编选出版的《从文家书》。从书信中，我读到了一些更为感人、自然的优美散文，感受到他那赤子之心的人格美。下面这段话摘自1938年他从昆明写给夫人的信：

⑨“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时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宏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⑩我还想抄下《湘行书简》中的一段文字：

⑾“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⑿这便是沈从文，这才是沈从文。他的敏感和感动，是他身上最闪光的亮点，是他的人格美之所在，也是最值得我学习的方面，远远超过他作品的文字之美。

（取材于耿林莽的同名文章）

儒家道统：专制皇权的制衡力量

以往，人们常常把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和“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把西欧封建社会套用在中世纪中国是错误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原本是两种不相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而专制主义与孔孟之道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的澄清。

首先，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诸如“君臣友道”之类的观念已经从元典中消失了踪迹。其次，儒学也并非专制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人认为，法家在缔造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一直有“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的说法。最后，即使是董仲舒以后的儒学对于皇权专制主义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这些言论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

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认为的儒家道统是“尧以是传之舜……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来恐吓“人君”，一方面用“道统”来干预“政统”，儒学和儒士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如果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民主宪政，就不好说儒学思想纯粹是专制主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