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说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表达出诗所难以传达的情绪，但有时也不能表达诗所能传达的情意。换句话说，诗有诗的意境，词有词的意境，有的时候诗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词里表达出来，同样的，有时在词里所能表达的，不一定能在诗里表达出来。比较而言，是“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诗里所写的内容、所传达的意境更为广阔、更为博大，而词所能传达的意思是“言长”，也就是说有余味，所谓“长”者就是说有耐人寻思的余味。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词》中也曾说:“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

为什么诗与词在意境和表达方面会形成这样的差别和不同？其既有形式上的原因，也有写作时语言、环境、背景的原因。

我们先说形式上的原因，如果以词跟诗歌相比，特别是与五言古诗相比，二者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像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的长篇五言古诗，所叙述的内容这样博大、这样质朴，像这种风格和意境，在词中是没法传达的，因为词在性质上本是配乐歌唱的歌辞，它有音乐曲调上的限制。

另外，在形式上的字句和音律方面，诗一般流行的是五言和七言的句式，通篇是五言或七言，字数是整齐的，押韵的形式都是隔句押韵，即第二、四、六、八句押韵，形式固定；而词的句式则长短不整齐，每句停顿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就诗的停顿而言，一般来说，五言诗常是二三或是二二一的节奏，七言诗常是四三或二二三的节奏，像杜甫诗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可是在词里，不仅词句的字数是长短不整齐的，而且在停顿节奏方面也有很多不整齐的变化，就算是五字或七字一句的，其停顿也有时不同于五言或七言诗的停顿。即如五言的句子会有一四的停顿或三二的停顿，七言的句子会有三四的或三二二的停顿，如周邦彦词句“嗟—情人断绝”和“似—风散雨收”。当然，词里面也会有与诗相同的停顿。这两种不同的停顿方式有两个名称:凡最后一个停顿的音节是单数的与诗相同的，这样的句式称之为单式；最后一个音节的字数是双数的，则称为双式。一般来说，一个词牌里单式的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就比较轻快流利，而双式句子较多，这个调子则比较曲折、委婉、含蓄。

有的人要说，不是词里才有不整齐的句子，诗里面也有杂言的形式，也是不整齐的句式。即如汉乐府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同词一样是长短不等的句式。有人还说，汉乐府和词一样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诗歌，两者相似，其间有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我以为，乐府诗是先有歌词后配乐曲的，而词则是先有曲调而后按照曲调填写歌词的；乐府的长短句是完全自由的，而词则是完全不自由的。二者虽外表形式很相似，但完全自由写作的乐府诗和按曲填写的歌词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所配的音乐也是不同的。

（选自叶嘉莹《唐宋名家词赏析》，有删改）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深厚传统，而民俗文化学在中国则是随着整个社会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其深厚根基则是在几千年的本土文化之中。据史料记载，起源古老的节日风俗乃至一切民间习俗，它的成因一般说来总是与原始社会中一个部落、一个部族或后来的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最根本的共同愿望密切相关，往往是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最初总有一种功利目的。而当风俗一旦形成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生命流程，随着人类世代的绵延，风俗不断被补充、被修正，并被代代相传。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远古祖先创造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遂根据各自的生存条件和状况，对这些习俗作出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这样就造成了或附会了许多有关习俗的解释性民间传说。可见,传说的附会总是在习俗形成之后，实际上是为了延续或加强这一习俗才发生的。

端午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无疑是中华民族最具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文化之一。起初，端午节是从南方吴越地区传播开来的祭祀龙图腾的民俗节日，因此可以称为龙的节日，是对龙图腾的祭祀，是先民希望证明和显示自己的“龙子”身份，以此祈求龙保佑健康与安全，从而达到祛邪、疗病或祷祝丰收等等的目的。可见，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为什么传说端午起源于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其根源于民众生活的某种实际需要，而用某个传说来解释它。正如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提到的除屈原外，介子推、曹娥、越王勾践的遭遇也都曾和端午节发生过关系。其实，在中国的漫长历史里，民间流传的端午习俗传说一定还要更多更复杂。经过淘汰才留下了上述四人保存于古籍之中。又经过多少年的流传到今天，人们已不再把端午习俗与介子推、曹娥、勾践并提，而只与屈原相联系了。这就是说，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习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

端午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成分逐步加强。可以说，同我国其它传统民俗节日一样，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深沉的民族感情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培育。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大举入侵，许多人沉醉于“圣诞节”、“愚人节”等洋节，渐渐淡忘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节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民族节日在文化上的传承。今天，我们只有用实际行动捍卫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心怀敬畏，责无旁贷。

杂文·糠菜团子·豆腐渣

粒 砂

①很冒昧地问一句：眼下，能称得上“匕首”“投枪”的杂文，有吗？有，但少而又寡，寥若晨星。

②如今的杂文多了些“媚”，少了些“刺”，越看越不对劲，甚至有些杂文简直成了糠菜团子豆腐渣，还没击中目标，自己先散了。

③这是一种悲哀和尴尬。眼下，卓尔不群的杂文家及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杂文，如凤毛麟角。而多的是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个人叹唱的所谓杂文，多的是无病呻吟、不痛不痒、隔靴搔痒的所谓杂文，多的是人云亦云、四平八稳、游离时代的所谓杂文。一向被称为“匕首”“投枪”的杂文，如今怎么啦？咋成了“银样镴枪头”？成了糠菜团子豆腐渣？

④我们寻觅那种诛伐邪恶、匡正时弊的杂文；我们呼唤那种淋漓尽致、桀骜锋利的杂文；我们渴望那种有思想深度、有幽默趣味的富于逻辑力量、思想锋芒和阅读美感的杂文。在乌鸦聒噪杂音频起的年月，我们悉心聆听君子坦荡荡般雷鸣闪电的药石之言，那种怒目金刚的逆耳之言！哪怕那声音是微弱的，我们都会认真地辨析和聆听！

⑤是的，杂文的确是有“诸多不便”，也确实难写。正如有人所言：“杂文是个奇特品种。太黑暗或太光明的时代都没有她用‘文’之地。天下太无道，不准庶民非议，庶民不敢公开非议；天下太有道，放手让庶民非议，庶民则无可非议。”同时，杂文还有别种尴尬，那就是“别人做得，我却写不得”！但，那就妥协了吗？这绝非杂文及杂文家的个性！什么是杂文？杂文就是良药、银针、解剖刀，就是黄钟大吕暮鼓晨钟。它于微末中见大义，于褒贬中知趋避，能警策人心，使人清醒，更能明是非正风气知兴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杂文作为文学的社会认识价值，应与杂文家“唤起民众”的启蒙责任感相称。这就要求杂文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侠骨柔肠赤子之心。鲁迅先生受到世人敬仰，不正是如此吗？

⑥作这样的判断，并非一味否定目前的杂文地位或状况。而是说，目前的杂文不尽如人意之处太多太多。若问什么是优秀的杂文，何谓卓绝的杂文家？你读读鲁迅横眉冷对的嬉笑怒骂，晚年巴金剖心自省的忏悔真话，你读读邓拓、吴晗、廖沫沙，便会从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