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雄安新区地处华北腹地，与京津两大直辖市互为支撑。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雄安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加紧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提供了一块新的重要“试验田”。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带来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积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尤为需要以开放促改革，抓紧补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正是立足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站在我国发展新起点上，把全面开放引向纵深的重要之举。

雄安新区另一项神圣而特殊的使命，就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地大踏步发展，汇聚了大量优质资源，与周边发展形成明显反差：两大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大大超出河北全省的经济总量。尤其是首都北京，不仅汇聚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必备的核心功能，同时也吸附了许多与首都核心功能不相匹配的过多的经济中心功能。比如非科技创新型企业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以及高端制造业中缺乏比较优势的生产加工环节等，如不有序向外扩散，既给首都自身造成难以承受的资源环境和人口压力，也使周边地区难以弥合与首都之间“断崖式”的发展差距。因此，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引领，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可谓是加快培育形成新的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紧迫需要。

（摘自《经济日报》，有删节）

材料三：

事实上，雄安新区的建立符合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结构之说”或许是外部世界观察雄安的一个角度：第一，前工业化阶段，区域内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极不发达，区域空间总体上都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第二，过渡阶段，区域空间由工业化的强大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外围地区所组成，结构日趋不平衡；第三，工业化阶段，每个经济中心都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外围地区，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第四，后工业化阶段，随着中心与外围地区的界线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雄安新区的建立，意味着向第三、第四阶段跨越。

人们预期，雄安新区将借鉴国内外大城市建设的有益经验，用先进理念和一流水准，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样本。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减法”，换来京津冀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加法”、雄安新区科技创新的“乘法”，进而开创中国城市创新发展新模式，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摘编自《光明日报》张倩《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

现代印刷工艺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手工刻印。这是否意味着，在年画制作中，一定要用“高技术”替代“低技术”、用数码印刷替代雕版印刷？想想陶瓷和纺织行业，虽然早就进入工业化大生产阶段，但缂丝织锦、手工陶瓷和柴烧，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为高品质生活所需要。再来看看传统印刷业，手工印刷在西方也没有完全被机器取代，而是转变为一种更为艺术化、个性化的创作形式。可见传统技艺并不必然被现代技术全面替代。

从西方传来的手工版画，在中国成了一个大的专业门类，源自本土的年画却濒临灭绝。这固然与外在的体制性因素有一定关系，但也有年画从业者自身的原因。放眼国内年画界，只会印不会刻、只会刻老版不会刻新版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不思进取的现象值得业界反省。复兴年画不能单靠情怀，年画传承人要有技艺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至少应该达到专业艺术院校中现有的版画技艺水准。

文化在于关联。最精微的文化关联，体现在技艺的交叠与材料的综合之中，由此构筑起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年画的世界也是这样。随着消费升级，民众对生活品质越来越关注。传统工艺所使用的天然原材料，相对于人造材料，不仅具有稀缺性，而且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本源性联系，越来越受当今消费者的青睐。在生活越来越讲究的今天，能不能恢复使用矿植物颜料？用于雕刻的木板，能不能在选材上更为讲究？年画界能不能和木雕界多些来往？古代雕版插图往往以文人书画为范本，今天的木版水印界能不能和书画界重新建立联系？尤其是用于印刷年画或插图的纸张，能不能采用手工造纸，融合两项或多项非遗技艺？在古代，年画往往由纸铺代售，二者的关系能否在今天得以重构？年画传承人能否与手工造纸传承人产生更多联系？与年画业相关的有扎作、灯笼、图书文具等十余个行业，年画应该多从相关行业中汲取营养，与相关行业同步前行。

年画的历史意蕴是丰富的，因此年画的创新不能是扁平化、单向度的。比如将年画图案印到马克杯或T恤衫上，以为这就是创新。承载这些“创意”的载体，做工粗糙，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贬损了年画的价值。所以，年画创新，不能仅寄希望于其他载体，而应将年画的文化意蕴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从内在品质上实现转型升级。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年画创作还是年画衍生品，都需要从材料、工艺等细节入手，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摘编自陈岸瑛《年画如何走进新年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