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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尽性 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1908年11月，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因父母不和，母亲只好抱着他投靠外祖父黎贞。黎贞是湘浙两省的秀才，在私邸开设经学堂，不但讲授“四书五经”，而且还传授一些新思想。一天，外祖父对杨敬年说：“你文理精通，可以在乡间教书糊口了，不过还是要到城里学校戴个帽子回来更好。”1924年春，杨敬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恰逢大革命时期，他考进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准备参加革命。谁知仅仅过了3个月，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剿灭共产党人的“马日事变”。出身贫苦的他出于对共产党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动离开了黄埔军校。
1932年，杨敬年又考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他选择去那里读书只是因为大学四年不用自己交学费。毕业时，学校分配杨敬年去江苏省民政厅工作，但他拒绝了，这在此前尚无先例。杨敬年“不想当官”。1936年秋，28岁的杨敬年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按照杨敬年自己的规划，本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1944年，杨敬年终于考取第八届庚款留学，于1945年10月到达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杨敬年获授哲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时，杨敬年已经40岁了，随后他立即回国。杨敬年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可是，谁能想到，迎接杨敬年的，却是长达22年的多舛之途。
1957年8月3日，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年后，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撤销教授职务。原本207元的四级教授工资，降为每月60元的生活费，维持家用常常需要依靠变卖书籍和衣物。家里实在没啥东西可卖了，杨敬年就把他从海外带回来的英文原版书拿到了劝业场内天祥市场的旧书肆。杨敬年终究不舍得卖掉，又把书带回了家。最后，他把打字机卖了，因为“打字机在国内能买到，而书不是有了钱就可买到的”。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抚慰杨敬年心灵的“好朋友”。他先后翻译了《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1974年，杨敬年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辞世。他回顾这段住事时总爱引用左宗棠的两句诗：“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1979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杨敬年得到“改正”，他自言“获得新生”。此时他已年逾古稀，早该退休了，可却抱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情，决心有所作为，他似乎要将憋了20余年的劲儿都使出来。
平时勤于阅读、翻译西方学术书刊的杨敬年，发现了一门中国急需的学问——发展经济学。1982年，杨敬年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杨敬年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他编写的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终于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
20世纪90年代末，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其中经济学方面约请杨敬年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此后，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历时11个月，终于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后来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于2001年出版后，十多年间连印16次，发行十多万册。
曾有许多好奇者问起杨敬年的“长寿秘诀”，他总是回答说，因为自己有所追求，追求新的东西可以让一个人精力集中，生活有目的。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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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敬年先生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两大突出成就：一是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填补了学术空白；另外一项成就，则是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成为畅销书。
——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
②生命的永恒追求，就是追求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的，即使危及我们的生命，牺牲我们的快乐，亦在所不惜。
——杨敬年
杨敬年的经历是如何体现“智圆行方”的“行方”的？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