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孔子，把《论语》视作唯一信得过的依据；并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它当成了孔子乃至孔门思想的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论语》编纂也是有重点的，也要遵循不与“六艺”“六经”重复的基本原则，遵循著书立说的一般规律。这就导致人们对《论语》产生误解。例如，现代所有的《论语》普及本，都把孔门所谓的“士”译作“读书人”，不少教育史论著认为孔门的教育内容只有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以前者为重心。

其实，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制文武不分职。各级官吏平日以理治民，农闲时节教民备战，战时出为带兵的将领。与此相应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是文武兼备的。其中“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即使平时演练也有“五射”“五御”等极为繁难的要求，属于早已规范化了的系统的军事教育科目。以历史的眼光看射、御，其专业化程度并不亚于现代射击与驾驶战车技术。借用现代术语来说：射、御这两项武艺，是每个受教育者必修的基础课，而不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

至于孔子所办的私学，既然教育目的仍然是培养修己治人的“君子”，那就不能不受官学教育传统的影响，不能不以传统“六艺”为弟子必修的基础课；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需要的制约，致力于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不然的话，孔门弟子从政以后，怎么能够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孔子私学还会有什么吸引力？

关于孔门的武艺传授，《礼记•射义》中有颇为生动具体的记述。从孔子带领弟子在“矍相之圃”演习“乡射礼”的情况来看，孔门射艺教学既有孔子亲自示范，又有对要领的口头讲解，还十分重视将德育贯穿其间。孔子做射箭示范时“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湛。至于孔子驾驭战车的技艺，《论语•子罕》中也有反映：达巷党人叹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即谓之学而不专、缺乏强项。孔子知道了，便与门下弟子商议，拟在射、御二艺中选一艺来展示所长。这说明在孔子及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六艺”之学。孔子经过比较权衡，选定以“执御”来展示专长，可见其御艺亦相当娴熟，可能更优于射艺。由此窥测孔门之御艺传授及弟子驾驭战车的水平，应当也不会比射艺差。以往论者多将“御”混同于一般的赶马车。其实，赶马车称“仆”，如《论语•子路》中有“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中有“徒御不惊”。特别是当“射”“御”并举时，“御”绝不可以混同于“仆”，而只能是指“六艺”中的这项武艺。

芦草之思  王巨才

那时秋风渐紧，霜叶飞红，忽然就想起了家乡的芦草。

芦草，即芦苇，亦称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古诗词中经常提到它，足见在骚人墨客心目间，它也算一道颇堪赏读的风景。镜头里、画面上、诗词文章中，只要有了那么几束临风摇曳的花穗，立马便活泛、生动、爽朗、辽远起来。但在家乡人眼里，它不过是普通的茅蓬野蒿，不需费工费时，又能提供生活的不时之需，故称之为“草”，这并无轻忽的意思，反而多了几分亲近。

去年冬天，我得了一种俗称“打嗝”的毛病，虽无关紧要，却顽缠，麻烦，闹得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为此想过不少法子——憋气深呼吸，大口吞咽热水，筷头轻触咽喉诱使作呕等，逐一试过，都不管用。去医院就诊，说是腹腔横膈肌痉挛所致，用过一些药，也没明显效果。恰在那时，老家有人打电话过来，没讲几句便听出蹊跷，说，是打嗝啊，告诉你个偏方，准行。也是病急乱投医吧，将信将疑照记下来：芦根、柿蒂、竹茹各10克，丁香6克。到中药房，坐堂医生看了，说治呃逆吧，可以试试。不想这一试，也就十来副汤药，那饿鬼般纠缠不休的病魔竟然真就被制服了。民间偏方中，芦根是治疗许多杂症不可缺少的一味草药，虽不值钱，却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医人无数，应算一大功德。

芦草每年四月发育新枝，端午前后，正是叶片舒展、生长旺盛的时候，乡下人会把芦叶采摘下来，束成小把，拿到城里头换钱。过端午包粽子，是老家瓦窑堡家家看重的节庆之一，我家人多费事，端午的头天就得开始准备，要把软米(糜子)、大枣、芦叶、马莲条分别盛到瓦盆里泡好。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端一小凳，坐在这些水淋淋的盆具间，像一位老道的艺术家，开始了熟练的操作。包粽子说难不难，但真要把它包得大头尖尾、见棱见角——按母亲的说法要“俊模俊样”——也不容易。因芦叶窄，母亲一般视叶片宽度将两片或三片叶子叠平整，先用左手拇指压在掌心，再用右手自如地卷成漏斗状，并依次充入软米、大枣，然后把“漏斗”上部预留的叶子折回来包裹严实，同时迅速用马莲条缠绕捆好。这期间，左手是无法动作的，全靠右手和牙齿的灵巧配合。我试过几次，不是漏米，就是散架。母亲说，你们要都会，早不要我了。母亲做的粽子个儿大，每个有二两重，味道清香，冷热可食，冷吃比热吃更好，爽口，筋道。现在商店买来的粽子，无论“稻香村”的还是“宫颐府”的，精致是精致，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记忆深处的那种口感这常让我想到千年以前在洛阳为官的吴中张翰因“莼鲈之思”而怅然若失的慨叹。

深秋季节，芦草成熟，寒风过后，芦叶尽落，此时也正是农闲时间，勤快的庄户人便把野地里的芦秆收割回来，破成篾子，或自己动手，或请专门的篾匠编织成炕席，除自家用外，还扛到集市出售。这编席子也算得上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心灵手巧的，编出的席子平整细密，色泽光洁，手艺不好的，做出的活粗粗糙糙，松紧不一，两者价钱相差很远。那时的瓦窑堡无论城乡，家家住窑洞，户户有炕，席子是少不了的。城里人过年，即使光景差些的，也要刷窑洞，换窗纸，买年画，贴对联，到年三十，生熟茶饭料理就绪，就换上新买的炕席，满窑洞顿时给衬托得豁亮起来，人们的心情自然也振奋了好多。正因此，年节的农贸市场上，席子成了抢手货。城门外的河滩上，看成色的，量尺寸的，谈价钱的，人来人往，煞是热闹。农民由此有了一笔额外收入，一年的油盐钱和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

陕北人生性达观，日子苦焦，但苦中作乐的文娱生活是不能少的。通常的娱乐方式除了唱曲子、听古朝、闹秧歌之外，每到农闲时节逢集赶会时，还会有自乐性质的“道情”班子哄场助兴。每个班子八九人，都是地地道道喜欢热闹而又有一定文艺特长的农民。演出时不化妆，以说唱为主，同一表演者可扮演不同角色，却也能把剧情演绎得跌宕有致、声情并茂。乐器道具因陋就简，一块头帕代表小姐，一柄扇子就是秀才，锣锣鼓鼓，三弦胡琴，都是自制的。其中有一种叫作“管子”的乐器，就是用苇秆做成的。管子类似洞箫，长短只有一尺，也是七孔，另按顶端的一个“咪子”，便可随剧情变化吹奏出或雄浑激越或悠扬委婉的不同曲调。这管子音色清亮，传声远，在整个乐队中起引领作用，山背后、沟道里的行人，听见管子的声音就知道有道情演出。

芦草生命力强，耐瘠薄，但性喜阴湿，在干旱的陕北高原也只有山坡背阴处和沟底河湾里才偶一可见。那些零零散散生长于荒山野地的芦草，虽不入大师法眼，在杜甫、范仲淹写于陕北的《羌村三首》和《渔家傲》中也没有留下些许踪影，但却在艰辛岁月里竭尽所能，倾其所有，给家乡父老那么多帮助，那么多便利，也为我寂寞的童年生活增添了那么多乐趣，我是应该写写它的。我对它情有独钟，常常感念它，一如感念那些普普通通老实厚道的父老乡亲。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草。

但不是每一个会思想的人都有芦草的飒爽、慷慨。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日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于文明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讨论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编制中医药发展规划，标志着中医药发展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毋庸讳言，多年以来中医药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和尴尬。首先，中医药是个有机的整体，中药质量是中医疗效的重要保障。药材不地道、药力达不到，中医疗效必然受影响。其次，中医药管理“令出多门”。现行的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管理监督难以到位。

眼下，中医药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不仅有自下而上的举国期待，期待中医药能够一扫颓势，解民众看病之难，更有自上而下的国家扶持。有战略规划，有法律护航，可以说，中医药正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 摘编自《人口导报》2016年2月29日）

材料二：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从历史环境中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

从现实的情况看，离开了中国传统人文文化教育和传播，中医药执业人员单纯学习中医诊断、方剂、药性，终究难成为一代中医名家(即使一时出名，也后劲不足)。中药难以保持和发展地道药材与传统炮制方法，与中医药相关的产品、包括中医药文化产品也难以形成良好持久的市场氛围。离开文、史、哲等文化的滋养，中医理论也难以得到健康持续发展。现代中医院校完全按照西方科学模式进行构建，用所谓的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药。中医院校一版又一版的教材也变得越来越“现代化” ，语言表达也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而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很多课程，也越来越被边缘化。

（摘编自《中国医药报》总第3187期）

材料三：

虽然近年来中医在海外的传播以及地位的提升，都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但现实状况远比数据呈现的要复杂、微妙得多。

与隋唐、两宋时期中医作为整体对外传播不一样，如今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在海外的存在，扛起大梁的仅仅是针灸。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针灸几乎是中医的代名词。以现代西医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医理论属于“前科学”体系，这也是中医相对于西医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际上，中医通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医学”，这似乎无形中给中医贴上了与现代科学“对立”的标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医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被视为主流医学对中医的认可也显得不那么有底气。因为她所使用的化学合成手段完全是现代科学，与中医理论毫无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中医理论作为“文化他者”的身份并没有改变。

（摘编自《走向海外，孤独的“文化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