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散文不仅在创作内容上有新的突破，而且在书写模式方面也有新的跨越，正呈现出开放的文学观念和崭新的审美视角，为21世纪汉语散文的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探索。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台湾散文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单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下笔，而是逐步走向专业化、深度化、系统化。90年代的台湾散文令人瞩目的新类型有旅游散文、专业散文等。其次，迈入工业社会之后的90年代，台湾各种影像模拟媒体和多媒体传播体系加速发展，一方面威胁着传统文学的生存，另一方面却也为文学注入新的血液，拓展了更多重的书写空间，电脑网络散文的出现便是一个例子。

②旅游散文当然是由来已久，不过，大量以旅行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涌现于报端、出版物，是80年代后期的事。（甲）1979年，台湾才开放出境观光，在此之前能够外出“看世界”的人，只局限于少数留学生、外贸人员和异国婚姻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三毛有关异域的散文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让许多渴望了解异国文化的台湾读者大饱眼福。（乙）1979年开放出境旅游，1987年开放赴祖国大陆探亲，使台湾居民外出旅行之风大盛据统计，90年代，台湾每年有五百万人次出外旅游，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到过外国。在旅行宛如“全民运动”的90年代，旅行经验的普遍使得旅游文学的创作者日增，报刊媒体也开辟大量有关旅游的版面，如《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风景明信片”专栏，《联合文学》的“旅游文学”专栏等。同时，旅游散文较过去的游记也有“质的沉潜”。（丙）传统游记结构固定为描写游览时的天气、名胜、掌故及少许旅游者的心情，而旅游散文则摆脱走马观花式的旅程叙述，充满着旅游者更深刻的文化体会。

③专业散文如□□□□、□□□□、海洋散文等的出现，不仅开拓了新的题材和类型，使散文的天地较以往更为开阔，也使未来散文的发展充满更多的可能性。和过去一些提到运动的作品不同，运动散文完全以运动为主题，而且作者也是个中行家，精确的评判，专业的分析，加上原本流畅的文笔，使运动散文逐渐风行。萧萧编选的《八十二年散文选》中，第七卷就以“运动散文”为名收入了四篇文章。此外，全书以运动为题材的散文集也开始出现，如刘大任1995年出版的《强悍而美丽》，张启疆1996年出版的《运动大乌龙》等。吕正惠等人的音乐散文创作，也日渐受到读者欢迎。海洋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廖鸿基和雅美族的夏曼·蓝波安。廖鸿基高中毕业后，当过五年渔民，现为台湾寻鲸小组负责人，著有散文集《讨海人》和《鲸生鲸世》。前一本书，作者用人类独特的海洋经验，去展示海洋的“壮阔和危险、晃荡和幻灭”；后一本书，则在对八种鲸豚作了详细的跟踪调查的基础上，作者用亲切动人的笔调为它们立传。同样以海洋为主题，夏曼·蓝波安所写的《冷海情深》展现的却是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生活画面。蓝波安在都市谋生受挫，回到兰屿，像他的雅美族祖先一样，学会潜水射鱼以养家糊口，并且“顽强而尊严地立足于人类原始生产者的坚石上”。因此，何寄澎认为：“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台湾人’情调：同样跨越海洋文学和自然写作的质素，由媒体赞助甚至包装，《鲸生鲸世》或许流演成为通俗消费赏鲸文化的时尚读物；谈飞鱼、浪人鱼参的《冷海情深》却是养儿女保妻子的生存斗争，那‘美好的仗’也许廖鸿基已经‘打过了’，而蓝波安却正迎向前去。”

④当网络成为当代不可或缺的传播新形式后，有别于平面媒体，以其声光效应、迅速、匿名等特质，“制造思路跳接、语意断裂，却又可能机巧横生的新书写”。于是，综合了文字、图形、动画、声音的网络文学诞生了。创刊于1996年11月的“涩柿子的世界”，是台湾著名的实验文上杂志，它集合了多种体裁的，有长篇章回实验虚拟历史小说、短篇小说、小品、散文、前卫乐评、画作和虚拟文字游戏等。所有文章按风格分别归类在《那个地方》、《这个城市》、《第三城》、《Village》四个栏目中。网主曹志涟在谈到网络文艺的新方向时认为：“多媒体的语言意味着表达形式的错综质感，意味着错感、通感，意味着语境的多变和复杂，意味着拼贴的美学，时空压缩，象征错置，时空消失，象征在此时此刻开始新象征——一种涩的‘文’。”“涩柿子的世界”的缘起即来自他的新文化逆反情绪，针对时下文学界媚俗现象，他提出了反媚俗、反主流、反盲目崇拜欧洲文化、反学院派、反为取悦不知名的“大众”而一定要写得“让谁都懂”的“通俗”主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一“涩”。他认为假设人都有追求好东西和新感觉的潜能，身为信息时代的文字工作者，是有责任提供一些人们现在都不懂，将来都会懂的，或者现在不习惯，将来却会喜欢的新文化内容。

⑤对于前卫的网络文学，台湾文坛褒贬不一。欣赏者认为，它提供了突破艺术规定限制的阅读经验，开创了新的阅读形态；批评者则指责道，网络的发达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它创造出一种无法成为文体的破碎语言，这种破碎语言的出现，重创了中国几千年发展出来的语言文化，从某方面来说，这也是退化。但不管正反双方意见如何不统一，大家却都一致认为网络将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

（节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导言》有删改）

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等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重义轻利。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他们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作为美谈。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关心国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有时甚至有“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会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这种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就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令西方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中国的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法宝之一就是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并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节选自《中国的“士”与“士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