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先讲讲“犬马之劳”的来由。这些年，我们在陕西、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颈部系铜铃。以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1车2马或4马配1狗的组合出现，这些在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大概就是“效犬马之劳”的来由。

狗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尽管形态各异，但只有一个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国是狗的驯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认为狗最初被驯化是在距今1．6万年前的中国南方地区；2016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则认为狗是在约3．3万年前开始在东亚的南部地区逐渐被人类所驯化的，并在距今1．5万年后向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迁徙扩散。两项研究在“中国南方地区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起源时间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没有动物遗存这个“实锤”证据，现生动物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探讨驯化动物起源上就会存在局限。立足于考古学证据，中国动物考古学家袁靖认为：中国最早的狗出土于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时间为距今1万年前，其主要证据是骨骼形态和测量数据与狼差异明显、而与狗相似，这是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境内狗的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较为可信的结论。

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宠物，古人对狗的利用仍是基于其实际用途，《礼记·少仪》云：“犬则执绁，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孔颖达疏：“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画像石和绘画中，都有猎犬帮助古人狩猎的场景。狗的最主要驯化动因可能是作为人类狩猎助手，农业萌发促使狩猎方式逐渐退居历史舞台一隅。东周时期，成为直接参与战斗或警戒守营的“战斗犬”或“警犬”，墓葬中车马狗的组合是其在战争中作用的反映。诸侯国还设有“犬营”，名曰“狗附”；此外，新疆阿尔泰哈巴河县发现的放牧图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墓葬中随葬狗牲的考古现象最早见于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后成为商文化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并出现专门掌管祭祀用犬的职官（殷墟卜辞中有“犬中”“多犬”等记载），狗在当时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进了养犬业的规模化。周代，随着祭牲礼制化的确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后贵贱”用以构建阶级或阶层的区分，河南洛阳西工131号墓内用五鼎随葬，鼎内分别装有牛、羊、猪、狗和鸡等“五牲”。

实验表明：只有那些攻击性小（温顺）的个体才能够被驯服，因此，人类的选育在由狼向狗转化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从而造成“狼子野心”的关键基因在狗身上荡然无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南北方狗的体形大小即已产生差异（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后，各地狗的体形大小更趋复杂，表明狗的品种进一步分化；及至汉代，狗的选育已有章可循，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经》残简。直至19世纪初，狗才被大量有选择性地育种作为宠物，自此，狗的品种迅猛增加，据称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种已达400多种，而中国约有30余种。

狗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爪印”。未来之路依旧延伸，狗将与人类继续并肩前行。

（摘编自吕鹏《从“效犬马之劳”谈起》）

林风眠：一卷20世纪艺术百科全书

郭 珊

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19岁赴欧游学，曾担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现中央美术学院）校长，也是国立艺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首任校长。他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家，如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苏天赐、席德进等。

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抗战的滔天洪流，“文化大革命”的牢狱之灾，远走香江的韬光晦迹，作为20世纪的同龄人，林风眠见证了百年来民族文化所遭受的困厄与磨难、“中西融合”所历经的波折与流衍。诚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所言：“林风眠是一卷世纪性的艺术百科全书。”从林风眠独特的个案身上，“能看到百年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忠诚和激情，也能从他和时代的关系中去领会艺术家的责任，重新捡回那些被忽视的价值”。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阁公岭村一个石匠家庭。同乡挚友林文铮曾用“痛苦”一词来概括林风眠毕生创作的基调。林风眠的艺术具有一种“罕见的苦味”（许江语），发源于命运开篇一抹寒凉的底色——幼年时，母亲与人私奔未果，险被宗法私刑处死，后被卖到他乡，再无音讯。他因此大病一场，卧床半年，变得沉默寡言。1919年，林风眠赴法勤工俭学。在欧6年，林风眠游学于法、德，曾先后投师于法国第戎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和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工作室。

1924年5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林风眠的作品引起轰动，尤其是高2米、长4.5米的油画巨作《摸索》。当时中国《艺术评论》的报道称，“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从荷马、耶稣到托尔斯泰、歌德，“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皆有摸索奥秘之深意”。这幅笔法粗犷、写意，色调灰黑沉郁的作品，据说只用一天时间一气呵成。

1926年，在蔡元培的提携之下，未满26岁的他被聘为北京艺专校长。两年后，又赴杭州出任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学院”的首任校长。执掌中国南北两大美术阵营的十年时间里，林风眠在中国艺坛一举成为众所仰望的风云人物，一度被称作“艺术界的胡适之”。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投身“改造艺术院校”的事业。在北京，他力排众议，邀请当时被正统国画家讥为“野狐禅”的齐白石来校讲学，又大胆将裸体艺术引入教学；在杭州，他尝试将西画系与国画系合并，毫不避讳地延请与己观点针锋相对、强调国画独立性的潘天寿任教，颇具蔡元培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的风范。在社会活动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狱”之精神，将美术作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画怒斥政治腐败，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进步学生；他发起、组织了以“艺术社会化”为宗旨的北京艺术大会，主办西湖博览会艺术馆；1928年，他在杭州牵头组建了“艺术运动社”，发出了“集中全国艺术界之新力量”“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的豪迈新声。

抗战爆发后，经历迁徙、并校、学潮和辞职等一系列风波，林风眠将妻儿安置于上海，辗转浙、赣、湘、云、贵及香港、越南，避居重庆，从少年得志、才彦环绕的艺专校长猝然跌入残山剩水、乡野民丛，由此迎来了一生由显转隐的分水岭。林风眠坚持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拒绝转投写实主义，不喜欢“照相式刻板与平俗”，理由是“在艺术的价值上是微细的”。他将精力集中于宣纸彩墨创作，偏爱风景、花鸟、仕女、苗疆与戏曲人物等“小众”题材；在技法与材质上，他打破油画、水粉、国画等边界，探索方形构图、瓷绘笔线、空间揉合、光线透视、色墨层叠等形式构成，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进行挪移、错置、嫁接和重组。

1977年，林风眠在叶剑英家族的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赴巴西探望阔别20年的妻女，此后移居香港。客居香港的10多年间，林风眠先后在日本、法国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成功举办个展。1991年7月，林风眠突发心脏病入院，绝笔之作是应邀为“傅雷纪念音乐会”题字。一个月之后，一代宗师长眠香江。

（节选自《人民周刊》2016年第12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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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香港，林风眠听闻有爱国华侨愿意捐款在其杭州故居建纪念馆，他婉言谢绝，表示愿将资助之经费，用于培养青年深造。有人建议将款项命名为“林风眠奖学金”，他说：“那就应该从我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不能占个空名。”

②许江用细腻的文字为林风眠描绘了一幅“永恒的肖像”：“鼻梁之上立着圆拱顶一般的隆光引着你潜入他的内心。”“这眼中有火，而双唇却又似冰一样的沉默。”林风眠仿佛知道“那悲惨而恢宏的命运的意义”，“他从孤寂中产生对孤寂的爱，并把这种爱化作艺术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间”。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入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