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出于科学知识普及、为现实服务的创作，一些小说虽将时空延展至千年之后、宇宙之间，却仍然因为缺少对历史本质的深入观照而缺乏宏大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王晋康、刘慈欣、江波、阿越等人的笔下，中国科幻小说的时空维度才真正较为充分地得到了延展。从早期的《亚当回归》开始，到后来的《水星播种》《逃出母宇宙》等小说，王晋康科幻小说中的世界倏忽千年，动辄万里，故事中的人物或穿越到原始社会，或用星际冬眠的方式抵达遥远未来，通过这样的时空穿梭，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思考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太空开发等前沿科技对于人类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

除却广阔的时空维度，科幻小说独具的科学精神与科学美学，也让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具有宏大的特质，王晋康说过，宏大、深邃的科学体系本身就是科幻的美学因素。要把科学之美在文学中表达出来，需要小说家兼具文学与科学两种素养。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与拉玛相会》等作品，用流畅、极具画面感的文字为读者描绘出外太空极致的理性之关；刘慈欣的《地球大炮》里穿越地心向太空发射的地球大炮、《流浪地球》里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的地球发动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科技铸就的机器美学。同样是充满力量感和惊奇感，但与自然山川河泽的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科学之美是一种融合理性美、秩序美和逻辑美的“人类世”之美，冰冷、肃穆而崇高。

科幻小说宏大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文学长篇叙事的宏大。首先是“叙事的宏大”。在科幻小说家中，王晋康、刘慈欣努力以科技文明为内核书写价值信仰，但是对科学的坚定信仰并不能够支撑起人的全部价值理念，只有有效地将科学精神与现代人本精神、人性探索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在这方面，有些作品表现出科学精神有余而人本精神不足的缺陷。

其次是“宏大的叙事”。精神提得再高远，如果叙事能力跟不上，那么这个宏大叙事依然是有问题的。很多科幻小说可以轻易地把时空范围延展到星际之间、千年之外，但在基本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方面，仍然比较单薄、生硬，观念化的痕迹相对明显。而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是叙事技巧到位，对人性、人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为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比如陈楸帆的《荒潮》，韩松的《地铁》和《医院》系列等，但这些作品因为价值观念问题方面的原因，又比较难以展开宏大叙事。或许正由于此，刘慈欣的《三体》才始终会让人觉得难以超越。

（摘编自詹玲《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宏大叙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梅兴无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第一次上课，他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我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大量国民党“禁书”给学生们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披露被当局封锁的消息，学生们称斯诺的家“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他热情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姚依林（后任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好几个国家的记者现场采访，使“一二·九”运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立即产生了采访红色区域的强烈愿望，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经西安辗转来到陕北。1936年7月，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他多次在保安***居住的窑洞里彻底长谈，了解红军的成长、长征的胜利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一天采访结束，他提出给***拍照，选好角度后，忽然发现***的头发很长，他想“戴上军帽才像红军领袖”，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嵌有红五星的帖子戴在***子的头上，记录下这著名的历史性镜头。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全体大会上，斯诺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300余尺，幻灯片300多张，让国统区的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发行。1938年2月，该书译本在上海出版，在许多学生中流转。《西行漫记》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延安，身边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七七”事变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斯诺让她化装成自家的保姆，从北平护送到天津，并托付给好朋友、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护送邓颖超乘船到达烟台。斯诺还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并以释放扣留的意大利传教士为条件，帮助西山抗日游击队变卖了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黄金珠宝去购买弹药，他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在斯诺家花园的地下，爱国学生埋藏了许多被日军查禁的进步书刊。斯诺甚至还同意在他家中设置了一部秘密电台，斯诺除了忙于新闻采访，报道中日战况，每天还要为众多的避难者的吃饭问题奔忙。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仍关心关注着中国。他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华，每次到访，都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久久不愿离去。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他一吐毕生情感：“我爱中国，我愿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那样……”***发来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链接一：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周恩来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链接二：1985年，为了缅怀中国人民三位亲密的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我国原邮电部于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三枚80分的邮票就是埃德加·斯诺。

草原文化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动态的、积极的、以个体奋斗为主要内容的进取性文化。北方草原具有独特性，它既有深远悠长的民族牧歌情调式的生活方式，又有严酷杀伐的沧桑、厚重的历史，从而导致了草原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特殊认识。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直接、密切，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突出，因而对自然的亲近之感、迫近之念、忧虑之情更为突出、深挚；它不似江南山水对人的细腻轻抚，更不像士子优游于小桥流水，流溢着别致而精微的艺术感触，而是将民族生存与自然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对草原的关切与民族的整体性发展联结起来，发出了“草原不在、民族何存”的呐喊，汉代流传的《匈奴歌》就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架构起初步的生态美学桥梁。蒙古民族第一部史传文学《蒙古秘史》当中就显现着极为浓郁的生态观念。

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酷、险恶、千变万化，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存观念异常鲜明。草原民族生存的“动态”和“变化”的特点使人的适应能力和冲破自然环境束缚的能力分外突出。草原民族强调人在强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面前的力量、智慧、意志力，从而形成一种对英雄的崇拜的观念。《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冒顿单于和《蒙古秘史》中的札木合就是鲜活的例证，只不过后者还显现着强烈的崇信重义之美。

北方草原多地处边陲，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特征。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不得不产生与外界文化交融的必然性，于是草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出新的文化，对于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的动机和活力较农业文化更主动、更积极。这在元代西域文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著名学者刘大杰曾称元代萨都刺的诗歌“代表了元诗的活力与变化的趋势”。也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险峻、生存的艰难，致使草原文化的忧患意识中多了一种实践意识和冒险精神。忧患意识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成长、成熟的标志，就农业社会而言，忧患意识往往侧重于对深厚精神苦闷的自我消解、自我提升；自我肯定、自我壮大是农业社会忧患意识的主体内容。草原文化景观下的忧患意识，虽然也是在生存困扰下的一种自我拯救、自我飞扬，也充满了焦虑、深痛之感，但并不专力于自我精神领域的别有洞天，而是将原始初民时期产生的朴素的“天人合一”观念加以发展，剔除了其中包含着的精神层面的穷力追逐，进而催生个体抗拒灾难和挫折的行为力量。

（摘编自温斌《古代北方草原文学的精神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