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鳖

朱树元

纪伟回乡下看望父亲，给父亲捎了两条好烟。父亲说:“这烟老贵了。”

纪伟说：“您只管抽，反正不要我花钱。”

父亲又叨叨起来：“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得处处小心哪！”

“我还是那句话，现金购物卡什么的一律谢绝。”纪伟说，“至于收两条烟孝敬您……”

“先不谈这个。”父亲打断纪伟，拿起一根木棍状的工具，“走，咱捉鳖去，捉那只逃跑了的鳖。”

纪伟年纪尚小的时候，屋后的小河里生活着一只小鳖。纪伟瞅见过它，就缠着父亲给他捉。父亲用猪肝钓，鳖就是不咬钩。父亲埋伏在河边，用鱼叉戳，可是鳖迅速下潜，鱼叉仅擦伤了它的背壳。

后来，鳖转移到附近一条宽阔的大河里，把远在鱼叉射程之外的河心作为透气点，平安地生活着，年复一年，长成了老鳖。

父子俩来到了大河边。

纪伟望着水面：“鳖呢？”

父亲说：“别急.它马上就会现身。”

过了 一会儿，河心果然浮出一只如小斗篷般的背壳带有伤痕的老鳖。

“好大的鳖啊。”纪伟说，“可是它离我们有四五十米呢，怎么捉啊？ ”

父亲没有作答，而是捡起一颗石子，瞄了瞄老鳖。

“别砸。”纪伟说，“会把它吓跑的。”

父亲还是挥动了胳臂。扑通一声，石子落在老鳖附近。

老鳖竟然没有逃跑。

纪伟说：“咦，它咋不跑呢？它咋不怕呢？”

父亲说：“刚开始砸，它跑，砸多了，它就不怕了。”

纪体说：“您总砸它干啥？”

“它个头越来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我站在岸边时也敢大摇大摆出来透气，好像知道我拿它没辙似的。”父亲说我嫌它碍眼，招我生气，就用石子砸它，想把它赶走。”

“石子没什么威力，伤不了它；石块砖块扔不出那么远，碰不着它。”

纪伟说，“它这是公然向您挑衅呢。”

“但是，我现在有了捉它的办法。”父亲扬了杨手中木棍状的家伙，“用我新制的鳖枪。” 鳖枪长约一米五，最前端有一个小滑轮.后半端有一个绕着鱼线的大轮子。鱼线从大 轮子上引出，顺着木棍，从小滑轮中穿出。鱼线顶端，挂着一个鹌鹑蛋似的铅坠，铅坠和小滑轮之间的鱼线上系着一串带有例刺的鱼钩。

父亲抡起木棍，让铅坠垂在身后，然后瞄好方向，猛地向前挥去。木棍画出一个半圆，甩出了铅坠。铅坠嗖嗖往前飞，越过老鳖上方落在水里。接着，父亲飞速转动大轮子，往回收鱼线，老鳖就被鱼钩钩了个正着。

父亲把老鳖拽上岸，装进网兜。

“您先麻痹它，然后攻其不备。”纪伟感叹道，“这一招真是厉害！”

回家后，父亲进屋取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抛向纪伟。纪伟麻利地接住，叼到嘴上。父亲说：“别急，你先看看这烟能不能抽。”

纪伟捏着烟，看到烟卷中装的不像是烟丝，就将它撕开，把里面的东西抽了出来，一看，居然是两张卷着的百元大钞。

“上次你捎回一条烟，里面全是钱。”父亲把手中的烟盒抛向纪伟，“这是其中的一盒，你自己瞧瞧吧。”

纪伟没有接烟，而是惊叫一声，侧身让开，像是躲避来袭的利器。

父亲又把老鳖拎到纪体眼前：“你好好看看它！”

纪伟看到了老鳖的眼睛。老鳖的眼睛亮晶晶的，如一面小小的凸面镜，纪伟从老鳖眼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恍惚中觉得自己被关在一道栅栏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父亲拿开老鳖：“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烟里的钱要么退掸，要么汇进廉政账户。”纪纬回过神来，“还有，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不是我的，我绝不能沾手。”

“这就对了。”父亲说，“你一定要清清白白做官，坦坦荡荡做人。”

纪伟认真地说：“我记住您的话了。”

父亲说：“咱怎么处理这只老鳖呢？”

纪伟想了想：“让我把它养起来，让它成为我的镜子，行吗？”

“嗯，这个主意好，我看行。”父亲欣慰地笑了。

（选自2016年第2期《稻河》）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伴随这一过程的完成，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袁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达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填词须有词牌，据清人所编《词谱》统计，传世词牌有826调，算上变体就有2306种之多。词的句式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

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论道：“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它除可供文人案头欣赏外，宛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也是一种普遍的方式。词演唱时的听众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井中人，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当然，除字句易于听懂而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怡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恰如词在宋以后的遭遇那样。柳永《鹤冲天》词写男女惜别之情：“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李清照《永遇乐》词写无奈之情：“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悲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悲的抒发中，在害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其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大江东去”(《念奴娇》)的放歌、辛弃疾“千古江山”(《永遇乐》)的抒怀，皆可为证。

(有删改)

“拙”是中国艺术的灵魂。它是艺术中的一种根本性趣味，在中国不懂得“拙”，就不知道怎么做建筑、造园林、刻印章、写书法、画图画、品戏曲。拙跟巧是相对的，老子讲“大巧若拙”，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是不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追求不巧。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追求巧，而不喜欢不巧的东西。如工艺，就是追求巧的过程，但古代有一句话叫“大匠不斫”，是说最有本事的工匠人，没有雕琢的痕迹。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是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一个著名书画家，他把中国古拙传统推到极高地步。他曾在一幅梅花图上用他特有的古隶题有七个大字：“损之又损玉精神”，“玉”是梅花，“损之又损”来自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的道是“损”道。“为道日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定律，是要从表象世界走向真实世界，追求内在的东西，“损”道不是做减法，“损”道就是拙道。

中国人特别喜欢石头，“石头”也呈现了一种拙趣。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愿做一块琭琭的美玉，虽有令名，但经过刮垢磨光的无数次打磨，成了被塑造的对象，这样就是有为，背离自然之旨。他宁愿“珞珞如石”———做一块坚硬的未雕的石头。

儒家好玉，道禅好石，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向，正好反映对秩序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不同的人格指向。没有理性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缺乏礼仪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但当知识、理性、礼仪发展到与人的真实生命追求相反的程度时，就成了人的生命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有价值，相互补充，以成传统中国思想之大观。

文人艺术对假山有一种偏爱，它有特别的美感。假山是人们运用石料“叠”的、“掇”的，做出一片风景，也演绎着创造者的一片灵心。真正的叠石者，不是简单的“石工”，而是独抒性灵的艺术家，杂乱之石，叠起胜景，配之以明花疏树，延之以陂陀平冈，引之以涧瀑清泉，幕之以藤情蕉影，再辅之以蓝天白云、月上柳梢。

假山的美就是“拙”。拙”就是把巧的东西去掉，把目的性的东西去掉，要巧夺天工。明代计成强调：一切艺术都是人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他突出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一切艺术都要在遵循自然的原则下规避人工秩序。这里面正体现出一种追求“拙”——天趣的精神。

所以，大巧若拙不是愚蠢哲学，而是让你放弃外在目的性的攫取，追求内在真实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