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与“深”

以外地人前后居京近二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北京的大。每次出差回来，无论出北京站奔长安街，还是乘车过机场路，都会顿觉呼吸顺畅。“顺畅”本应是空间印象，却由复杂的文化感受作了底子。日本鹤见祐辅有一篇《北京的魅力》，其中说，若是旅行者于“看过雄浑的都市和皇城之后”，去“凝视那生息于此的几百万北京人的生活与感情”，会由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人所难以企及的‘大’和‘深’在”。

外国观光客如何感觉北京姑置不论，来自人口稠密的江南城镇而又略具历史知识的本国旅游者，他们所感到的北京的大，多少应当由元明清三代帝都的那种皇城气象而来。初进北京，你会觉得马路广场无不大，甚至感到过于空阔，大而无当，大得近于浪费。由天安门下穿过故宫，则像是走过了极长的一段历史。于是你又由“大”中感到了“深”。

久住北京，已习惯于其阔大，所感的大，也渐渐地偏于“内在”。似乎是汪曾祺吧，于香港街头见老人提鸟笼，竟有点神思恍惚，因这种情景像是只宜在北京见到。无论世事有怎样的变幻，护城河边，元大都的土城一带，大小公园里，以至闹市区马路边人行道上，都会有老人提着鸟笼悠悠然而过，并无寂寞之色，倒是常有自得其乐的安详宁静。老派北京人即以这安详宁静的神情风度，与北京的“大”和谐。

大，即能包容。也因大，无所损益，也就不在细小处计较。北京的大，北京人的大气，多少应缘于此的吧。跻身学界，对于北京城中学界这一角的大，更有会心。北京学界的大，也不只因了能作大题目大文章发大议论，凭借“中心”的优势而着眼处大，人才荟萃而气象阔大，更因其富于包容，较之别处更能接纳后进。哲学家任继愈写北大的大，引蔡元培语“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说“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北大的大，也因北京的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的治校原则，或许最能代表北京的一种文化精神。

至于其“深”，天然的是一种内在境界，非具备相应的知识并有体会时的细心，即不能领略。天下的帝都，大致都在形胜之地。龚自珍写京畿一带的形势，说“畿辅千山互长雄，太行一臂怒趋东”；还说“太行一脉走蝹蜿，莽莽畿西虎气蹲”。见惯了大山巨岭，会以为如北京西山者不便名“山”，但这一带山却给京城气象平添了森严。居住城中，瓦舍明窗，但见“西山有时渺然隔云汉外，有时苍然堕几榻前”。于薄幕时分，华灯初上，独立苍茫，遥望远山，是不能不有世事沧桑之感的。即使你无意于作悠远之想，走在马路上，时见飞檐雕梁的楼宇、红漆金钉的大门，也会不期然地想到古城所拥有的历史纵深。

直到此时，你还未走进胡同，看那些个精致的四合院和拥塞不堪的大小杂院。胡同人家是北京文化的保存者。四合院是一种人生境界，有形呈现的人生境界，生动地展示着北京市民的安分、平和，彼此间的有限依存和有节制的呼应。老舍《四世同堂》中的英国人表述其

对中国式家庭关系层次的印象：“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揉成的一个药丸似的。他们都顺从着历史，同时又似乎抗拒着历史。他们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宽容，彼此体谅，他们都往前走又像都往后退。”这种关系结构，推而广之即至街坊、邻里。“四世同堂”是胡同里老辈人的理想，包含其中的“和合”也被用以构造胡同秩序。厚积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中的文化，是理解、描述中国历史的重要材料。不但故宫、天安门，而且那些幸运地保存下来的每一座普通民居，都是实物历史，是凝结于砖石的历史文化。你在没有走进这些胡同人家之前，关于北京文化的理解，是不便言深的。

就这样，你漫步于北京街头，在胡同深处谛听了市声，因融和的人情、亲切的人语而有“如归”之感。或许你有时会为古城景观的破坏而慨叹不已，但仍能发现古城犹在的活力。

北京是与时俱进的。这古城毕竟不是一个大古董，专为了供外人的鉴赏。即使胡同人家又何尝一味宁静——燕赵毕竟是慷慨悲歌之地！

旧时的文人偏爱这古城的黄昏，以为北京最宜这样的一种情调。士大夫气十足的现代文人还偏爱北京的冬天，郁达夫的《北平的四季》认为“北方生活的伟大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彻底”，这自然多半因了士大夫的“有闲”。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享用生气勃勃激情涌动的北京之春。他们也会醉心于金秋十月：北方天地之高旷，空气的净爽，于声浏亮^（1）的鸽哨中尤令人感得真切。北京是总让人有所期待的，,她也总不负期待，因而你不妨一来再来。写到这里，发现自己早已是一副东道主的ロ吻。我有时的确将北京视同乡土了。

静夜中，倾听着这大城重浊有力的呼吸，我一再地想到明天，破晓后的那个日子：那个日子将给人们带来些什么？

（取材于赵园的同名散文）

加缪：直面荒谬的“局外人”

刘火雄

1913年，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1933年，他考入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1957年凭借《鼠疫》《局外人》等小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1935年，加缪秘密加入共产党，负责贝尔库工人区的支部工作。加缪在给良师益友让·格勒尼埃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主要不是思想而是生活……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看到戕害人类的苦难减少。”求学之余，为了便于开展党务工作，加缪组织了劳工剧团。他改编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轻蔑的时代》，这是一部讲述营救德国共产党人的短篇小说。

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的硝烟笼罩欧洲大陆。加缪在日记中写道：“野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他曾报名参军，但因有肺结核病史身体虚弱未果。加缪继续在山顶一间面朝大海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同时创作着“荒诞三部曲”——《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卡利古拉》。 1942年，《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先后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局外人》开篇所展现的冷漠、虚无，至今令人震惊。“局外人”默尔索过失杀人，对法庭罗织的罪名淡然处之，这既折射了司法制度的荒谬，也成为二战后一代青年的写照。

外敌入侵，加缪投身地下报纸《战斗报》，担任主编，为法国抵抗运动鼓与呼。加缪接连为《战斗报》撰写社论，号召人们为祖国而战。他写道：“一个渴望生活的民族不应该等待别人给她带来自由，她得自己去争取自由。”“从巴黎少逃出一个德国人,便是向盟军战士和我们东部的法国同志少射一粒子弹。”

战争胜利后，为表彰加缪的贡献，当局给他颁发了一枚高于普通等级的玫瑰勋章。加缪则表示自己没有索要也不会佩戴勋章，“我所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在我身旁牺牲的战友们却没有获得勋章”。二战过后，加缪断断续续写了六七年的《鼠疫》正式出版发行，销量突破十万册。《鼠疫》寓意了法西斯暴行肆虐与正义力量奋起抗争的趣旨。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证据就是，敌人虽未指明，但是，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人人都认出了它。”

缘于共同的爱好，加缪经常与萨特、波伏娃、毕加索等人相聚于咖啡馆探讨文艺、哲学问题和社会事件。萨特的戏剧《禁闭》排演时，曾邀请加缪担任主角。二战期间，萨特、波伏娃等也参与到加缪主编的《战斗报》中。加缪和萨特，惺惺相惜、其乐融融。然而，对于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极权统治的政见分歧，使得加缪与萨特的亲密关系出现了裂痕。1951年10月，加缪酝酿、修改了近十年的《反抗者》刊行。这部有关政治、哲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辨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反抗故我存在”的核心命题，在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刊出了一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的评论。文章经萨特授意，由杂志社编辑执笔，长达二十多页，极尽嘲讽之能事，对加缪的《反抗者》展开批判。加缪随即回应，最终使得加缪与萨特分道扬镳。世人一直把萨特和加缪并列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但加缪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一名存在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问题就像肺病一样折磨着加缪。从1830年开始，法国逐步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了殖民统治。加缪在报刊撰文呼吁和平，反对暴力，他写道：“法国政府左手拿着《人权宣言》，右手拿着用来镇压的警棍时，还能以文明的创立者自居吗？”对于那些被殖民当局逮捕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加缪也尽力展开营救，他参与过一百多起宗教救援案件。但这一系列活动让加缪陷入两难境地，加剧了他的“局外人”身份：“两边都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一边觉得我不够爱国，另外一边又觉得我爱国爱过了头……”1959年9月，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其可以在独立、联盟或者并入法国三条道路中作出选择。对此，加缪颇为振奋。阿尔及利亚最终宣告独立。

时光飞逝中，加缪的人生和作品逐渐凝结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坚硬的磐石。只要地中海的阳光还在，加缪的精神就永存。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和长大的加缪，是一位典型的“黑脚”，即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他对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有同样的感情，这使他在1950年代中期阿民族主义者和法国殖民当局的冲突中，没有像萨特等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站出来谴责法国的殖民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是主张欧洲白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

（摘自《郑州晚报》）

材料一：

新疆晨报5月31日消息，5月30日，随着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18位村民整齐划一的动作，一排排海水稻秧苗整齐地排列在水田里，这片昔日的重度盐碱地一派江南水田风光。

与此地同步，在黑龙江大庆、山东东营军马场、山东青岛城阳区和浙江温州等地，海水稻秧苗也正在覆盖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这些也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通过推广种植海水稻，让荒滩变粮仓”的构想奠定现实基础。袁隆平参与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工程计划在3～5年内选育出在盐分浓度3～8‰的咸水灌溉种植条件下，每亩产量达200～300公斤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3亿亩可以开发利用。这些盐碱地如果种上高产海水稻，粮食增产前景十分广阔。

（摘编自石丰森《袁隆平海水稻插秧新疆喀什　盐碱地上生机盎然》）

材料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时就宣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从国内来看，中国农业尽管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粮食总产量实现九连增，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食安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从国际上看，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在信息化背景下，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成了一国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粮食安全的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粮食生产效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谁来种地” 与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又是粮食生产效益，而现实中，从事粮食生产收入与从事非粮收入、非农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低。如果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摘编自朱有志、陈文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应对新挑战》）

材料三：

去年在中国，海水稻曾收获超过620公斤的亩产量。据预测，在中国种植1亿亩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计算，就足以养活8000万人口。而全球有142.5亿亩盐碱地。

小小的种子，何以让中国屡屡书写举世瞩目的奇迹？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迪拜沙漠，引入来自中国的“四维改良法”，要素物联网模组展示了神奇的“魔力”——地表装配智能喷洒灌溉系统，根据水稻不同时期需肥特点、土壤环境和养分含量状况，精确控制喷头和喷枪定时定量喷洒水分和养分；水肥自动送达水稻根部，土壤中渗出的多余水肥回收，运送至回收池供循环使用……技术革新，让那些曾经的“不可能”一个个被抹去。中国水稻走向世界的故事，正是中国农业技术走向世界的故事。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屠呦呦，一大批杰出中国科学家不仅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增进人类福祉带来了巨大正能量。一个个志在创新的个体，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为中国的创新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摘编自钟声《水稻“世界波”折射创新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