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欢，合欢

李晓东

①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合欢。

②小城况味，多是从悠长悠长的小巷里荡漾出的，这是九岁的我就已经能感受得到的。所以，当母亲牵着我的手慢慢走进不知名的巷道时，一种淡淡的情绪笼上我的心头。后来，我学会了描摹那种情绪：忧伤。

③事实上，九岁的我，和忧伤是不搭界的。三十八岁的母亲，似乎也看不出忧伤的样子。天生的好皮肤让她总是显得比同龄人年轻十岁，同样一件的确良白衬衣，穿在她身上，就穿出了时装的味道。母亲齐耳的短发，刚刚遮住耳朵，当她俯下身子给我整理衣服的时候，我看见清晨的阳光投在她的脖颈上，让她的耳朵有了透明的质感，粉嘟嘟的耳垂让我忍不住伸手去摸。母亲笑一笑，随手拂过脸颊的发梢，一段白皙的脖颈上也落下一片阳光。

④这是七月，母亲去小城开会，带上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纵深的小巷是我们走往住地的必经之路。小巷里隔三五步就见一棵槐树，粗壮的树干一个人不能环抱，浓密深绿的树叶，漏着点点阳光。槐荫披拂处，是一个一个门庭，层层剥落的朱漆，锈迹斑斑的门环，半掩着的木门，褪了色的对联，簇拥着一条碎石铺地，仅容我和母亲并排行走的小径，重重叠叠的屋檐从爬满青苔的高墙上伸出来，把天空切割成一条窄窄的蓝色，随着我们的脚步晃啊晃。

⑤小巷尽头，豁然洞开，一个一眼看不到头的大院子，水泥柱子上挂着“市政府招待所”的木牌。院子里是一排一排白墙青瓦的平房，我随母亲走进一间，一开门，隐隐的霉味儿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母亲推开浅绿色的木窗，我来到窗前，一棵大树正对着窗口。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树，开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花，粉柔柔的，像一把把小扇子密密缀满枝头。树冠在十几米高处平平地铺开，将七月骄阳隔在树外，树下形成天然绿荫。

⑥我雀跃而出，跑到屋后，见十来棵一般模样的大树肩并肩默立，树叶间缀满了粉红色棉絮一样的绒花，远远望去，如雾一般。从那红雾里，飘出丝丝缕缕清甜的香气。我站在树下，看见那香气正倾泻而下，从我的头顶，发梢，直到我的肩膀、我的手、我的脚下，然后那香气蓬勃而起，又从我的脚下蒸腾，沿着我的手、我的肩膀、我的发梢，直到我的头顶，重重叠叠。我在那香气里静悄悄，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但母亲唤着我走过来了，她刚刚洗过的头发还没有干透，她的脸颊，不知道是因为洗过澡的缘故，还是被那笼罩在头顶的粉色映照的缘故，抹了胭脂一样。她从那香气里走过来了，她唤我的声音也是香的、软的呢。

⑦又五年，我读到了史铁生的《合欢树》，这个名字让我喜欢，但是文章始终没有描摹过合欢的样子。“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可是，史铁生终究没有走近那棵树。“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的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史铁生的悲伤我那时并不理解，让我失望的是，合欢在哪里呢？

⑧我真正认识合欢，是在羊城，那时我十九岁。还是七月，走进烈士陵园时，我大汗淋漓，感觉自己已经奄奄一息。顾不得旁人诧异的目光，我把头伸向陵园一角的水龙头。我把水开到最大，长发在水中倾泻。立起身，甩甩头，感觉可以喘气了，头顶，却是一颗大树，那花粉柔柔的，像一把把小扇子密密缀满枝头。蓦然间，感觉十年前的那树回来了。树干上挂着小牌子：“合欢，又名……”合欢，合欢，原来，史铁生笔下那棵始终未曾露面的合欢，我早在九岁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

⑨那是一次仓促的旅行，仓促到不知道为什么旅行，仓促到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我茫然地站在羊城街头，看衣着光鲜的人流开开合合，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世界。在这里邂逅的合欢，与十年前小城的合欢相比，是傲慢的。虽然树是一样的树，花是一样的花，但是，那香气里已然有了本土的居高临下、不屑一顾。过长沙，长沙的合欢看见过一个十九岁的白衣少女仰面躺在火车站广场的草坪上，合欢就在她的头顶，默默看她。

⑩又是七月，我已是母亲当年的年纪，依然在小城，依然有合欢，然而母亲再也站不起来了。她整日躺在病床上，医院的颜色，除了白，还是白。但是窗外是有颜色的，是有花树的，那花粉柔柔的，像一把把小扇子密密缀满枝头。我站在窗前，窗外是合欢，床上是母亲。

直接导致经学在二十世纪衰落的原因，是1912年以后经学这门学科的消亡。学科的消亡使经学失去了载体，经学被分割为文史哲三个学科，成为所谓“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尽管可以从文史哲角度研究经学，但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研究，经学的自主性丧失了。

晚清的失败带来一种客观效应，似乎中国传统经学不足以济时之难。这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否定经学乃至文化传统的理由。道咸以后，清朝社会政治系统已开始崩解，以皇权及八旗、绿营兵为主体的政治架构已不足以因应困局。虽由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理学士大夫组成的湘淮军系统暂时稳住了局面，但在内对付太平军、捻军等似乎尚可，在外应对西洋文明却远远不够。譬如在与西洋交涉中，曾国藩所一贯主张的“以诚待人”其实并未真正得到遵守。许多中西交涉最终只能以战争形式解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因此，经学研究必须要发生新变，这不只是经学的自我要求，同时也是为清代以来的历史补课。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如孙诒让、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后期）、唐文治、梁漱溟等已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尽管他们的许多工作在经学内部极有争议，但在主张有体有用、回归传统学术体系的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借用时下学科分类体系，经学不仅涵盖入文学科，也包括社会科学，两者相合，才是作为内圣外王形态的经学，才是未来新经学的应然形态。

经学应该取精用宏，广泛吸收人类文化遗产，抉发经典自身意蕴，形成能为与目前人类文明对话奠定基础的新的经典诠释。在这方面，无论晚周、汉唐、宋明还是清代，都产生了具有自己风格的重要经学著作，但能够代表中西会通时代的经学注疏，却凤毛麟角。中国经学学者应自觉进行自身义理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在这方面，二十世纪留下不少遗产，这就是新儒学的各种形态。经学不能故步自封，应重新回到世界之中。

经学要重新回复自身的社会实践性。经学应显示其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供寻章摘句之用。经学实践性最初的表现形式便是礼学，贯注于古典时代的人伦日用之中。但因古礼的原则在汉代以后遭到了破坏，礼俗逐渐取代了礼的精神原则。在经权之辨中，权的流变性超过了经的恒常性，这造成了唐宋、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华文明某些根本弊端，譬如诚信的内在动力缺失。如何持守古礼中的常道，是当下经学应该致力的问题之一。

经学应该守先待后，接上固有学术，对以往经学的各种形态进行深入清理，努力推进以经学自身为进路的学术史研究。假如我们把经学理解为一种涵摄价值系统在内的知识体系，相比于佛学、西洋哲学一社会科学、神学等知识体系的自我清理，经学是远远落后的。我们还缺少真正系统而通贯的经学史。当然，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正在为之努力，期待陆续看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摘编自邓志峰《衰落呼唤新变》）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高僧”。

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①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1988年，7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够除去他人瓦上霜？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慧。

②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悬殊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

③当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④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摘自《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