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进行了中国历史上过去不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城市复复制——将自己的故乡丰县按原样搬迁到关中的丽邑.

原来刘邦当了开国皇帝后，将自己的父亲尊为“太上皇”，在首都长安附近的丽邑为他建造了宫殿，并完全按照丰县的样子改建了丽邑，城社、街道、商店、住宅 —一仿造，务必保持原状，又下令将丰县的人口迁至丽邑，特别是太上皇熟识的屠夫、小贩、少年、沽酒的、卖饼的一个不缺。刘邦将丽邑改名新丰，让他父亲永远不离开这个新的丰县。

从此新丰成为关中的一个名城大县，但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丰县特色„刘邦虽有万乘之享，可以动用天下的人力物力，却无法真正将故乡迁至关中。城池、術署、寺庙一类公共建建筑可以复制，民居却不能移植；人口可以迁移，却不能使迁入的人口不随乡入俗。公共建筑可以不计代价，也可以不太考虑地理环境的差异，但民居却必须让人能住、爱住、住得起，所以必须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拿那批由丰县迁入关中的移民来说，当他们长期定居后就会发现，故乡的房屋难以适应关中的气候，原来的屠狗、沽酒、卖饼、斗鸡、蹴鞠，失去了官府的补贴也未必维持得了生活，于是他们不得不改建房屋，改变职业，新丰城的内部已经不同于丰县，随后新丰城的外貌必然也会变化，变得与周围的关中城市差不多。

古往今来，多少移民离乡背井，在遥远的他乡生存繁衍，他们千方百计保留故乡的记忆,唯独难以保持日常的衣食住行。拿“住”来说，南方的吊脚楼到了不必临水而居的北方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黄土深厚、木材紧缺的地方，外来移民也会选择穴居。正因为如此，民居往往成为地方文化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因为它最能反映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 也最能显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上海曾经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但能代表“万囯”的建筑基本都是公共建筑或高官巨商的豪宅别馆。即使是远涉重洋来到上海的外国侨民，在没有获得充足的财富或取得—定的社会地位时，一般只能利用现成的建筑。而当他们要将一种外来的民居引入上海时，必定要进行适应上海的改造。现在已被当作“海派”特色甚至“传统文化”的石库门民居，起初是为了解决租界人口激增、住房紧张、土地不足的困难，所以一方面采用了节约土地又便于施工的英囯连排式建筑，另一方面又为每幢房子增加了一个封闭式的小天井，并对内部结构作了适合中国家庭的调整。这种外来建筑能在上海落地生根，发展成为上海的主要民居形式，就是本土化的结果。

民居不能随意移植，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上海建世界各国的建筑不会有什么困难，但要将外国建筑当民居，就得先考虑一下给谁住。本地人愿意住？住得起吗？有那么多外国人来住？他们真愿意住吗？

5G背后的四大“黑科技”

5G“快”——在5G网络覆盖下，下载一部分辨率达到K的电影理论上不超过18秒。《纽约时报》

在展会上宣布建立一个5G新闻实验室，未来的新闻故事会根据时间、读者所在地提供交互性、沉浸性的3D流媒体影像。业界人士认为，5G将给近年来“只听雷声大，不见雨点来”的“增强现实/混合现实”（AR/MR）技术带来新生。

5G“稳”——如果只是速度的提升，还谈不上质变。5G最显著的特点是低时延和高可靠，即在任何环境下都表现稳定。医疗技术行业的Medivis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莫利在展会上说，56网络让医生在“混合现实”工具的帮助下完成精准的开颅手术，比“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更精准。

5G的技术要求之一是能够支持速度高达每小时500公里的设备，因此5G技术推动的产业还包括无人驾驶汽车。例如，普通人踩刹车的反应速度大约是0.4秒，而无人车在5G场景下的反应速度有望不到1毫秒，这无疑是无人驾驶可能最终获得使用者信任的基础之一。无人驾驶因5G而更接近现实，这块巨大的蛋糕也吸引了众多企业。

5G“密”—5G网络每平方公里可支持100万台设备，非常有助于物联网发展。今年展会上，智慧城市成为一个新的产品类别，其底层技术就是物联网。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的市场研究业务负责人史蒂夫·柯尼格引用了业界常说的一句话——过去30年将人连接起来，接下来30年会将物连接起来。

目前5G的多数应用场景还只是一种展望，有些可能比预想中进展得慢，甚至遭到淘汰，有些未曾料想的场景又可能会冒出来形成颠覆式创新。但可以肯定的是，5G会引发一场大幅改变生活方式的革命，这也是各国推动部署5G的重要动力。

（新华社）

业界人士认为，未来物联网无法避免使用5G公共网络的全球化应用，比如设备提供商对工厂设备的远程维护，对交通网络的监控，对能源、水和燃气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控制等等。这些领域都需要数据与公共网络连接并通过其传输，网络安全至关重要。

此外，也正是由于5G时代的工业生产将更依赖公共网络，网络服务的可靠性需要相应提高。德国西门子公司数字和创新部门副总裁安德烈亚斯·克普克告诉记者，对于工业界来说，最看重的其实并不是传输速度，而是可靠性和可连接设备的数量，因此运营商提供的网络质量必须值得信赖。

克普克说，虽然5G在技术上更先进，但技术更复杂，零部件也更多。此外，由于56网络频率高、衰减快，为实现5G网络的覆盖，除了在室外建立基站，还要在室内安装相关设备。因此，5G通信还面临高带宽，低成本的需求挑战，这是时代发展下的客户所需。除了要满足客户加密的需求外，未来，客户将需要更高的带宽需求。

而5G对网络切片技术的引入，也会使得网络边界变得模糊，原有的安全机制将难以为继。而且，由于56运营商除了可以收集56手机信号强度外，还可以通过收集WiFi、蓝牙等其他信号的强度来定位，因此用户位置隐私相比过去也将面临更大威胁。

5G安全面临的挑战中，除了新伤还有旧患，例如威胁移动通讯安全的伪基站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不过，对于5G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业界专家总体仍持乐观态度。德国博世公司通信和网络技术部负责人安德烈亚斯·米勒认为，这些并不是大问题，因为新技术的问题总是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解决。

（澎湃新闻）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她”从哪里来?

张宝明

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里，是没有“她”可言的。“伊”字是“她”的代言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的“伊”就是一个例证。直到《新青年》诞生并带领新文化运动进至高潮，“她”才逐渐取代“伊”。

被称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是第一位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小说的现代文学作家，即使如此，他在《呐喊·自序》中仍用“伊”字而不是“她”来指称母亲。衣着时尚的“她”究竟第一次闪亮登场是在何时何地?“她”在新文化中的最早使用是发表于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上由俞平伯撰写的诗歌《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上》。诗的开头一句的第一个字就由“她”领衔：“她含着所谓的我，我却藏住另外一个她。”在小说中最早使用“她”字的是茅盾(沈雁冰)。他在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小说《西门底爸爸》中率先使用“她”字，时间是1921年5月1日。

早期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he，she，it)，汉语难以对译。早在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与友人交流过。当时正值讨论女性解放、男女权利平等的高潮时期，周作人在他翻译的瑞典小说《改革》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很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i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

1920年，远在海外的刘半农在与好友的讨论中形成了《“她”字问题》一文，这也是他实践《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理论前奏。《“她”字问题》发表于1920年8月9日。遗憾的是，他理论指导下的实绩没有很快在报刊上发表。尽管1920年9月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已经成诗，但毕竟没有正式铅字付梓。《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创作是以刘半农留学英伦为背景的。怀着对故国家园的思念，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对象的情诗。声声呼唤的“她”字，带着英伦留洋赤子如泣如诉的情感，漂洋过海回到了祖国。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情诗所感动，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她”谱写了乐曲。从此，《教我如何不想她》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正是由于刘半农创造出的“她”这半边天具有“男娲”补天之功，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杂文《回忆刘半农君》中深情地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现代白话文中流行的“她”乃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她”绝对不是一个字的形式创意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她”身上贯注着生气淋漓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