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明教”只不过是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个神秘宗教而已。小说结尾暗示说，一个存心不良的明教教徒朱元璋篡夺了明教的领导权，并且最后利用明教的力量赶走了元朝皇帝，建立了明朝。“明教”创建大明帝国？这并不是金庸先生凭空虚构，历史上大明帝国的建立恐怕的确不能排除“明教”的影响。

历史上真实的明教，源于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1000多年里，从大西洋西岸，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直到我国的东南滨海地域，都曾有过大量的摩尼教徒活动。因为摩尼教宣扬光明，传入中国后，逐渐被称为“明教”，又因为明教的教义很容易诱发教徒们的叛乱，唐朝时明教被明令禁止，甚至连名称也由“摩尼教”讹传为“魔教”。

五代十国以后的很多次民间起义都与明教有关。《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遥相呼应，后来被宋江剿灭的方腊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岳飞传》中，岳飞也曾经专程从抗金前线上跑回洞庭湖镇压明教的钟相杨么起义。

到了元朝末年，明教的一支白莲教掀起红巾军起义。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为“小明王”，建立龙凤政权。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之后，其实也是小明王的部将。当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故意特别尊奉小明王。可是后来小明王在坐船时落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了。有史家认为，这可能是朱元璋安排的。从此起义军中的明教力量全都归朱元璋所有，在他的指挥下击败其他各路起义军，最后将蒙古统治者赶回了蒙古草原。

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承继小明王而来。朱元璋手下的将领大都是明教的教徒，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自然顺理成章，而且这样还意味着朱元璋就是明王降世，其他人都不具有合法性，社会上再也不应出现其他的明王了，这也有助于稳定人心。当他登上九五至尊之后，便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等教派，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清朝嘉庆年间还曾经爆发过一场席卷五省，持续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清王朝损失惨重，消耗的军费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紧张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有些学者认为，清朝末年的义和团组织其实也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可见这个来自波斯的“魔教”对我们的古代历史影响颇为深远。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进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刘洋说：“中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进程几乎与国际同步，20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提出了建设数字敦煌的构想。”近年来，中国相继出台《“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和《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文件，重视文物保护的同时，也对文物的数字化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从技术层面未说，通过大数据及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可以实现对文物完整的数字化存档并永久保存，这已成为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

（综合自“中国社会科”、“人民网”、《中国文化报》等）

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副主任夏生平表示，多年前，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危险，采用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保护方式，都无法阻止莫高窟的衰落，而数字技术的运用，为莫高窟的保存和資源共享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如今去敦煌莫高窟的游客，只要愿意，可以不再象以前那样一一排队挤着进那一个个的小洞窟，就着微弱的光线看着那一幅幅可能有残缺的壁画，而是可以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感受到洞窟中无法观看的细节，想看多细就看多细。早在2015年，广东省文化厅就在国内首次开发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APP应用软件，该软件录入了广东省级以上非遺的地理位置、传承人、传承基地等信息，为用户了解与保护广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以河南省某高校为例，目前校藏古籍文献2000多册，但受到自然条件、保存条件和书籍的物理特性的影响，大量古籍文受损严重，所以，古籍数字化的工作迫在眉睫。古籍数字化成本非常高，如一册300页古籍数字化成本要60万到90万，所以学校每年都要投入几百万到几千万的资金用于古籍教字化工作。古籍虽然可以被数字化，从而以更加高效的方式被存储，并被快速检索，但是古籍数字化存档也容易遭到病毒侵害，存在被人为误删或者掉电等故障的风险。

（综合自“中国文明网”、“搜狐网”等）

由国家统一规划，通过政府牵头和社会参与，在国家层面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综合数据源，把碎片化的信息聚合在一起，实现数字化、可視化建模，进行立体重构和生动再现。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项支持资金，将该专项資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增长而増长。要培养一批既懂文化艺术又懂数字技术，既具备理论知识又不乏实践经验的复合型人オ，支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建设。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实验室平台，鼓励积极申报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以项目立项的形式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一种公共性、开放性、互动性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技术交流与对话，加深中外技术互补，促进双方在技术领域持续、深入、全面的合作与发展。

（摘编自王晓芬《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优势与路径》）

半个月亮

迟子建

一天就要过去了，天已黑了，我^①的故事也快讲完了。

达吉亚娜他们一定到了布苏了。激流乡现在已是一座空城，那里没有我们的人了。这个小小的乡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城，我忘不了在商店所看到的那两匹布，一匹青蓝，一匹乳黄，它们一明一暗地站在那里，就像黑夜和黎明。

这几年，林木因砍伐过度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山风却越来越大。驯鹿所食的苔藓逐年减少，我们不得不跟着它们频繁地搬迁。

激流乡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从来没有住满过人。人们只把它当作一座歇脚的客栈。它一天天地破败下去。

我真担心达吉亚娜他们所去的布苏，又会成为一座歇脚的客栈。

达吉亚娜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的鄂温克^②猎民定居点而奔波。她说激流乡太偏僻，交通不便，医疗没有保障，孩子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将来就业困难，这个民族面临着退化的命运。她联合了其他几个乌力楞的人，联名向激流乡政府提交了一个下山定居的建议信，就是这封信引起了我们这次大规模的搬迁。

生活在山上的猎民不足两百人了，驯鹿也只有六七百只了。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投了去布苏定居的赞成票。激流乡新上任的古书记听说我投了反对票时，特意上山来做我的工作。他说我们和驯鹿下山，也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驯鹿游走时会破坏植被，使生态失去平衡，再说现在对于动物要实施保护，不能再打猎了。他说一个放下了猎枪的民族，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一个有前途和出路的民族。我很想对他说，我们和我们的驯鹿，从来都是亲吻着森林的。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人比起来，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如果森林之河遭受了污染，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可我没把这番话说给他，我为他唱了一首歌，那是妮浩曾经唱过的、流传在我们氏族的葬熊的神歌：熊祖母啊，你倒下了。就美美地睡吧。吃你的肉的，是那些黑色的乌鸦。我们把你的眼睛，虔诚地放在树间，就像摆放一盏神灯!我留下来了，安草儿^③也留下来了，这就足够了。我原想着西班可能也会留下来的，他爱啃树皮，他的字还没有造完，但西班是个孝顺的孩子，拉吉米去哪里，他就会去哪里。我看拉吉米也活不长了，他的舌头已经歪斜了，说话含混不清。如果拉吉米有一天不在了，西班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再也不用在搬迁时留下树号了，山中的路越来越多了。没有路的时候，我们全迷路；路多了的时候，我们也会迷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当搬迁的卡车在清晨驶入营地的时候，我看见那些要走的人的眼神中不完全是喜悦，他们的眼睛里也流露着凄凉、迷茫的神色。尤其是那只在依莲娜死去时出生的白色驯鹿，它说什么也不肯上卡车，可西班是离不开它的。西班摇着它颈下那对金色的铃铛，叫着它的名字，说，木库莲，快上车，你要是不喜欢布苏，不喜欢被关进鹿圈，我们再回来!木库莲这才顺从地上了卡车。我讲了一天的故事，累了。我没有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因为我不想留下名字了。我已经嘱咐了安草儿，阿帖走的时候，一定不要埋在土里，要葬在树上，葬在风中。只是如今选择四棵相对着的大树不那么容易了。

安草儿进来了，他又往火上添了几块柴火。这团母亲送我的火虽然年龄苍老了，但它的面容却依然那么活泼、青春。

我走出希楞柱^④。混合着植物清香气息的湿润的空气，使我打了一个喷嚏。这个喷嚏打得十分畅快，疲乏一扫而空。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它莹白如玉。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月亮下面，是通往山外的路，我满怀忧伤地看着那条路。安草儿走了过来，跟我一起看着那条路。那上面卡车留下的车辙在我眼里就像一道道的伤痕。忽然，那条路的尽头闪现出一团模糊的灰白的影子，跟着，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鹿铃声，那团灰白的影子离我们的营地越来越近。安草儿惊叫道，阿帖，木库莲回来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鹿铃声听起来越来越清脆了。我抬头看了看月亮，觉得它就像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而我再看那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驯鹿时，觉得它就是掉在地上的那半轮淡白的月亮。我落泪了，因为我已分不清天上人间了。

（选自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有删改）

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炎黄文化是根祖文化。一方面，从文明起源上讲，炎黄是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龙头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起源上讲，今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乃是历史上以炎黄族为核心，经华夏族和汉族不同阶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黄族是早期华夏民族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根。这也是炎黄作为“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维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史传说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态度和做法。具体说到炎帝、黄帝，信古者当然是把他们作为真实人物来对待；而疑古者则把他们作为神来对待。殊不知，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黄帝为例，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据研究，轩辕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字下面画有“鼋”即青蛙）族徽铭文，甚至更早；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天”字下面画有“兽”）族徽铭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史传说人名的轩辕氏、有熊氏是与天鼋（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图腾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以“天”为族徽铭文，其渊源也是来自以“天”为图腾。而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如《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从黄帝与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来看，黄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这样，黄帝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国语·晋语》中又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的黄帝、炎帝当然是人名。

由于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缘故，所以黄帝、炎帝等名号是一个沿袭性的名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只能生存几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为族团却可以存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它的名号是沿袭性的。

炎帝、黄帝等名号既是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已经说明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们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个血缘姓族，黄帝族有十二姓，则说明黄帝族至少是由十二个姓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天”，天为其宗神乃至成为至上神，所以我认为以黄帝为宗神即以天为宗神的部族集团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又号称“烈山氏”“历山氏”“连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龙，也崇拜山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龙、以蛇龙（即无爪之龙）为图腾的情形。《左传》中还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为图腾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所有这些都说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图腾也是多元的。而从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动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动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张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今天无论是对炎帝和黄帝的祭拜，抑或是对于历代有关炎黄文化文献的梳理，还是对炎黄文化的义理与价值的阐释，以及面向海内外的传播，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场上，站在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龙头文化的立场上。

（摘编自王震中《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