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的原初意义：中华古礼的原型

文身是我国东夷南蛮百越的古俗，东夷南蛮进入华夏，其原来的文身与古礼和风俗的关联已在五帝时代与华夏的融和中渐渐消失。而百越之地的吴在殷商末年，越在春秋末年仍以文身为俗。《墨子·公孟》曰“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里“剪发文身”是用来治国的，不仅仅是风俗，而且是礼。墨子讲越国的“剪发文身”，是与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用“大布之衣，群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相比较的。这时，东面的齐，南面的楚都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越，仍是剪发文身。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能与春秋时代的齐、晋、楚三国之礼并行且与之一样达到“其国治”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在于越国之礼虽然外在形式不同于三国，但在内在核心上却与之相同。从内在核心上讲，“剪发文身”这一源远流长的古礼，具有与其它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

第一，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身之所文的，是类似于图腾理论所讲的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之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史记·周本纪》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文身关系到百越诸族的根本观念。

第二，文身具有百越诸族的成人礼的作用。《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这是从冠笄之礼的角度讲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的不同。冠笄之礼是中原诸族的成人礼。男子成年行冠札，头上戴冠，以冠束发。女子成年行笄，用笄束发。百越诸族则是剪断头发而形成符合越礼的发式。中原成年之礼，不仅是冠笄，还有相应的服饰，同样百越的成人之礼，不仅要断发，还要拔牙、漆齿、文身。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意味着将人的自然之躯，按社会、仪式、观念的要求加以改变，显示了自然人向社会（氏族、文化）人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只有文，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第三，文身作为礼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外观感性上标识。《墨子》讲的越王用“剪发文身”之礼以“治其国”，越礼与华夏之礼一样，其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黎族规定奴婢不得纹面：“惟婢获则不刺面。”《礼记·乐记》讲，“礼”的最大功能在“别”（区分）。《荀子·礼论》讲了“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如果说，文身作为一种古礼，最初是

平等性的图腾观念，然后有从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社会的再进一步演化，就会提升到别贵贱的等级标志。从越王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文身已经演进到别贵贱的功能了。

文，这种在身体上刻缕图像的行为，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文身是在仪式（原始古礼）中进行的。是仪式使文身具有了神圣性，同时文身之人在仪式中获得的神圣使之成为仪式的核心。

正是文身古礼内蕴着与后来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

（摘选自《新华文摘》刊文，略有删改）

纯爷们

余显斌

爷一手抱着爹一手提着刀，在空旷的原野上走过。身后，是死寂的庞山熔，是鹅毛一样乱飘乱飞的雪片。爹被寒风一吹，醒了，伸着胳膊踢着腿哇哇大哭起来。爹的哭声撕扯着原野的寂静，撕扯着原野上的狂风，也撕扯着爷的心。

爷用脸轻轻贴了一下爹的脸道：“现在，庞山峪就剩下我们爷儿俩了。”爷的声音喑哑着，被狂风阻塞住，哽咽了一下。

爷的刀上凝着血，复仇的血。

死者，一个是藤野，一个是韦二。

为了庞山峪，为了庞山峪一千多口子，爷提着刀摸进城去，手刃了仇人。庞山峪啊，在一个叫作藤野的少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被一群披着人皮的东洋野兽围了起来。庞山峪一千多人，上至九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娃娃，几乎无一幸免。

爷是在部队上听到这个消息的，他大叫一声晕倒在地上，醒来后，连夜赶回了家。

爷离开村子已经两年多了，走时，没娘的儿子放在朋友韦二的家里。爷的老婆，也就是我奶奶，是难产死的。

可是，韦二在这次劫难中逃了出来，带着自己儿子进了城，却丢下了爷的儿子。

韦二能跑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个做日军翻译的表弟。因那个翻译的求情，他带着他的病秧子老婆，抱着两个孩子一个是他的，一个是爷的，走出人群，走向外面，可是迅即被藤野挡住了。藤野瞪着血红的眼珠子问翻译：“不是说出去三个吗，怎么成了四个了？”说完，他仁丹胡抖动了两下，“嚓”的一声抽出战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雪亮的光。

韦二一惊，顿时怂了。

韦二的裤裆慢慢洇湿了，竟然失禁了。

他双手将怀里的孩子送过去，结结巴巴道：“我举报，他……他爹是八路，太君。”

藤野一把扯过孩子，瞪了韦二一眼，狼一样嗥叫一声，狠狠将孩子掼在墙上，孩子一声没吭就死了。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惊叫声。韦二的女人见了，张着嘴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然后，藤野举起手，使劲向下一切，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中间夹杂着喊叫声，哭泣声和咒骂声。当这一切都结束时，虑山峪一千多老少都倒在场地里，没有了声息。

一桶桶汽油泼上，藤野一声吼，一片火海升腾起来，掩盖了一切。

爷回来时，庞山峪已经不存在了。

爷站在那儿，如一尊石刻的雕塑，泪水一颗颗落下来。

然后，他抽出背后的钢刀，坐在磨刀石旁，咬着牙使劲地磨起来，整整磨了三天三夜，一把刀磨得雪亮，一双手磨得血水直流。在一个黑夜，爷走了，消失在庞山峪。

第二天，整个丰阳城炸开了锅，藤野死了，死在一个窑子里，身上连中七刀，刀刀致命。另外，丰阳城还死了一个人，就是韦二。而韦二的儿子却不见了。

韦二被爷一刀杀了，可是儿子却被爷抱走了。爷恨韦二，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藤野，惨死在魔爪下，这样的人不死天理不容。至于爹，是庞山峪的爷们儿，得救。

爹于是就跟着爷，做了爷的儿子。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十几年后，解放了，一路从炮火硝烟里走来的爷成了将军，准备回到庞山峪，去祭祀那里的一千多亡灵，祭祀那群十几年前惨死的父老乡亲，告诉他们，小鬼子已经投降了，国家已经解放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可是，在路上，却发生了车祸。爷被送到了当地医院，需要输血。爹听了，急了，一撸胳膊道：“用我的，我是他儿子。”

医生听了，忙着抽血化验。

当爷知道这事后，苦笑一声告诉爹：“不行的。”

爹不解，忙问为什么。

爷眼圈红了，再次想起故乡，想起虞山峪死去的父老乡亲，许久，告诉爹：“孩子，你不是我儿啊。”

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话，大惊，瞪着眼睛望着爷。

爷流着泪，把鹿山峪的往事告诉了爹，过了一会儿，缓缓地道：“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爹望着爷，想到爷对自己的好，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不相信地喃喃道：“不会的，怎么会?”

两人正愣着，医生跑进来说：“快输血，化验成功了。”

爷不解地望望爹，爹也不解地望望爷。两个庞山峪的爷们儿几乎同时一声大叫，扯过化验单，睁大眼睛瞪着上面的结果，再次傻了眼。

爷看着看着，猛地醒悟到什么，一声长号，咚地跪在地下大叫：“我的韦二兄弟啊。”

爹也醒悟了，也咚的一声跪在爷的身旁，流下泪来。

（选自2017年第9期《小说月刊》，有改动）

《资治通鉴》是部怎样的书？

姜鹏

①作为一部篇幅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资治通鉴》对历史的记载通常被人们认为是详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②举一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前代的历史记载，以叙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两汉四百余年，《资治通鉴》 不过给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却占据了八十一卷篇幅。但当一位读者尝试着在《资治通鉴》中寻找李白的踪迹时，他会发现什么？他会发现，《资治通鉴》中居然没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资治通鉴》给予唐朝历史如此高的关注度，却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资治通鉴》的作者们疏忽了吗？把这个疑问暂时搁在一边，让我们继续在《资治通鉴》中寻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会发现了什么？我们会发现，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点。为什么是好一点点？因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到了一次。

③深入核查后，读者们会发现，在《资治通鉴》里失踪的，不仅仅是李白、杜甫，还有很多跟他们同样大腕的中国历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历史小名人，被《资治通鉴》“遗忘”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当然不是以司马光为首的《资治通鉴》编纂团队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学者李光地所讽刺的那样，《资治通鉴》的疏旷“网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为屹立千余年不倒的经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记》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显然，粗心出错的是李光地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

④先来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的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⑤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分别能解答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

⑥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其实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 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 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已被之前的十几部王朝史，和其他各类史学著作叙述过。司马光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历史事件从以前的本书上剪裁过来，拼拼凑凑形成一本新书。对于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历史事件，司马光同样会抱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予以重新检查。检查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核对历史真实性之外，还要考虑以往的历史叙述，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有利于后人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⑦所以，司马光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李白、杜甫不见载于《资治通鉴》，符合这个标准，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司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子虚赋》《上林赋》不见载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只选取他一篇短短的《谏猎赋》，也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子虚》《上林》辞藻再华丽，也与治国无关；《谏猎赋》的文字虽然相对平实且篇幅短小，却从一个角度提出了帝王行为规范的问题，与治道有关，故能被《资治通鉴》相中。

⑧当然，作为“史学双璧之”之一的《资治通鉴》，人们总会将他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较。《史记》的文学性之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其中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但从史学角度讲，其真实性如何，却历代均有质疑。比如，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蓝本也出自《史记》。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基本上已经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否定，因其内在矛盾太明显，也与更早的典籍《左传》所记载的内容出入太大。司马光批评司马迁“好奇”。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 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 是最懂政治的。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区分《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差别，可以这样说：《史记》是 A 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 B 家笔下的历史。

⑨《资治通鉴》成书后，模仿、续写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成功。原因即在于，那些作者没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所以，在浩若烟海的传统史学著作中，挑一部最适合于提炼治国理政经验的史书，那没有比《资治通鉴》更合适的作品了。

（摘自 2015 年 6 月 10 日《中华读书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