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有大量惹人喜爱的植物意象，如梅、兰、竹、菊、松、柳、荷、牡丹等等。它们常与某一“文化名人”绑定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梅之于宋代林逋，竹之于东晋王子猷，菊之于陶渊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躬耕园田，饮酒赋诗，逍遥适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十字，让菊成了陶渊明专属的文化符号，唐人已将菊称为“陶菊”或“陶家菊”。因了陶渊明，菊也就有了高洁、清雅、坚贞、淡泊等象征意义。不过，需要看到的是，陶渊明之采菊，不是单单喜欢菊花的美丽，在这背后，存在一个深远而丰富的文化传统。

菊是中国的特产，《礼记·月令篇》就有记载：“季秋之月，菊有黄花。”菊于萧杀的秋末开花，这一特性易引起古人的垂青。显然，古人最先关注的，不是菊的审美特点，而是菊有什么用。对此，屈原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离骚》中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见，菊是可吃的。事实上，这也正是菊在六朝以前最主要的功用。

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记，南阳郦县山谷有一条小溪，谷中长满菊花，花落水中，加以时日，溪水变得异常甘甜，人称甘谷水。附近居民都饮甘谷之水，“食者无不老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无夭年人，得此菊力也”。作过南阳太守的王畅、刘宽、袁隗等人，让郦县每月送40斛甘谷水特供自己饮用，他们所患的眩冒等病，因喝此水而愈。日常经验往往最具说服力，菊能治疗疾病，能令人长寿，在汉代，已成为人之共识。于是，菊很自然地进入了医家、养生和神仙家的视野之中。

六朝文人，普遍认为菊花能够养生延寿，多有诗文吟咏。魏文帝曹丕曾将菊花作为礼物送给太傅钟繇，并作一书，其中提到：“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希望钟繇食用菊花延长寿命。晋人嵇含的《菊花铭》，认为服菊即可成仙：“煌煌丹菊，翠叶紫茎，诜诜仙神，徒餐落英。”傅玄更为直白地表达了同样的观念：“服之者长寿，食之者通神。”陈人阴铿《赋咏得神仙诗》“朝游云暂起，夕饵菊恒香”，更具逍遥气象

除了养生成仙，六朝文人还赋予菊其他文化意义。钟繇之子钟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菊有五美：“黄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君子德”和“象劲直”，使其具有了高蹈的道德价值。此外，所谓“黄华高悬”“纯黄不杂”“冒霜吐颖”，同样大有审美意味。时人诗文中，同样盛称菊花之美。曹植眼中的洛神，“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钟会的《菊花赋》，大写菊花之美：“延蔓蓊郁，缘阪被岗，缥干绿叶，青柯红芒，芳实离离，晖藻煌煌，微风扇动，照曜垂光。”词采华丽。

（摘编自李建修《陶渊明与中国菊文化》）

对诗歌多义性的深入研究，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作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英国的恩普逊在其《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一书中，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很，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而且这些意义都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免的毛病。

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自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歌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警惕文化血统论泛滥

①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西晋左思《咏史》诗中所抨击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封建时代长期延绵不绝。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充满对他人蔑视和自我炫耀的政治血统论话语，在“十年浩劫”中一度广泛流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好在这类说法、做法，随着“文革”的终结，已经烟消云散。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当下中国，文化血统论却逐渐流行并大有蔓延之势。

②血统原指同一祖先的血缘系统，本无优劣高下之分。那种认为血统有优劣之分且决定人们的贤愚贵贱的观点，就是血统论。而文化血统论是指：读书求学的经历包括学校的名气地位，决定人们能力的高下和德性的贵贱，而且不易改变。

③文化血统论首先表现在教育部门引进人才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高校新增师资逐渐由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人担任，这本属正常现象。但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最近三五年来，一些高校进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而这苛刻并非单纯是学术成就、学术潜力，而是拘泥于求职者的“出身”，即求职者是在哪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出身门第”如何。有的高校一看求职者不是名牌大学博士毕业，根本不管其业绩潜力如何，一概谢绝入门。而如果求职者毕业于名牌大学，则□□其业绩不良，潜力不佳，□照收不误。更有甚者，有的高校招聘引进人才竟要查“本科血统”。“文革”政治血统论流行的时候，用人往往要“查三代”，甚至“查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与之相比，现在高校录用教师的做法，有何本质差异？

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可悲的是，上述文化血统论意识笼罩下的高校人才选拔，连“文革”期间政治血统论影响之下的考察录用人才的“境界”都不如。毕竟，那时对于“出身”不好的人，还讲“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现在的文化血统论，连这种幌子都不要了，变成赤裸裸的唯名是从，真是可悲亦复可叹！

⑤与高校招录人才的怪象相映成趣的，是公务员招考。最近几年，公务员招考的门槛越来越高，不少机关招人的条件是“研究生及以上”，有的甚至直截了当地要求“博士研究生”。而这些博士要做的并非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工作，而是一般的接电话、贴信封、买花圈、干会务、跑联络之类的事务。现今不少党政机关炫耀自己人才荟萃，其经典表述就是其单位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多少人，而且这些博士的本科硕士阶段都是在名牌大学。

⑥文化血统论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它首先表现为对人才奋斗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抑制乃至消解。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提倡并受到全社会自觉认同的自学成才论、自我设计论，都是强调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文化血统论的出现，本质上是对人才奋斗精神的严重抑制和人才创造能力的无端限制，是新的宿命论，是一种社会倒退。

⑦文化血统论的出现，也堵塞了阶层流动的渠道和角色转换的空间，甚至可能导致阶层固化，使社会缺少活力。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是可以流动的，其途径主要是通过个人自身的努力和成就向上提升，或者因自身存在的问题反向流动。文化血统论并不重视后天的努力及其成果，而是单纯看重过往的“出身门第”，并以此决定人才取舍或价值评判，从而导致不思进取，为宿命论提供市场。长此以往，人们可能不会___________，而是__________。

⑧文化血统论的出现，还可能导致人们不良情绪和不善行为的出现。既然后来的努力并不重要，人们就会安于现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更多的可能是不满现实，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社会上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将其当作发泄的机会和渠道。近年某些群体性事件的出现、“网络义和团”的喧嚣，不能说与文化血统论的出现没有任何关系。

⑨解决文化血统论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进行全方位的改变，要尽力尽快建立健全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于国民观念平民化的教育和引导，在全社会树立勤奋改变命运、付出终有回报的风气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