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恋这一把把黄土

——路遥二十年祭

我由晋西越过黄河，经由吴堡、绥德、清涧、延川，翻过无数道山梁，穿过数不清的沟壑，目看心记着一个又一个“圪崂”，一条连着一条的“沟”，一处又一处冒着人烟气息的“川道”，最后站在了延安大学倚靠的文汇山上。

老实说，在我的双脚尚未站到这山脚，在我的眼睛还没看见这一道道山梁、一丛丛小树之前，我的心早已飞到了这个叫“文汇山”的地方。它是那样让我魂牵梦绕！那样让我心旌摇动！那样让我寝食难安！在记忆中，差不多只有浙江绍兴、云南昆明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曾对我产生过如此‘魔力’。而究其原因，则不过那里曾经有鲁迅在，曾经有一个西南联大。但在我心目中，“文汇山”似乎又有不同，它气象阔大得多，几乎囊括了文学、历史、政治乃至地理、风俗、民情，而又超越这一切。我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才恰当。我对谷溪说，那里长眠着的那个人，他的文字描写着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遍的人生，但却直逼人的心灵，那是叫人读过脊梁变硬心肠变软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二十世纪的中国，除鲁迅外，没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也许只有我自己明白，死死活活要来一次，并且终于来了，正是受这“叫人读过脊梁变硬心肠变软”的文字的蛊惑。

在我印象中，黄土高原，是与干旱、苦难、贫穷，与深沉、坚毅、厚重密切相关的概念。山是裸露的，土是黄的，河是干的，甚至连人们的语言也是质直坚硬的。我神往于那被远古的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沟坎坎，山崖上仿佛历史遗迹的一排排窑洞，河川里的一片片玉米田，山梁上哨兵似的苹果树；我更欣赏那些在梁峁上耕作的山民们坚毅的表情，深沉的步履，欣赏他们坚硬的语言传递出来的厚重品格。

感谢路遥，是他的文字让我对黄土地有了这份质感，对那里的人们多了一层体贴和了解，也使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性多了一点感悟。

不到大城市去治病，就让我在延安，万一不行了，就一个人躲在某一个山圪崂里悄悄地死去。他又说，如果确诊为癌症，就独自跑向陕北榆林，买一块白布，钻在没人去的沙窝窝，然后把白布往身上一盖，就离别人世。

病重后，他对生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体悟，对人生产生了莫大的眷恋。但他更明白，人只有到了混不下去、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更加依恋生我养我的故乡，疼我爱我的亲人。其实，这样的表白，并非只在他病入膏肓之后，早在写作《人生》的时候，当高加林经历了戏剧性的人生变故，感到世界无所可依的时候，他就借题发挥道：“亲爱的父老乡亲！他们在一个人走运的时候，也许对你躲得很远；但当你跌了跤的时候，众人却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那伟大的同情心，永远都会给予不幸的人！”

他因此希望留在延安，死在陕北，葬在黄土山。他渴望依偎在亲人的怀抱，躺倒在黄土地的故乡。他曾对谷溪说：“你和高其国一定会弄一口棺材，把我埋在黄土山上。”

故乡，黄土，亲情，友情，在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也许只有这几个词最重要。

在阅读路遥所产生的共鸣里，我也曾多次企图凝炼出几个关键词。但是，虽然能分明感觉到，却无法做到。他的文字所传递的是一种完整的道德力量，一种脊梁似的正直和硬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观。我理解，这种价值观至少包含了如下一些概念：赤诚、忍苦、向上、热烈、正义、悲悯。我一度断言，这是中华民族初民时期留下的光荣品格。这种建立在苦难、贫穷基础之上的宝贵品质，将消失在富裕、安逸之中。“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在平地上堆起理想的大山”，“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这是怎样赤诚的心灵才能说得出的话！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说出了这样几句话，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马建强、刘巧珍那样几个人物，可以死而无憾！可以视为不朽！

文汇山是典型的陕北黄土高原，稍稍出人意料的是，植被比我想象的茂盛。靠近延安大学的这一部分，有三架梁峁，恰好给大学一个坚强的依靠。土是典型的陕北黄砂土，干爽、坚硬，踩在上面，让人感觉踏实；树是典型的暖温带落叶小乔木和灌木，我所能认得的大概只有几种栎树、山杨、白桦、山杏、小叶杨、山桃等；山本来无名，据说是在安葬路遥时，生前好友们给取的名字。

墓用坚硬的石块砌成，比他活着时住过的土窑更加坚固。墓前方是他半身汉白玉雕像，安放在一块黑色大理石基座上。墓的后方是一面宽大的石壁墙，上面镶嵌着孺子牛浮雕，和他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墓的两侧，是他几位生前好友捐建的石凳石桌，有《路遥文集》责编陈泽顺先生捐的，上刻“陕北的光荣，时代的骄傲”；有《平凡的世界》责编李金玉女士捐的，镌刻着“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墓前两颗白皮松还没长大，但已分明显出一点倔强的生机。

这里多么安静啊！安静得听不见一点动静！

可是，我又分明感觉到他脉搏的跳动，围坐在旁边的高朋文友的欢声笑语！

他是喜欢野花的。山杏、杜梨，还有我不曾见过的山丹丹、兰花花、马茹茹，黄土高原上那些独特而顽强的生命，他都爱。据说每当四月，当山梁、沟壑、窑洞硷畔，一丛丛粉红的山杏烂漫时，他总抑制不住激动，兴匆匆地跑过去。他大概特别喜欢那种欢腾一般的热烈，那种突破干旱与贫瘠的盎然生机。

墓碑下，已有先来的人放上了几束野花，使这宁静得有些寂寥的环境，放出一些暖色。我让结伴而来的几个孩子一起去灌木下采摘野花，我们要编一个比别人大得多的花环，放在他的墓碑下。

路遥，我们来了！路遥，就让这山花代表我们深深的敬意吧！

①“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王阳明语)不论是“心即理”还是“致良知”，从字面上看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可能表现为自我生命活力的释放，也可能表现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所以，在心学体系里，王阳明对个体的主观意念做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修养功夫论，这里的“知行合一”具有明显的道德内省标准，心有邪念，即是行恶。此外，“知行合一”作为一种自我要求更是为了避免知而不行，只满足于训诂条理和口舌之争。“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耳!”(王阳明语)日本学者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培根之学’，偏重实行和事上磨炼，是其精神要旨所在，知而不行，只是不知。”企业家立“知行合一”之旨，便意味着严格自我要求的开始。

②“知”有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与“良知”相近，知行合一即表现为我的“良知”须化为真切实在的行为，而我的所作所为又都符合我的“良知”。这里有着怎样的境界寓意？知行合一的状态又具体化为“致良知”的过程，“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语)“归于寂”不是客观上的不存在，而是个体主观觉知的灭寂，即主观之间的隔绝，它表明一种我与万物相“绝”的状态，“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阳明语)王阳明所说的“天下无心外之物”意味着使万物皆得吾心之理，也就是个体德性向客观事物的迁移，与之相对，这表明的是我与万物相“通”的状态，良知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知行合一”就是把这种内在的本质力量，体现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体的中正向客观性的迁移，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性存在。

③在企业经管中，这意味着辩证理性的利他精神，企业有了这种利他精神，就能同时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幸福、企业盈利与顾客满意的目标。超越“小我”而观“大我”，人的视角和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家收获经济成就的同时，也收获人格成就。企业家的最高形象如同“企业图腾”般存在，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自我修养达到第二个层次，也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言传身教，从而影响到每一个企业成员，“无为而民自化”。只有企业家的个人境界与企业的卓越发展同步并行，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与员工的价值实现同道相益，这样的企业才会长盛不衰、基业长青。

(摘编自《经营与管理》2019年第二期《“阳明心学”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材料一

据《移动支付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为58.8万亿元，同比增长率超300%。截止到2017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了102.1万亿元。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二维码支付市场的爆发，消费者从PC端向移动端的迁移速度加快。

材料二

自2004年推出支付宝以来，阿里在移动支付领域几乎步步领先，并迅速确立了难以撼动的老大哥地位。而腾讯虽然直到2013年才正式上线微信支付，却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市场份额上的差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迄今为止，微信已经积累了超过10亿人次活跃用户，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互联网用户。胜利的天平似乎正朝着腾讯倾斜。

2018年12月13日，支付宝发布刷脸支付产品——“蜻蜓”，将刷脸支付的接入成本降低了80%，这意味着刷脸支付真正具备了大规模普及的前提条件。短短两三个月后，我们就已经在不少便利店和生活超市看到它的身影。

现在，压力重新回到了腾讯这边。一方面，微信支付需要继续发挥社交优势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它也亟需趁“蜻蜓”立足未稳，推出一款正面对标“蜻蜓”的产品，抵御其攻势。

(摘编自《雷锋网》）

材料三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城市中国跳过信用卡走向无现金社会》的报道称，在中国城市餐馆，如果用餐者买单，他们更有可能拿出手机，而不是钱包。《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部门“投资参考”对1000名中国城市消费者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说，他们在过去3个月中使用了移动支付平台，城市规模、年龄群体或收入水平对人们使用移动支付平台的影响不大。这反映了移动支付平台的迅速扩张，中国由此正在变成一个无现金的社会。现在，各种移动平台正试图超越扫一下二维码进行零售交易的阶段，向消费金融扩张。然而，事情进展并不完全顺利。中国网络金融服务的扩张导致许多贷款未受到足够监管，还造成了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尤其几大国有银行，也在积极保护自己的领地。如果这些网络银行获得成功，那么中国的监管机构和传统银行都要适应新形势。

(摘编自《英媒:移动支付普及，中国跳过信用卡走向无现金社会》）

材料四

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国内支付进入银行卡支付时代；不久，随着互联网技术成熟，非银行支付快速崛起。而近些年来，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推动下，移动支付迅速发展起来。2014年，支付宝通过“双十一”，在拓展线上场景的同时，开始进入线下支付场景；而微信支付通过“微信红包”一夜走红，与支付宝形成非银行支付“双寡头”格局。

与此同时，支付产业竞争趋于激烈，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体验良好、支付便捷、服务丰富的移动入口。作为银行业联手打造的全新移动端统一入口——中国银联云闪付APP汇聚全面的移动支付功能与权益优惠，自2017年12月11日发布以来，不到一年时间用户已经突破1亿。在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同时，云闪付APP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

当然，中国银联和银行能否在移动支付领域立足和发展，不能仅看有没有提供一个行业统一入口的移动支付产品，更要看是否可以集行业之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服务。中国银联以云闪付产品推广和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各类场景支付服务的覆盖面与渗透率，真正从产品的开发、优惠的提供、商业的推广等角度出发，在创新和用户体验上下功夫，是支付产业深化金融创新应用、推动零售支付回归便民本源的重要举措。

未来已来，中国银联以及银行业移动支付崛起可期，市场格局或将悄然改变。

(摘编自《移动支付时代，中国银联能否崛起》）

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曾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 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