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周易》产生的历史渊源至为悠久，可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周易》由原始的八卦符号演变为六十四卦，直到西周初期卦辞、爻辞才编定完成。《周易》经文的形式和内容确定之后，其象征意蕴与卜筮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凸显，同时也逐渐渗透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道德文化观念，但尚未形成一定的体系。真正促使《周易》从占筮之书转为义理之学，从趋向巫术占卜功用转向探讨伦理教化功能的，则是《易传》(《十翼》)的出现，这也标志着《周易》经典最终完成。从汉代开始《周易》被尊崇为群经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

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周易》及易学的思想体系兼具儒道互补包容的格局，对后来儒道两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典并屡屡援《易》立说有着直接的影响，自不待言。《周易》在汉代位列儒家经典之首，取得了文化和政治上的权威地位，魏伯阳以《易》说丹，王弼以老解《易》，又进一步强化了《周易》在后世道家、道教中的经典性质。对于《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极具兼容并包之思想特色，《四库全书总日》指出;“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总目》的立场，旨在批评历史上《易》立论的现象有损于《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但是，“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周易》在儒道两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也获得了相应于典范意义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总目》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用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根深蒂固的重要事实。

《周易》有着最为悠久的成书史、传播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随时随地可见《周易》及易学思想泛起的层层涟漪。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所收录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周易》位于经部之首，相较于经部其他类文献，《易》类文献数目最多，这应是《周易》处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的绝佳范例。不仅如此，《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也被道家尊为“三玄”之冠，又曾为佛教众多高僧大德所倚重和阐扬，更足以说明《周易》自身内含的天道与人事之诠释方向的廷展性和丰富性。

《周易》“综合百家，超越百家”，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享有远远高于其他经典、其他学术的尊崇地位。如果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我们对“《易》为之原”及《周易》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与体现的包容意义，或许会有新的体认。

（摘自2018年04月14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材料一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苏轼开创性地将“豪放”的词风与本属“婉约”的词体统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固然离不开苏轼横溢的天才，但当考察苏轼的宦迹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豪放词的出现，无疑受了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豪放风格与词体的和谐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到密州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离任。在密州的两年，苏轼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创作数量不如杭州时期多，但这时苏轼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体“自是一家”的面目，使自己的作品“一扫绮罗香泽之态”，在词的创作上真正走向了成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苏轼创作上的这些变化，与密州的民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密州，北宋时属京东路。《宋史·地理志》说京东路的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欧阳修也说“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并且，由于是孔子的故乡，京东路儒学相当兴盛，“专经之士为多”。密州一带的京东人在北宋以强悍勇武闻名。围猎是密州人生活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苏轼知密州后，便时常参与其中。

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词风改变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背景，文化氛围、地域民风以及文学传统，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轻易地忽视。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会促使作者在词作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重要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悲歌的文学传统，更无疑会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而苏轼在密州这一时段的创作，正体现出这一倾向。

可以说，是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促使苏轼自觉地以豪壮的声调、超越的意识入词，最终使词这种体裁完成了从伶工歌女之歌词向士大夫抒情言志诗体的转变，词体的疆域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所以，要清晰地认识词体的革新、转变，地域文化这一背景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取材于吴德岗《地域文化与苏轼词的创作》）

材料二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乡土文学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沈从文的地域意识尤为突出，湘西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而沈从文则用自己的作品，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汉族杂居地，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迁徙发展过程中，有战争、有冲突、有同化、有融合，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风俗人情。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多是钳制、镇压的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是受歧视的，是被压抑的群体。而沈从文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能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将故乡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僻地、边城的弱势地位。同时，这也激发他寻觅和展示湘西文化中蕴含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积极健康的优秀品格和原始粗犷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凝聚着的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沈从文早中期的散文作品中，他对故乡的介绍角度独特而又全面深入。他有意略去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屈原而到沅水，由沅水而到川黔交界之处，突出湘西悠久的历史、楚文化传统和凤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然后逐一描绘人的生存状态和地方古朴民风，体现井然的社会秩序和人神共治的情形。

除了散文以外，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总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描绘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代表作品《边城》中，就专门详细周到地介绍了小城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格局，河岸的景色，小镇的屯兵和形形色色的住户，然后才进入故事，引出主要人物。沈从文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地域背景，总是不忘表现湘西的人杰地灵和与众不同，选择最能体现湘西文化精神内核的东西加以表现，因此也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的审美形态。

沈从文给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野风，也让偏居一隅、被世人忽略的湘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他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取材于包晓玲、姚克波《论沈从文与湘西地域文化》）

材料三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文明古国。

另外，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取材于何志云《谈文学的地域性：地域文化决定族群的精神和品格》）

礼制国家的形成

①汉朝被称为“礼制国家”，荀子的礼治论对此发挥了巨大作用。

②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朝建立后第五年，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 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战国国家或秦朝的朝廷仪式，又因嫌厌 繁琐的法规，刚成立的汉朝在皇帝出席的场合，也缺乏适当的国家仪礼。再加上汉朝的诸 侯、廷臣，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因此，每逢朝廷群 臣聚会，他们常出现“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丑态。

③刘邦越来越厌恶朝廷的无秩序状态，此时原为秦臣，后来投降刘邦的儒者叔孙通，察 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遂建议刘邦：以长乐宫落成的纪念仪式为机会，建立严格的朝 廷礼仪。刘邦答应了。于是，叔孙通在他一百多位门人之外，还征求鲁国三十位儒生，为刘 邦准备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到了当天，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自诸侯王以下 莫不振恐肃敬”。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如此，诸臣“竟朝置酒，无敢 谨哗失礼者”。

④典礼结束之后，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刘邦原来 痛恨儒者，然而此次机会却完全改变了刘邦对儒学的看法。 ，借着此次机会，刘邦 完全体会到能否建立“礼制”，将会是稳固汉朝皇权之关键。此时也注定了汉朝儒学“国教 化”的命运。“礼制国家”的蓝图并非叔孙通发明的。

⑤那么，这个蓝图的制作人又是谁呢？

⑥从叔孙通的时代过了七八十年，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他阐述统治天下的八种纲 要。这八种大纲按顺序分别为“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 准”。“礼”被安排为其首，显然便代表在司马迁的脑海里，“礼”就是汉朝之存续与建立 最需要的一种原理。甚至如其开头所宣扬，认为“礼”为“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的“美 德”，“礼”不但是每个人个体生存的最高规范，同时也是将秩序与安宁带给整体生物世界 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理。这应该是司马迁将“礼”列为八纲之首的原因。

⑦在司马迁的思考中，“礼”具体的功能是什么呢？《史记》“八书”的“礼书”，首 段赞扬“礼”的重要，第二段叙述礼制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即汉武帝）的整个过程。接着， 以剩下三分之二的篇幅，说明“礼”的意义与内容，而这部分的论述竟几乎都可在《荀子》 中找到。事实上，在没有直接摘录《荀子》的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中，若我们考虑第二段所 叙的，从秦朝到汉朝历代皇帝间礼制的演变是荀子逝世之后发生的事，再扣除整篇前后有一 些司马迁本人对“礼”的重要性发的感叹，司马迁关于“礼”功用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依《荀

子》的内容写成。如果《史记·礼书》中的内容能代表汉朝礼制的理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 进而推论： 。

⑧由于汉朝逐步引进礼制，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制，故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 方式的基础，并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如此，荀子礼治论具备超过“一王朝”“一国家”的 框架视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生存方式，这让“礼”的重要性不因汉朝的消失而减 缩，反而让中国知识分子透过不同的礼制论重新表述“礼”的重要性。只是荀子在此方面的 莫大贡献被逐渐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