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和”从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和天道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占有别人。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摘编自《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

保护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引起重视。

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因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态度是建立在对其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的，而这种认识和判断又与其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分不开。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也在高速推进。我们遇到了其他国家或许是上百年间才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在看到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也看到了当今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过于功利之风。对于价值高低的判断，很多人使用了评价商品的方式来进行，比如价格、人气的高低。所以，我们才看到有人要把文化遗产产业化、把孔子产业化等种种新奇的提法。然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对文化遗产价值进行判断，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可怕的。

文化遗产不仅记录着我们的过去，而且存在于今天人的生活中，它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有益的参考。文化遗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应是动态的、发展的，有着不同时代的印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应该更重视遗产与人之间的血脉关系，关注他们之间的真实状态。文化遗产不仅要注重对其整体环境和原有历史风貌的保护，更要注意保护贯穿于其中的历史文脉和珍贵的人文元素。这种价值的重要性怎能仅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这或许正是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所在。

合理把握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有一个合适的度。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考虑眼前多，对于长远想得少。今天，很多人在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利用时，往往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讨论范围。实际上，发展经济与保护文化遗产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对于文化遗产仅是教条、机械地进行保护，并且希望其只处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断面，与其相关的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么这种保护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忽视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是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现状与需求。这样保护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也对经济的发展不利。

文化遗产是要被利用的，也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是不是能够将所有的文化遗产都要商品化，都要产业化，都要能够产生出经济价值，这是需要商榷的。这些年，由于某些文化遗产的特质，像丽江、周庄、少林寺等文化遗产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也给许多人带来了一个对文化遗产的误区，似乎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益或者说是体现它的最大价值。文化遗产虽然可能会带来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文化遗产本身并不是产业，也并非商品。类似“将世界遗产产业化”的提法是绝对错误的! 产业化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会使开发者只注重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那些产生不了商业价值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使文化遗产中蕴藏诸如信仰、风俗、艺术等文化内涵最终弱化乃至消失。

所以，无论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还是在文化遗产的利用上，都不要走极端化。保护文化遗产，就是要保证传承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量少受人为的干扰。

（节选自《光明日报》）

人在草木间

周晓枫

茶这个字，拆开笔画就是：人在草木间。

每天的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最后一个是茶，微妙地超越其他。如果是生活需要，水就够了。文人喜欢诗酒茶：诗是对文字的奢侈，酒是对粮食的奢侈，茶是对清水的奢侈。正因为茶是高于生存需要的水，所以象征精神的部分。是啊，对生存来说，精神就是奢侈——可正因有了这些奢侈，我们才不枉此生。

茶是现实中既平凡又堪称伟大的植物。福建安溪，以铁观音闻名，茶香似乎弥散在这里的空气里……香，是气味的奢侈；铁观音，是茶里的奢侈。

这观音托梦所赐的母本茶树，就生长在安溪打石坑的岩缝间。铁观音母株瘦小，每发新芽，每生新枝，收取的手就会到来。它的芽叶幼嫩时就被采摘，它的枝条被不停折断，用以扦插育苗——就是这样一棵被限制、被切割、被剥守的茶树，守着承诺般，守着它叶片的独特形貌：紫芽斜尾，缘齿疏钝，上面有着拇指按压般的神迹印痕。

茶有近乎神迹之处。折断枝条，插土就能成活——万能地再生。你摧毁，它报以辽阔的丰收，甚至更为勇敢。母株压条繁育时，经过扭转和压扁的伤枝，反而有利更好更多地生根；如果小心呵护的，却事倍功半。一万次酷刑，意味着一万次的繁茂，十万、百万、千万次的慷慨。茶叶制造的过程也是这样。摇青时，芽叶相互摩擦、碰撞，受损的茶青反而分泌香气。每片茶叶，都死于离枝，死于炒制，死于滚水……然后，它们又从中复活，将自己的清香与甘醇，灌注到每一滴水里。从伤害里汲取成长力量的茶，就这样，涓滴灌溉，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毒。

茶，看似羸弱，却隐藏柔韧而惊人的力量。站在这株古茶树旁边，我观察它厚实的叶片，陈旧的花瓣。

我以前觉得，交通的便捷，瓶装水的储存，空调系统的温控，使今人很难体会古人曾经的乡愁。我们可以在全球化的环境里，共享无差别的水土。但是在这棵茶树面前，我改变了看法。也许我们能保留自己所适应的饮食习惯、所乐于交流的乡音，以及，那蓄意维持的心理时差。植物，替我们凝结着乡愁：土壤里的酸碱度，空气中的含水量，海拔和温差，云雾雨雪，都在其中。活着的茶，在冷水里浇着，根系沉默的一切；死了的茶，在滚汤里沏着，重新活过，在袅袅升腾的丰沛水汽里，还你故乡的云雾缭绕。

形如铁、色如铁、重如铁……庄重，就在这一盏琥珀色的铁观音茶中。它是由土生长出的木，经过火上的铁锅炒制，最后水让它复活。一盏茶里，汇聚金木水火土……我们人生的五行，尽在其味，尽在不言之中。茶作，是人与植物的灵魂交流，就这样日月天地，就这样草木山水。

茶，经历水火，是树叶的前世今生。最初，它被揉搓，被携带，在更久的日子里不死。茶，折叠自己，它在自己的抱缩里藏好往昔的春秋。最后，神秘收拢的叶脉打开了，像一个人慢慢摊开手心里的掌纹。铺满刻痕的线条，记载它活过的风雨。制茶时，水分被蒸发，年少青春的饱满汁液消失。茶，是变成老年的树叶，暮色沧桑。的确，茶，是一片树叶的回忆；但这回忆里，饱含变化。是昨天的自己，又不是昨天的自己；是昨天的复活，又不是昨天的复活……浸泡缓慢，体会悠长，如是，恍兮惚兮。

此时，在山岭中。周围是高起来的地势，底端是铁观音的茶枝。冷冽的空气浸泡，让我清醒。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是，我们在更大的天地茶盏里被时空浸泡，散发出一生微苦里的领悟、回甘里的安慰。

（2018年01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