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新能源汽车发展迅速，近几年来，世界主要的汽车强国纷纷表示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不仅提出“禁止销售燃油汽车时间表”，而且也上升到具体的法律层面，同时还采取一些“限行”措施。中国则是更为主动、更积极、更为系统地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相对比较健全，更为系统。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同时补贴新能源车辆生产成本差价，在购置税上减免，在新能源公交车运营上予以补贴，还有设置了新能源车辆专门的车牌，在道路通行权予以优先等。这样多的支持政策，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在众多正面政策的鼓励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螺旋式上升，一年一个大台阶。2016年50万辆、2017年80万辆、2018年超100万辆以上，2020年规划为200万辆。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又在开始研究新的鼓励政策，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向智能网联汽车方向发展，中国政府发布的未来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规划，就是具体的体现。

具备以上特点的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强国潜心研究的样本。

（摘编自2018年12月《财经网》）

新能源汽车未来在全球所占市场份额预测：

目前，续航里程短，充电、加氢基础设施不完善，依然是制约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障碍，市场对长续航和配套基建的需求非常明显。在续航里程上，2017年主流工况续航300km，2018年上半年多数车企已到达400km，有的甚至突破到了500km。然而电动汽车在不同的速度下，续航有所不同，速度越高，续航越低；根据日前威马公布的各型号工况续航，得出的电动车在不同速度下的有效续航为30%-80%电量行驶距离，如此一来，有效的长续航仍然是未来急需突破的方向。在充电桩、加氢站等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我国现在车桩比只有3.5:1，有效运营的加氢站只有14座，与同期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模仍然不匹配。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充电、加氢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将日益凸显。

新能源汽车由于技术原因，其故障率高于传统汽车。而且像电池这样的核心部件，一旦出现自燃或破损，很难修复，只能更换，电池置换价格又非常高，便宜的也超过万元，目前电动汽车电池的造价是电动汽车成本的30%以上，甚至达到一半。

（摘编自2018年10月《搜狐网》）

随着智能家居、智能购物、智能楼宇、智能机器、智能医疗等贴近人们的生活，汽车产业的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已成为汽车行业公认的未来趋势，智能网联汽车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不具备“四化”特征便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有专家预计：到2028年，在新购车用户中，00后将占7.2%，90后占41.8%，80后占35.4%；由于这几代人是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正所谓是无网络不生活，而随着消费群体的年轻化，互联网和对移动终端的需求将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因此，汽车必将向高级智能移动终端演变，而新能源汽车也将迎来高速发展。

（摘编自2019年01月《中国期刊网》）

留住“乡愁”需保护活化“记忆场所”

陆邵明

①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已经成功落下帷幕，但她的主题“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依然在路上。事实上，被列在保护名单中的文化资源始终是有限的，远远满足不了当下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精神的需求。要让每一位市民在身边的社区就能享受到历史文化保护成果，必须转变思路，转型发展。记忆场所就是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模式，让全民更多地享受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一种可能，同时将为万众留住乡愁。

②日常生活语境“营养”文化资源。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演变。首先，保护对象已经从社会精英层面的遗产转向大众群体的集体记忆，即，除了关注名人故居，也要关注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特色生活街区。其次，保护价值已经从对历史与美学的评价逐渐转向社会文化价值的挖掘，即，除了关注有历史事件的“高、大、上”文物，也要关注有文化故事的“普通”建筑物。此外，保护策略从单体的博物馆式保护转向场所语境的保护活化，即，对于“大众层面”的建筑在不破坏主要载体原真性的同时可以进行适应性改造利用。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日趋多样化的时代，记忆场所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沿与趋势，也挑战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国际文献数据库表明，自2009年开始，记忆场所的主题已经成为了文化遗产、历史研究、城市科学领域的热点。

③记忆场所主要是指具有保留并能繁衍集体记忆的特色场所。其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在个体层面，记忆场所可以让每一个主体在时空变迁中构建社会身份及其精神慰藉；在社区层面，记忆场所有助于建构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社会纽带；在地方区域层面，记忆场所的图谱将是地方城镇的风貌特色、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与其环境品质构成的重要部分；在民族与国家层面，记忆场所网络将极大地丰富与传承民族传统基因。

④如果将保护名录中的传统文化遗产比喻为地域文化资源“细胞核仁”的话，那么记忆场所就是“细胞核”，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场所则是“细胞质”。也就是说，保护名录中的文化遗产与名录外的记忆场所有机共生，方能形成文化资源的“基因”，同时两者又不能脱离日常生活语境的“营养”。

⑤记忆场所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 虽然记忆场所不能列入完整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范畴，却是普通市民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达到高效率、商业化、现代化的标准与目的，孤立地保留了“细胞核仁”——文化遗产，铲除了大量的“细胞核”——记忆场所，进行着大规模的造城与造村运动，生产出越来越相似的人居空间，这样制造出来的“新”场所将市民的历史记忆、生活习惯与其根植的语境分离出来，越来越远离普通百姓的社会文化情感，形成一个个“乡痛”。

⑥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1912-2014）关于乡愁的认知进行追踪分析，我们发现唤起乡愁的重要因素是家乡中的空间意象。这种因故土而生的空间意象是构成乡愁的基础性要素，远远超越了诗歌、文学、音乐、电影等的影响。而且，新千年以来，乡愁中的空间意象更倾向于“家园”中可感知的充满着爱与忧伤的记忆。这些具体、碎化的记忆通常以“家”的场所为中心，其中，由宅、屋、门、庭等构成了第一个空间尺度；由船、桥、井、街、小区、学校等构成了第二个空间尺度；山、水、镇、乡、城等构成第三个空间尺度；祖国、民族等大故乡形成了第四个空间尺度。由具象到抽象，由微观到宏观，逐渐形成了乡愁中的“家国情”。这些记忆场所容纳的是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生产、游玩中的故事。

⑦留住乡愁离不开这些百姓身边的记忆场所。正如美国历史场所保护协会成员爱德华·豪尔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认同、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场所与其语境。也就说，留住身边的记忆场所实际上也是对相关群体与个体的尊重。

⑧应探索开发记忆场所的创新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让市民“记得住乡愁”的目标，需要拓宽思路，充分利用好维系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的典型的“记忆场所”。

（节选于2015年6月17日《文汇报》）

材料一：

目前，人工智能写诗超过一般人的水平，最终能否超过杰出诗人的水准，还要假以时日。

在掌握词语和技巧方面，人工智能有其特殊优势。人脑能背诵一万首诗就不得了了，而电脑可以储存海量诗歌。海量诗词的词语、典故和表现方法，经过人工智能的分析和最优组合，完全可以写出比较好的诗。

就像人的学习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机器也需要不断学习完善。比如，稻香老农作诗机1.0版，瞬间就可以写出一首诗词，诗的形式完全符合格律要求，但诗句没有什么意义。升级后的2.0版就不同了，诗句已经有了意义。一首绝句，总有两三句是有诗意诗味的，其余诗句还有备选的可以替换。最近，稻香老农作诗机的3.0版将上线，做出来的诗会更完善。

机器目前还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类的情感，但随着物联网的发展，今后人类身上的装置会成为一个记录仪，随时感知人的情感。计算机可以感知到这种情感，并与数据库里的海量诗词所表现的情感进行分析配比，然后选择最适合的词汇和表现技巧，写出比较贴切并能表现人的真实复杂情感的诗词来。

一首优秀诗歌具有强烈的个性和独创性。这一点，人工智能似乎难以做到。但是，任何创造都是在传承前人经验和技巧上完成的，而电脑可以全面借鉴汲取海量的前人创作经验。电脑写诗的个性化和独创性，是可以期待的。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5月18日）

材料二：

现在，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已能写出符合语法的诗句，有一些甚至相当惊艳。然而这个过程也存在问题。乔姆斯基指出，“无色的绿色想法在狂热地睡眠”这样的句子在语法上成立，却是荒谬无理的。

随着技术发展，人工神经网络将能精确模仿人类神经元的刺激－反应，然而好诗激发的情感层次十分丰富，能否约化为某种模式，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人类个体始终在推测与判定他人的意图，这样的“主体间性”贯穿于人类阅读诗歌的过程，而人工智能将人类作为整体认识，缺乏主体之间的交互；解决这一难题恐怕还要等待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出现。

诗强调独特性，一首好诗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前所未有”上。这和围棋不同。人工智能学习围棋，是对已有棋路的破解；而要创作优秀的诗歌，则要避免已有套路，这是摆在人工智能面前的艰巨任务。

   （摘自程羽黑《当人工智能具备了主体意识》）

材料三：

机器诗人要经历模仿、置换、命题才能逐渐走上自主自由创作的境界。不过，具有先进人工智能的机器在学习写诗方面，比人类进步快，因为其记忆力、耐受力和学习能力、纠错能力是人类不可望其项背的。

类似灵感、欲望、情感等属于人类诗意的原创造力，机器能跨越这样的鸿沟吗？过去，我们觉得不可能！可今天，神经网络技术、基因科技、量子科学和人工智能都在快速发展，这些研究令传统信念动摇，我们还是要多观察，多等待。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诗歌写作，作为人类诗歌的新品种，正丰富着人类的诗意世界。诗词将不再是少数文化人的专利，而成为社会大众的通用品。每个人都可以用诗句表达情意、交流沟通。人们的审美水平有所提高，全社会的艺术素养自然随之提升。这些反过来又会促进诗歌创作水平的不断突破和提升。

机器写诗可能会对诗歌未来发展产生影响。譬如，由于其快速而不知疲倦的制作能力，会不会造成需求过剩？为了满足读者趣味的倾向性设计，是否会造成类型化的机器诗歌写作泛滥，而原创性、创新性的作品难遇难求？

当人工智能的机器写作平台变得越来越强大和廉价好用，人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偷懒，总是依靠机器来帮自己写诗，那很可能会导致人类自身的诗性功能退化。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5月18日）

传统社会最讲究“圈子”。费孝通早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就提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乡亲的交往,全凭相熟度、关系度，好比投石入水的涟漪效应，一圈圈扩展开,愈远愈疏愈近愈密。

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于是应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描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保持日常互动,确定彼此的边界,必须依赖一系列契约规则,旗帜是教化的道德,底线是强制的法律。

诚然，看病找相熟的医生,求教知识难点找老同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则可。泛化开来，奉行“熟人是一宝，关系最重要”的庸俗哲学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不可。尤可畏者，是好些官员也盘桓在圈圈内,热衷私相授受。

现代社会的管理亟待新型组织纽带，去“圈子”化，树契约化。斯隆领导下的早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久盛不衰,要诀之一即平衡与部下的关系。后人忆述:“要想和他成为真正意义的朋友,那前提就是你先离开通用。”同事中难免有兴趣契合者，但他严格自律,跟所有部属等距离交往,其理由 是:“假如我和某些同事有极深的交情,自然会有好恶之分,就会影响我决策的客观性。”

硬件变，软件也须变。在日益成长的契约社会、法治社会里,作为乡土社会、血缘社会遗迹的“圈子情结”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中国山水诗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品种起源于南朝。虽然，以景起兴、诗中引入自然景物的描写可以追溯到更远，但这些都不能算是山水诗。山水诗的产生是以山水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即依赖于人对自然的某种审美关系的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远古时代，大自然的风雨雷电、荒蛮混沌曾经威胁着刚刚脱胎于自然的童年的人类。人们为了摆脱这种威胁，把自然人格化，这便产生了关于自然的神话传说，在中国远古神话中就有所谓河伯雨师等等人格化的自然神。这也表明人类刚刚从自然的沉睡中醒来，但自然与人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

到了《诗经》《楚辞》时代，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和谐的，这在艺术上便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移情，因而在诗中以自然景物起兴、措景抒情的例子便屡见不鲜。

山水意识的萌生、山水精神的兴起实质上是文化人类在一定的文明水平上意识到与自然的分离，主动向自然复归的一种意向。当然，山水诗在南朝时代产生还有特定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这时，人们对自然的看法、自然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看到，经过几代诗人的发展，原来在诗中作为抒情载体的景物，变成了主住的景物，自然在诗中具有了本体的意义。山水诗的品格由此而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精神的诞生。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诗经》中写景名句不少，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这些景物在诗中只起着衬托和起兴作用，从属于所抒发的一情感。而到了谢灵运，情况就截然不同。谢诗中的景物已经不再居于从属地位，虽然没有达到后来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中的“全意象”境界，但景物的意义完全改

变了，它由原来的背景变为“前景”，有了独立的本体意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我们宁愿不把它看作什么隐曲的政治讽喻，而视为纯粹自然的“呈现”。

区别就在这里，在山水诗中，自然成其为自然，它自我呈现；而在抒情诗中，自然景物仅仅是载体，渗透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它在诗中是一个客体，是诗人的描写对象。从诗歌文本看，山水诗中的自然意象是一种纯粹的意象，能指即所指，“明月”就是明月，“清泉”就是清泉，完全是自然的兴作和呈现；在抒情诗中，自然意象是一种象征意象，作为某种观念或情感的象征性符号，它指向自身以外的某种本体。

也许并非巧合，中国古代山水精神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找到了它的回响。庞德说：“剔除事物的象征意义，事物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象征，是一只鹰就叫它一只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也有一句名言：“没有观念，只在事物中。”这些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山水诗本质的又一种表述。

（摘编自胡兴《山水诗的一般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