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一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新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科学家重新审视达尔文进化论

达尔文学说需要重新审视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细胞生物学教授恩里克·戴维森认为，“任何没有建立在基因发展体系上的、与身体构造变化相关的进化理论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审视。”

西班牙塞韦罗·奥乔阿分子生物学中心的安东尼奥·加西亚－贝利多指出，“现代生物学的一大贡献就是证明过去的进化论过于保守。我们所看到的令人惊叹的各种生命形式的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调控因子产生的，或者说通过基因子系统，它们负责所有动物的发展演化。如果按照达尔文理论，通过缓慢和渐进式的积累，进化论并不会给世界上的生物带来多少变化。”

戴维森与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道格·欧文在《科学》周刊上发表文章就动物进化论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该设想与各高等院校中长期以来教授的正统达尔文学说产生了矛盾，并被心理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用来理解人类大脑的构造。

“近五年来，许多科学书籍和文章都提出，传统的进化论需要得到改变和扩充。其中一些观点是建立在可与进化论相比较的发育生物学的基础上，”欧文指出。

“我们的观点不是反达尔文学说。只是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体系只适用于较低级别的系统发育，”戴维森认为。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只能用来解释智人这一物种的出现，却不能揭示各种哺乳动物的演进过程，更不用说各种脊椎动物的演化。我们所谈论的已不仅仅是各种动物及构成它们的各种细胞的问题了。

戴维森还指出，“对于更高级别的动物，变化会以更加剧烈的方式影响到形态，这需要一种不同的基因变化方式。这也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无法解释动物进化过程是如何产生的原因。”

发育生物学方面的三位先锋人物加西亚－贝利多、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彼得·劳伦斯和伦敦大学的刘易斯·沃尔铂特均认为，发育生物学是理解进化论的关键。进化论与发育生物学的结合衍生出了一门新学科：进化发育生物学。

进化发育生物学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或者说大批高等生物物种是如何集中在那一段时期出现的，如节肢动物、软体动物以及脊椎动物等。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伴随着多种形式的变化。从地质学角度看，这种形态上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基因染色体的因素，”劳伦斯指出。加西亚－贝利多则认为，“当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时，我们也就明白了什么是进化。”

已故著名的进化论学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在1980年发表一篇题为《新的进化论正在产生》的学术文章。在文中古尔德指出，进化论的关键更多的是与变化的内在动力或生物身体的内在不稳定性相关，而非达尔文进化论里指出的肤浅的、表面的自然选择。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视为旁门左道。对此，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理查德值金斯认为，“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古尔德的理论其实是坚定地建立在达尔文学说基础上的。”

那么，古尔德的理论是否正确？“他的理论没有涉及任何本质。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学对于我们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戴维森说。

欧文认为，“所有资料都没有显示出大量物种的起源是突然性和跳跃性的，而我的怀疑是，这是—个迅速的过程。在我们与古尔德的思想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尽管在部分概念上我们之间的确存在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常常陷入两个冲突情境：一个是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一个是西学与中学的冲突。中国文学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我们能否妥善解决这些冲突，从而形成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最终建构起一种不失自己文学传统、融“新旧”与“中西”为一体的文学理念体系和文学写作模式。

我们的文学写作是“非汉语化”和“非中国化”的。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许多当代作家写作的文学理念和经验资源，完全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家。离开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谈文学。这种文学上的趋西去中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写作的“非汉语化”和“非中国化”——中国当代文学在语言、情致和格调等方面，均跌落至低水平，有些作家的语言半通不通，纯然一副翻译腔。

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论韩愈说：“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这样的批评，是中国格调的，也是充满诗性的，卓识内蕴，文采外烁，多么精彩！

显然，无论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还是文学理论和批评，需解决这样迫切的一个问题：如何接续中国文学传统，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

接续本土文学传统需要“反求诸己”，重新扎根。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但是，最近二三十年，这种双线发展模式似乎出现了倾斜和偏失。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就要首先反求诸己、重新扎根，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摘编自李健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

湿地是诗地

单之蔷

①湿地是海绵。她吸进去的是水，挤出来的是空间。

②湿地是诗。我们的祖先是以充满诗意的眼光看湿地的。《诗经》的第一篇写的是湿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激赏，称之为“最得风人之致”的《诗经·蒹葭》中写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的也是湿地。

③候鸟是湿地的主人。候鸟的迁徙一直是一个谜。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周期性伸展和退缩的冰期。但我觉得候鸟迁徙的奥秘也许是因为地球上分布着湿地。夏天北方的湿地芳草萋萋、鱼翔浅底，是鸟类的天堂，此时南方的湿地则汪洋恣肆、洪水滔滔；当冬天来临时，冰封雪飘的北方湿地已经没有了鸟类的生存的空间，但上帝是如此伟大，她已经令南方的湿地水面收缩，大地显露，万物滋生，为远方的宾客准备了盛宴。可以说上帝创造了这样一种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是随着季节转移的，夏天这种空间在南方消失了，在北方却出现了，冬季则相反。这就是湿地。换一种说法，湿地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随季节转移的生存空间。这种生存空间在生态学中，称之为生态位。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这样一个生态位，必然会有一种生物来适应。这种生物就是候鸟。她们用史诗般的飞翔来追逐这种生存空间，南来北往是她们的宿命。

④候鸟在古人心目中是充满诗意的美的意象：雁声芦叶老，鹭影蓼花寒；落霞与孤鹜齐飞；过尽飞鸿字字愁；缥缈孤鸿影；雁背夕阳红欲暮……这是古人感受中的候鸟。“雁阵”“孤鸿”等意象是与季节的更替、时间的流逝、逆旅的游子、凭栏的思妇等意识紧密相连的。我希望候鸟唤起的那些美的意象不要消逝。

⑤“湿地”是一个新词。《辞海》（1989年版）中竟没有这一词条，但关于沼泽却有许多词条。过去的沼泽，就是今天所称的湿地中的一大类，但这两个词的情感色彩是不一样的。“湿地”表达的是一种喜爱和肯定，“沼泽”潜藏的意向是否定。89版的《辞海》中关于沼泽的解释是这样说的：“水分长期饱和，通气不良。为防止沼泽化的发展，必须进行排水。”这哪里是名词解释，分明是意见书。

⑥既然《辞海》都说了“必须进行排水”，可以想见湿地在中国的命运。在各种各样的围剿湿地的行动中，许许多多的沼泽、湖泊、草甸消失了。我们只知道大庆是中国的石油基地，其实大庆所在之地是世界级的大湿地；北大荒是从湿地中开垦的粮仓；千湖之省湖北剩下了不足百湖……，我们究竟消灭了多少湿地，恐怕无法计算，但一些地名能向我们透漏一些秘密，比如：我们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一个叫“洼里”的地方，地质所的地名是“苇子坑”，中关村所在地是“海淀区”，这些地方过去无疑是湿地。

⑦湿地是一种全球范围内转移的生存空间，候鸟是世界的公民。湿地的消失就是候鸟的末日。那些重要的湿地是一种特殊的领土，它关乎候鸟的命运和世界的福祉，因此那种湿地应是主权有限或高于主权的领土，不能任主权国所为；世界各国也应尽保护湿地的义务。

⑧按照国际湿地组织的定义，湿地除了沼泽外，还包括河流、湖泊、海岸、滩涂、甚至还包括了水库、稻田等。今天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湿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河流和湖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本权威的《地理学词典》关于河流的定义是这样的：“流动在条状地槽中的水体。”这样的定义毫无美感，寡然无味，而且忽略了河流在雨季和旱季的膨胀和收缩等湿地性质，更忽略了那些河流造就的通江湖泊，甚至忽略了水库、电站这样的人工湿地。其实河流是一条组合项链，她串联起各种形状的水体。从更大的范围看，河流是网，是大地的面纱。

⑨用堤坝对河流夹道欢迎，不让河流膨胀和收缩，甚至用堤坝把河流举到高处，形成悬河，这是把河流看作是“条状地槽中的水体”的结果，如果用“湿地观”来看河流，我们对待河流的做法将有所改变，那时河流就有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