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一本书游走

张炜

我小时候，大概是刚能阅读一点文学作品的年纪，读过一本没有封皮的书。这本书严格讲只是一部残卷，因为前后都撕去了一部分，最前边一篇的题目只剩下三个稍大一点的字：“暴风雨……”。所以我连这篇作品叫什么名字都不得而知，更不用说整本书的书名了。

这部残卷让我如痴如迷。它写了俄罗斯莽林，写了猎人和林中各色居民的生活，更写了无数的动物。这些处处洋溢着浓烈林野气息的文字，绵绵无尽的天籁，把我深深地笼罩和吸引了。

我当年也生活在林子里，那是海边的一处国营林场，林场又连接了几万亩海滨自然林和无边的荒野。书中景物与现实生活或可作比，我生活于其中的这片林野虽然远没有书中那么苍茫，但对我而言也足够浩大了。最为不同的是林子里活动的人和动物：身边的林子没有那么多凶猛的大型动物，也没有那么多出生入死的职业猎人，更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故事。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诱人的生活之窗。透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片神奇的土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神思一直跟着书中的人物和动物，几乎寸步不愿分离，一起时不时地从我的鼻孔前飘过，让我永难忘怀。

这些文字让我入迷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它讲述的传奇故事，它展示的生活内容。时至今日，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字生涯之后，或许让我想得更多也更明白：一切绝非那样简单。这部残卷传递出的是更为复杂和丰富的东两，它难以言喻，这或可称之为一位苏俄作家所独有的生命气质与文学个性。如果仅仅是一则曲折的故事，大概不会有那样的魔力。

因为它是一部残卷，作者是谁，我一直不知道。

那是一个书籍奇缺的年代，能够遇到这样一沓好文字真是太幸运了。可我当时毕竟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这其中也不乏经典，但最难忘最着迷的却是这样一部残卷。我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我常常讲述林子里的故事，这也是我的少年经历；更有趣的是，笔下的人物也常赏要背一杆枪。的确，我当年也看到了很多猎人，并曾经跟着他们在林中蹿跑。林中生活和一些人的行迹让我如此难忘，当然是受到了那本残卷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深深地感激着一位不知名的苏俄作家。

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海边林野，一个人在半岛地区游荡。我有一个背囊，里面装的全是自己的必需品，这当中永远有着这本残卷，外加我写成的一沓沓稚嫩的文字。

由于太喜欢这本书了，我曾不止一次将它借给旅途上的文学朋友。我希望他们也像我那样喜欢，我们能够一起分享道德精神与文学的盛宴。这是怎样愉快的时刻。这使我们有机会一起畅谈林野和文学——那时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

万分可惜的是，有一次远行，我把这本书遗忘在了一位朋友那儿，归来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了。生活匆促多艰，我当时站在路边，觉得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后来许多年，我都尝试着寻找这部书，但一直没能如愿。

就这样，我失去了它。

我牢牢地记住了书的内容。我经常想念它，如同想念一位儿时的挚友。

我去城市上学，然后到了更大的城市工作。我最终从事专业写作，并且写出了上千万字。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会突然想到这部残卷。在深夜，偶有失眠时，我会想它。

不难想象，我仍然没有终止寻找，还在一次次做着努力。问题是我并不清楚这部残卷的书名与作者。转过了多少图书馆，长时间站在浩如烟海的书目前。这真的是太难了，我差不多不再抱有那个希望了。

互联网时代来临了，我可以在网上搜索，但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这道难题并不好解。

一个好朋友听我说过这部残卷。他不仅是一个极为认真仔细的人，而且精于网事。某一天，在我完全没有预料、没有指望的情势之下，他竟然发来了一则短信，上面报告了一个喜讯。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话里交谈了一会儿，详细说到了一些内容，让我心里一阵滚烫。我们笃信不疑：是的，是它，这一回真的找到了。

找到了少年之梦、儿时挚友，一个曾经伴我游走四方的朋友……这一夜我差点失眠。

朋友迅速将从旧书网上求购的仅存的几本书寄给了我。五成新，中篇小说集，书名《猎人的故事》。作者：阿拉水列夫。首篇：中篇小说《暴风雨前》。它版于1957年的作家出版社。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黑白照片，让我久久端详——有些瘦削的长脸膛，深邃的目光。

从作者简介中得知，他生于1897年，仅仅活了57岁。

（取材于《一本深刻影响我的书》）

配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这种守口如瓶的习惯，久而久之造就了我的孤癖性格，在什么场合都沉默寡言。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

（本文有删改）

①在所谓文学边缘化的时代，韩寒，这个戏谑、调侃的高中辍学青年，这个以赛车手为职业的业余作家，像这个戏剧性时代的一个戏剧性神话：他的博客点击率，已经超过4.5亿人次；在2009年，他被多家媒体选为“年度人物”；在2010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被《外交政策》选为“全球百大思想家”。有人据此认为， 。

②和郭敬明相比，韩寒展示了“80后写作”另一种可能性。在韩寒戏谑、尖刻的追问中，郭敬明营造的“幻城”⑴烟消云散，逐渐展现出冰冷的真相——“80后”一代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如果说，郭敬明的写作是“小时代”写作，那么韩寒的写作则是对抗“小时代”的“大时代”写作，通过对于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反讽式的解读，重新建立历史与个人的关联，自由、公正等一系列“大词”，以及在“90年代”的范畴里被视为妨害“日常生活”的政治言说，在韩寒的杂文中被再次激活。对于“80后”一代，韩寒的写作提醒了一点，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而这是郭敬明高度抽象化的写作所努力抹去的。

③韩寒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来回应作为“内容”的当下中国。“80后”是在“80年代”历史终结后开始写作的。韩寒式的“大时代”写作，是“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以往回应“大时代”的艺术形式，比如充满悲剧意味的“呐喊”，已然被历史所摧毁，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伟大的遗骸。韩寒有意或无意地体悟到这一点，“大时代”终结之后的“大时代”写作，是一场文化游击战，不再是“子夜”时分的“呐喊”，而是历史尽头的“故事新编”，在囚笼般的历史内部——这是王小波作品中的核心意象——的戏仿、消解与颠覆。其实又何止韩寒，“90年代”以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品，比如《大史记》系列、《网瘾战争》等等，莫不如此。从“90年代”以来，一种抵抗性的新文艺思潮正在兴起，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或命名，笔者在此姑且称其为“戏谑美学”，和我们所熟知的“五四”以来感时忧国、涕泪飘零的悲剧传统相对应。且容笔者下个大胆的断言，在当下中国，真正革命性的艺术形式，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④在一个确定性可疑的世界里，以不确定的方式游弋，韩寒的杂文写作，正是一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游击战。他的每一篇杂文，其精彩之处，都需要与戏谑的对象互文理解，这类似鲁迅曾经设想过的“速朽”的写作，不能也不屑留下“完美”的艺术形式供后世赏鉴。而且，在这场文化游击战中，由于父辈甚或祖辈们的文化乌托邦纷纷溃败，无家可归又不放弃抵抗——拒绝被吸纳到“幻城”⑵之中——的“80后”一代，注定是孤独的抵抗，这是真正历史性的“一个人的战争”。

⑤因此，韩寒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只能到处游荡，不断地和世界的碎片相遇，并且对这一切予以讥讽。在《一座城池》、《光荣日》、《他的国》、《1988——我要和这个世界谈谈》中，主角注定是一个孤独的个人，一个无家可归的远游者。

⑥然而，韩寒的致命之处也在这里。众所周知，梁文道等学者赞誉韩寒为“当代鲁迅”，这种说法在多家报刊和网络上很受支持。但是，鲁迅无疑要比韩寒复杂、深刻得多。和鲁迅“横站”的思想立场相比，韩寒信仰的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普世价值观”，虽有值得尊重的现实指向，但老实说过于简单。“价值观应该是差不多的”这种结论明显非历史化。无需讳言，包括韩寒对于“东方/西方”的理解在内，不过是一种通俗化的“自由主义”论述。这是另一座需要破却的“幻城”⑶，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但未必是自由主义的。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思想启示，但任何一种理论都同样值得警惕将自己视为“常识”与“真理”。

⑦如果不正视这一点，不必考虑其他原因，韩寒的写作恐怕也难以持久，他的博客会更新得越来越慢，直到退出历史舞台。鲁迅孤绝彻底、无所依傍的思想态度，让“速朽”的杂文变得不朽，而韩寒所凭借的通俗化的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将迅速耗尽他的想象。毕竟，他的想象，就其根本而言，是“历史的终结”的想象，就此自由主义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因其过于完整反而更像是一个神话。当“在路上”的韩寒停下来的那一刻，韩寒就不再是韩寒，而是另一个郭敬明。

——选自2011.3《南方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