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土

江岸

钟海强舰长像钉子一样牢牢钉在甲板上，目不转晴地瞭望着一望无际的海域。近处，白色的浪花在蓝色的海面上翻滚，仿佛蓝色的布匹上点缀着细碎的白花；远处，海天一色，分不清楚哪是天哪是海，海的蓝把天的蓝彻底消融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再过一个月，他就要告别心爱的舰艇，告别祖国的南海疆域，解甲归田。也许，这一次出航，就是他的最后一次。

作为一名守卫南海二十多年的老兵，他当然忘不了他在海军的第一个岗位：某礁盘的守卫战士。

今天，他带领他的舰艇出航，恰好路过那个礁盘，他计划在那里停泊一下，故地重游。

近了，近了，礁盘就在眼前。他的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

其实，钟海强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参军之前是个旱鸭子，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他家门前的那条洗脂河——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那批兵来到了南海。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他们下连队了。他进驻了一个岛屿。后来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根本算不了岛屿，只是一个礁盘——358号。礁盘只有篮球场大小，四周比海平面高不了多少，稍有风浪，礁盘就被海水淹没。他们班其实是驻扎在礁盘中央高高的钢筋架上。这种凌空高阁上的生活，让他头晕目眩，呕吐不已。

班里只有三个人：班长、副班长和副班长口中的“新兵蛋子”钟海强。钟海强水土不服，没完没了的呕吐几乎使他虚脱了。

班长急得直搓手，一迭声地问：“怎么办？怎么办？”

副班长斜睨着钟海强，轻篾地说：“新兵蛋子，熊样儿！”

钟海强从床上挣扎起半个身子，对班长说：“用老娘土，煎水，给我喝。”

班长根本没听清楚钟海强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一个“土”字。“土？这里哪儿有土？要土干什么？”他狐疑地问。

“土，老娘土，在我包里。”钟海强说。

班长打开钟海强的包，仔细翻了翻，没找到老娘土。

班长看看钟海强，钟海强看看班长，一会儿，他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看副班长。副班长恼火地说：“你说的是那一包黑不溜秋的泥巴块儿吧？昨天整理内务，我给扔了。”

钟海强突然像中了邪一样，凶狠地瞪一眼副班长，翻身下床。班长想拦他，没拦住。

转眼间，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石磙一样滚下了高高的台阶。幸亏大海还没有涨潮，他的那包老娘土还在礁盘上，安然无恙。

身体恢复以后，钟海强对班长说：“在我们老家，父母都会为远行的孩子准备一包这样的土。它是从锅灶里敲下的经过天长日久烘烤的锅心土，因为大都由老母亲亲手敲下，包好，送给儿女，所以我们当地人把它叫‘老娘土’。人在他乡，水土不服，用老娘土煎水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班长“哦”了一声。

副班长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不久，副班长病了。钟海强拿出他的老娘土，准备给副班长煎水喝。班长不同意，他说：“副班长是新疆人，你是河南人，你的老娘土对他有用吗？再说，你刚来，水土不服，副班长来这里一年多了，又不是水土不服，怎么能用老娘土？”

钟海强说：“班长，不管是新疆还是河南，我们都来自陆地，对于海洋来说，陆地上所有的土，都是我们的老娘土。试一试，不行吗？”

谁知道，一碗浑浊的老娘土汤喝下去，副班长病情减轻；喝了第二次，明显见好；喝了第三次，已经生龙活虎了。

从此，副班长改变了对钟海强的看法，更改变了对老娘土的偏见。他寄信到新疆老家，让父母寄一包同样的老娘土来。

后来，钟海强当了班长，他要求每一个战士探亲返回时，都要带包老娘土……“报告舰长，358号礁盘已到，是否停泊？”值班员走过来，“啪”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钟海强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声音低沉地说：“停靠十分钟，我下去看看。”

358号礁盘上，仍然是三个兵：班长、副班长、一个新战士。他们正列队向钟海强敬礼！

钟海强环顾四周，礁盘已经今非昔比。水泥围墙内，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水泥围墙上，有用彩色珊瑚垒成的五个大字：老娘土哨所。

钟海强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他明白，他脚下踩着的，滋养着花草的，正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老娘土。

惠特曼有一句广被引用的话是：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这里他指出了“读者”与诗人、文化与诗歌的相互造就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一种“荡秋千”的关系：诗歌能“荡”多远，完全依其推力而定。它有赖于“读者”和文化环境的推力，它不断地回到这种推力，也在要求这种推力。虽然诗歌的创造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但它在根本上仍受制于这种和它构成互动关系的文明和语言的作用力。如同什么样的人民会要求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文化也在产生什么样的诗歌。这里，存在着一只比诗人的手更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我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情不自禁又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我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来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我在德国还认识一位“杜甫迷”，他收集有大量的多语种的有关杜甫的资料，并曾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追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已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他之所以如此热爱杜甫，仅仅因为“杜甫比歌德更能触动我的心灵”。所以我理解了在欧洲何以会产生像叶芝、里尔克、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因为它的文明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早已不是什么“高雅”或“精英”的一统天下，然而，无论它受到怎样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它也不至于愚蠢到仅仅以发行量或读者量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这是因为就整体而言，那里的“人民”仍处在良好的文化教养的引导下。

我讲出我的这些感受，其意并非别的，只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对文学教育的注意，提醒一种诗歌建设与整体文化素质的关系。为什么这些年来一再出现“看不懂”的责难?为什么社会上甚至文学界里会对诗歌提出种种非文学的要求?为什么诗歌会如此容易地被逐出市场经济区的“理想国”?为什么那些坚持把诗歌作为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为目的的诗人在今天居然又被扣上了所谓“脱离人民”的帽子?这一切说明了文学的启蒙在我们这里仍得从头做起，说明了文学的发展与教育不能总是脱节。的确，很难设想在一种贫乏、发育不良的文化环境中会奇迹般出现一种心智成熟的诗歌。即使有，它的命运也会不妙，即使有，它也难乎为继，因为它缺乏来自自身文化环境的支持和推力。

好在教育界的“素质教育”已被提到议程上来，虽然有些人对“素质”的理解仍让人啼笑皆非。在这种情形下，林芳华老师没有选择电脑而是选择诗歌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这在中国不啻是一个创举。因为诗歌是开启心灵的艺术，因为诗歌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想像力和创造力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至于林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美国十九世纪女诗人，道理出自多年来她的热爱。这爱对她来说，已带有一种秘密的个人的性质。林老师在几年前曾选修过我的比较文学课，她交给我的作业是狄金森与李清照的比较。当时我还以为这是应景之作，现在我才意识到：多年来狄金森的诗歌一直在对她的生命讲话，这使她安于教师的职业，并从中感受到活的意义。现在，她要她的孩子们和她一起来分享这种秘密的爱。她对他们说：读狄金森你会感到“思想着的独立的人的可贵”。她对他们说：“阅读她就是在青铜的历史上漫步。”孩子们半信半疑地听了，直到他们在这种诗歌漫步中惊讶地发现了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