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

林天宏

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只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的确，读时人回忆刘半农的各类文章，其性格之诙谐幽默、不拘小节跃然纸上。

刘半农在巴黎留学时，正值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留学生的日子难熬，刘半农便将书房命名为“化子窝”。好友赵元任夫妇曾前往看望，临别时拍全家福留念，刘半农竟指挥众人，坐在地板上，伸出手来做乞讨状。

归国后，刘半农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求方言中各种骂人的话，赵元任和钱玄同见报后联袂登门拜访他，分别操中国各地方言，把刘大骂一顿。骂过后，彼此抚掌大笑。

刘半农爱好音乐，他曾与赵元任合作，由刘做词，赵谱曲，创作出上世纪30年代最为流行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日，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就是刘半农，遂有失态之举。刘半农便当场作了首打油诗，自我解嘲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于是，时人评品这个“矮个子，方头颅，生气勃勃”的江苏人，送其一字“浅”。

“浅”有二意，一为“胸无城府，浅如清溪”。出国留学前，昔日上海滩文友在酒家宴送，席间对诗，满是卿卿我我的词藻。他无法忍受，讽刺道“真是一群鸳鸯蝴蝶”。酒宴遂不欢而散。

还有一次，时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成舍我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问，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我回道，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便写了一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直斥考试院院长只念佛不做事。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又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将《世界日报》停刊3天。

刘半农之“浅”，还在于其所学颇杂。他曾自言：“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其专业是实验语音学，但也从事语法研究、汉字改革；作为诗人，他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作为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他还客串翻译，出版过《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及《法国短篇小说集》；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通俗曲总目稿》；他甚至还是摄影家，参加中国最早的摄影社团“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刘半农治学半生，最为“出格”的举动，便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其时，身为北大著名教授，前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被市井传得沸沸扬扬，但刘却不为所动。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拂去了蒙在赛金花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有后人评论：“……五四那一辈，认真者往往认真过分，只认死理；潇洒者又往往难有所成。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实在教人无比怀念。”

1934年6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赴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听者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回京后耽误了治疗，于当年7月中旬离世。

在众友吊唁的挽联中，以刘半农生前挚交赵元任的最为贴切。多年来，赵刘二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珠联璧合，而今，斯人已逝，赵元任伤感地写道：“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人生遭际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均早年丧父。五四文学之所以在他们手里得到确立，与其丧父经历有一定关联。

父亲的死亡，意味着由父亲所承载的社会权力出现了缺失，这极大地改写了家庭的内在结构，“子”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不得不独自面对社会的生存压力，自主地规划未来人生，这便为其逸出父权在场时所规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父权缺失固然是为“子权”的张扬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环境下，所承继的依然会是父权的衣钵。晚清社会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强力冲击，其自我封闭状态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会依然如故地运行着，人们的观念也会周而复始地传承；至于上层社会主动地去推动社会变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对外在挑战，晚清政府开始对社会进行变革，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为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会规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权张扬的历史物理空间。

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的实施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导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们头脑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还依然牵挂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有的文化传承模式中断，这迫使人们认同并皈依国家体制所主导的新式教育，迫使传统的士大夫抛却了既有的知识谱系和道德体系，并由此开启了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胡适，之所以留学美国，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相较而言，那些一直在父权主导下的读书人，则没有像那些父权缺失的一代那样，可以顺畅地实现自我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在文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徐枕亚，尽管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熏染，但其父权始终规范制约着其人生疆域，甚至于他连婚姻也无法自主，更遑论文化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变革了。

父权的在场固然限制了子权的张扬，但父权的缺失也并不必然会导致子权的凸显。如有一些传统的读书人，其父权尽管存有缺失，但他们并没有在父权缺失的缝隙中，通过新式教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立。在近代小说创作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李伯元，尽管也有丧父之痛，但由于他并没有接纳新式教育，更没有完成对西学的认同，这使得其创作出来的“谴责小说”依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

当然，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但是，在五四文学的发生过程中，创建主体挣脱了父权藩篱的束缚，这的确是他们得以完成历史性蜕变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新华文摘》）

裱 画 徐

马 犇

裱画是一门传统手艺，淮城自古多文人墨客，裱画的地儿也就不缺乏了。说是裱画，其实字也裱。

本土出产的画，外地的画，还有那些需要修缮的旧藏，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但后来，有些作坊后继无人，有些作坊不再经营这老手艺，还有些作坊改成了机裱。

不管别人怎样，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姓徐的裱画师，一直坚持手工装裱。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他居于淮城天妃宫的芦苇畔，号苇间居士。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裱画的程序复杂烦琐，讲究颇多，对裱画师傅的综合素养要求极高。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还是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儿。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