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很多作家的名字在报刊和新媒体上频频出现，人们却想不起他写过什么，而有的作家名字一出现，唤醒的则是作品的名字及相关想象，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写作意义上的成功的区刖，双雪涛的“好”显然属于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将一直与《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简称《摩西》）捆绑在一起。

通读双雪涛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对大历史变革与个体、群体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极其敏感的，只是他不愿意把这些故事变成关于历史进程的肤浅论证材料。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历史从未在他的故事中缺席时，才会发现，他早已把历史与人的关系编织进故事的纹理中。很显然这里挺立着由精湛技艺所支撑的鲜明的小说观和历史观，即只有在精心编制的好故事的罗网中，历史这只“怪兽”才能被一种具体、丰富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诱捕、显形。

就小说中的“虚构”来说，这里并不存在特别复杂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尊严、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为历史怪兽的养料，双雪涛心知肚明且有切身体会，只是他不相信历史只有一种抽象的表情，哪怕只是狰狞和吞噬，也会有具体的姿势和形态，更何况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所以，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故事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历史不只是背景，也是以各种形态渗进故事的有机成分。两者之间如何有机融合，也就成为需要依靠智慧和技艺来成全的事情。

历史发生的时刻，最初必然表现为人的遭遇，并最终物化为文字和器物，这是历史消散后留下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构”介入历史的方式，便是用器物和文字对人进行招魂，在这个过程中历史逐渐脱离抽象意义上的神秘性和匿名性，逐渐呈现出具体可感的形态，这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祛魅，即重建历史表情，或日历史显形。帕慕克坚持一个观念：“物品既是小说中无数离散时刻的本质部分，也是这些时刻的象征或符号。”这句话虽然并未明确指向“虚构”与历史的关系，却能贴切说明双雪涛在设置历史的“诱饵”（物品或器物）时所体现出的非凡匠心和能力。

《摩西》无疑是一篇杰作，这里暂且只分析其中的一个细节，一种名为“平原”的香烟烟盒的作用。“烟盒”最显而易见的功能，就是解决了情节设计的基本逻辑问题。故事里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条线索，众声喧哗，彼此纠缠，直到“烟盒”出现，错综复杂的线索才建立一种比较牢靠的逻辑关系。由此，故事冲出迷局，开始进入令人期待的“解密”程序。

我无意宣称《摩西》必将成为未来的经典，但“诱饵”的精心设置让历史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中不断具象化，于是，历史表达便言之有物，现实描绘又有纵深感。做到这一点，一部充满意义张力的小说至少成功了一半。

（摘编自方岩《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

西洋社会有些像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直至一挑。每一根柴在整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清楚不乱。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常由若干人组成。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适，因为一个人可参加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里不可能同时出现某根柴。我们称这种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为“团体格局”。西洋家庭是一种界线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他的家庭来”，你知道和他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西洋，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中国“阖第光临”虽常见，但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包括哪些人。

为什么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名词，我们会不清不楚呢？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格局和西洋格局不相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得清楚的柴，而是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就是“差序格局”，描述了一种按离自己距离远近来判定亲疏的人际格局。这种格局主要体现在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上。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

在我们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每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有丧事要助殓。这是生活互助机构。可这不是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要依着中心势力厚薄而定。就像贾家大观园，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便更多了，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猢狲散”。“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源于此。

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就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去。这不是人情冷热问题，而是权利问题。

（摘编自费孝通《差序格局》，有删改）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敬宗收族，使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戒不良行为。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孝悌之礼等薰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暗示或渗透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又或是牌楼照壁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龙蛇龟田”象征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各种各样的墀头“耕读”字样引导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从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一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一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虚构，而是从对亲生父母之爱与敬延伸到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真实无妄的伦常尊亲的追溯以及对天地诸神的祭拜，关系着对人伦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