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5G试验分为两步实施：技术研发试验，起止时间为2015年至2018年；产品研发试验，起止时间为2018年至2020年。作为全球拥有最多4G用户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在2017年已经启动5G外场试验，2018年将启动5G网络预商用试验，在2019年进行商用化规模试验，力争在2020年实现5G网络规模商用的目标。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中国5G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材料二

经历1G、2G时代的一无所有、3G时代登上舞台、4G时代基本并跑，5G时代，中国已成全球5G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5G市场。如今，中国正在加快5G部署，一些龙头企业也在5G技术和应用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在5G技术方面已经申请超过1000项专利，成立了5G联创中心，在全球建立了12个开放实验室；中国电信主导了5G国际标准立项30余项，将5G的技本特性与云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实现与垂直行业的跨界融合；中国联通成立了5G创新中心，发布16项5G相关产业白皮书，成立并推进了多个产业联盟。

设备厂商方面，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已与全球42家运营商合作开启多张5G预商用网络；中兴目前已申请专利超过1500件，首创的Pre5G（通讯技术）产品已经在40多个国家60多张网络中实现部署部着；紫光展锐将在2019年推出5G芯片，实现5G芯片的商用，2020年会完成高端和终端全面产品布局。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2月7日）

材料三

据法国新闻社报道，在发展被称为5G的第五代无线网络的竞赛中，中国略微领先于美国。美国的无线网络运营商行业协会发布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自动驾驶汽车、远程医疗和其他技术所需的这种超高速无线网络系统的部署方面，美国落在了后面。美国应该加快引进5G技术，否则可能比中国落后一到两年，未来不再有其他机会。如果中国占据通信领域主导地位，那么他们将不仅获得技术胜利，也将获得政治、经济、军事胜利。

《亚洲时报》报道，在西方担心中国控制全球5G技术和基站设备供应之际，中国内地的工程师和利益攸关方已经在为下一代电信网络做准备。中国内地的大学和技术机构已经建立伙伴关系，将人才和资源集中起来，瞄准5G之后的下一个大目标，以便研发突破界限的6G技术。在2030年之前，第六代无线系统技术将开始改变中国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用户的日常生活，即便届时世界某些地区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的5G服务。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四

将来20%左右的5G设施，用于人和人之间的通讯问题，80%用于物和物、物和人，也就是物联网，像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到今年下半年，真正能够商业使用的产品，像5G的手机、5G的iPad，都会陆续投放市场。除了消费领域，国家还将加快5G技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领域的应用。

5G作为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将为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更好的通信保障，将带来从单一领域创新向跨领域协同创新转变，由面向个人服务向面向各行业服务转变。5G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关键一环，会引发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新平台，将催生众多新兴产业。正因为应用前景广阔，所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5G商用和加快5G商用步伐，这将有利于支撑服务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同时促进强大国内市场。

最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则要面向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面向所有行业，要建设产业互联网和智慧城市，要打造智能社会和智能世界。

（摘编自《中国日报》2019年1月11日）

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也是生产力。现代文化强国战略的基础是文化经济，主体是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经济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 文化化的当代表征。文化产业在文化制造、文化批发和零售、文化服务三大产业类型中，又细分了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装备生产等多个小类，行业跨度大，包容性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具有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高渗透性等特点，易于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带动相关产业转型发展并促进新业态，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忽视的力量。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有利于结构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有利于调节需求结构，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摘编自向晓梅《把我国建成现代文化强国》）

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营收及同比增长情况

（摘编自《2018年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分析》，2019年2月20日中国产业信息网）

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文化产业表现活跃，铸造了“文化+”这个崭新的发展形态。所谓“文化+”，更准确地说，是“文创+”，是指以“文化创意”的思维来为各行各业赋能，帮助其它产业转型升级。以迪士尼乐园为例，迪士尼乐园实际上是一个集房地产开发、商店购物、娱乐体验、演出餐饮、休闲度假等行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体，将文化产业和房地产业融合，用多元化文化产业内容填充房地产市场，吸引人气、增加卖点，实现范围经济。上海迪士尼乐园推出的主题活动，针对体验者不同的类型、兴趣爱好和年龄层，设计不同的文化主题，让体验者感受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私人订制般的娱乐体验，以增加文化供给的方式带动文化消费。再如，南京浦口区是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模式。以文化内容包装美丽乡村生态资源，打造一村一品，依据各地民俗文化特色，设计相应的文化品牌，包括盘城葡萄节、莲花旅游艺术节、青虾节，垂钓节等活动，提升新兴文化产业品质。依托“一山三泉”生态和文化资源，拓展特色旅游线路，在文化、景观、生态的完美结合中实现文化产业和农业的融合。

（摘编自张苏秋《互联网++文化产业的经济逻辑与自觉实践》）

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我们有足够的自信。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网络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我们现在有4800万家网站，2800万个微信公众号，1800万个APP，如此庞大的互联网格局，会让任何一个老外听起来目瞪口朵、羡慕不已。从文化消费角度看，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文化市场前景广阔。我们的特色文化产业也是很有实力的。我们现在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的有39项，我们现在国家级非遗项目四批，总共有1370项。这些非遗项目有相当一批已经成了很大的产业，比如北京附近河北的石雕。这在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们非遗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公共产品，很少能形成产业。这当然与我们中国的市场及中国的文化积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摘编自祁述裕《回顾与展望：2017-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

汉学是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和介绍中华文化的学问，历经游记性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派汉学，以及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学”等几大阶段，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面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和复杂的现实，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著书立说，既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甚至改写了世界的文明进程。比如，欧洲“启蒙运动”就深受来华传教士介绍的儒学的启迪。  

不过，中国学界对汉学的追踪和介绍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且忽冷忽热，不成系统。其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国内曾分别兴起一股“汉学热”，原因是这两个时段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思想争鸣活跃，国人迫切希望通过汉学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此次史景迁访华引发的新一轮“汉学热”，则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背景下，国人试图借助汉学对自己国家崛起和文化复兴进行的一种心理上的印证和调适。不难看出，汉学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还是中华文化反观自身的镜子。通过汉学，中华文化既能发现自己的优缺点、长短处，也能了解自己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方位和价值。  

然而，汉学虽有重要价值，但亦不可无限拔高。因为，汉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西学”，是西方人用西方价值观念、学术范式来研究中华文化的学问。对汉学家而言，中华文化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就像实验室的试验品或博物馆的展览品一样，很难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灌注以自己的情感，更很少负有弘扬和光大的责任感。  

但是，中国人注定做不了中华文化的旁观者。因为千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亦即通常所说的国学，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正如国学大师章太炎所言：“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者，须对国学有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否则，遗失国学就等于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得历史失忆症和精神分裂症。  

令人遗憾的是，百余年来中国人一度迷失国学，崇拜西学，形成了一种与“西学心态”互为表里的“汉学心态”——前者指试图以西学取代国学，后者指像汉学家一样把国学仅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再用生命和情感去体验并证实国学的优美价值。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获得外国汉学奖项为荣，谋求学术名望乃至经济利益的灰色学术现象。上述现象的实质是国学的“汉学化”。如任其发展下去，国学将会变成一种“在中国的汉学”，而汉学乃至西学则会变成“在中国的国学”。  

总之，汉学当热，但不能将之混同为国学，更不能以之取代国学。我衷心祝愿汉学能早日成为国际显学，更希望中国能大踏步复兴自己的国学，同时热烈欢迎海外汉学回家，使自己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

（摘编自《中国经营报》，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