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

（摘编自王祖龙《生态化保护：让民族传统手艺“活”在当下》）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华夏文明持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这种文明载体的独到之处就是把仪式和精神融为一体，使之成为系统的礼仪，而祭祀又成为中华礼仪文明的重要方面。

考古发现，山顶洞人已经形成了祭祀礼仪、祭祀文化和图腾观念。古代先民早期的祭祀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四季、风雨、山林、江海，都是自然神。祭祀的对象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紧密相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农耕国家，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先民们就懂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对于能左右农业生产的自然力和自然神，如天神、地神、社神、稷神、风神、雨神、农神、蚕神等是敬重的；对于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中国的先民们是感激的，是要回报的。这里除了包含一些神话色彩外，更多地体现了支配中国先民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现，代表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内涵。

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宗法制度的完善，祭祀活动逐漸转移到以人为对象，包括人文始祖、本族祖先、古圣先贤。这种祭祀的对象后来扩大到诸子百家、各行各业的祖师爷。

早在周朝，周礼就被分为五礼，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汉唐宋金元明清诸代的正史都把祭祀郊天、朝日、夕月、风师、雨师、方丘、杜稷、山川、籍田、先蚕、天子宗庙、先代帝王、孔子祠、太公庙等列入吉礼。《光绪顺天府志·祠祀》则将古代吉礼中的祭祀历代帝王庙、先师孔子庙、先医庙，以及关帝庙、文昌帝君庙、都城隍庙、东岳庙、真武庙、火神庙、玉泉山龙神庙、雨神庙、风神庙、云神庙、雷神庙等列入祠祀的范畴，皆为常祀，遣官致祭。而佛教的“寺”和道教的“观”，《光绪顺天府志》不载入祀典之列。

中国古代凡国家各种祭祀，皆属于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机构，而综于礼部或兵部等，属于官祀。“列入祀典、遣官致祭”的官祀，用通俗的话表达即国家“公祭”。这种“公祭”又分为大祀、中祀、小祀、群祀，由于祭祀者的身份不同，又分为帝王亲祀、摄祀、代祀、遣官致祭、常祀和非通祀。如果再配以祭器、祭乐和适当的仪式，便构成了完整的祭祀文化了。坛庙是中国古代祭祀的场所。祭祀的形式与坛庙的规制也是礼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坛的主要作用是祭祀自然界的天地百神，拥有天下的帝王应该祭祀百神，他率领百官对天地日月社稷风云雨雷岳镇海渎表示敬畏、祈祷、感恩、报恩，为天下百姓祈求天地日月社稷风云雨雷岳镇海渎降福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江山永固。“庙”在先秦时的本意指太庙、祖庙、家庙、诸神庙，是祭祀祖先、前代贤哲、正神的祠庙和神庙。

（有删改）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扬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涵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合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对家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