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通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还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

再次，要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

最后，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社会组织行为空间有了准确界定，政府才能对这些错位行为依法监管。

（摘编自陈柏峰《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一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在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裁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

白发上津城

梅洁

接郧西邹龙权电话时，我就问，郧西是不是有个朝秦暮楚的地方？邹龙权说：有呀，上津就是。

没去上津时，只知“朝秦暮楚”是个成语，去了上津，才发现这是一个秦楚千年相依的古地！1800年的古城老得白发千丈！老得只想让人跪地揖手仰凝；走进上津，才知道蜗居在秦岭深处的楚塞秦关在中国历史上是怎样的举足轻重！这不，我们去上津的车子停在了秦人聚集的陕南古漫川，漫川镇的执政者们把我们领到一片开阔场地，那里并排矗立着200多年前秦楚两地人各建的古戏楼。秦人的戏楼简约、雄浑，楚人的戏楼精巧、华丽。真有点像一对秦楚相好，在这里牵手百年。

苍莽秦岭，不仅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也是秦楚两种不同文化的揖别地。

上津北枕秦岭，南临汉水，金钱河穿城飘逸而过。这里自古就是兵来将去、战马嘶鸣的军事重镇，也同时是一个舟楫穿梭、商贾云集的商贸荣城。三国时，曹操部将就在此扼守中原关口，南宋年间，岳飞和金兀术部将在这里杀声震天，元初忽必烈把这里设为囤粮基地。六千里迢迢的金元蒙古人，居然占领上津前后达80年之久！以至于后来的李自成、王聪儿、新四军……上津饱经战争创伤。

唐代杜牧有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上津人知道，当年给杨贵妃送荔枝的船就是在他们那里起岸，然后由骑士打马飞奔，送入长安宫的。也由此，唐玄宗派八品令官把守上津驿站。

上津人还说，长安是13朝古都，历朝历代从江南选送美女进皇宫的船队，经长江、汉水数月的水上劳顿到达上津之后，已人困马乏，纷纷上岸休息，之后转陆路穿秦岭到达长安。而无数江南女子上岸后乘机逃入上津、郧西民间，千年的美女逃遁，使郧西一代一代女子都天生丽质。鄂西北自古至今都流传着一句谚语：“要吃米到竹溪，要娶媳妇到郧西”，应该是对这一历史事象的注释。

上津古城长宽仅二三百米，周长也仅只1.2千米，不足诞生我的郧阳古城的1/3，但它东西南北四边城门上的鎏金大字“连郧”“通汉”“达楚”“接秦”，已足以显示它通达四海的属性。

走在似乎有些固若金汤的城墙上面，凝望城下黑瓦土墙、飞檐斗角的老街，心中倏忽一颤：这是鄂西北最后一座古城了，也是中国最后四座保留完好的古城之一了！千年的郧阳府城、铁打的均州古城都已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沉没了。保护好上津古城吧，权当是为中国千年的文化留下一瞥最后的回眸……

前些时，收到上津26岁的镇长陈林的电子信件，他在信中写道：“……还记得我吗？郧西县上津镇的那个小陈镇长，在你眼里或许我还是一个‘伢’。你们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作家，温文尔雅、学识广博，敬意油然而生。我必须得感谢你们来上津，这是上津人民的荣幸，更是我的荣幸……”他告诉我他又有了作家梦，说这梦是见到我们之后才有的。

我立即给“伢”回信：“……我们一行真的不能忘记上津，不能忘记很年轻的小陈镇长——请恕我不称呼你‘陈镇长’，我怕把你叫老了！我很惊讶古老得如白须仙翁般的上津，有你这样一位童颜稚子坐镇！也许正是这一老一小，才真正是上津的生命所在。”

在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因“紫禁城上元之夜”一票难求的新闻，故宫再次登上了微博热搜。这不是故宫第一次成为话题中心。从雍正表情包到故宫口红，从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到魔性H5《穿越故宫来看你》，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来故宫看雪和吸猫——我们发现，600岁高龄的故宫正摆脱威严神圣的皇家面孔，成为很多人争相打卡的网红胜地和新一届“带货王”。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文化符号，故宫正以新的形象收获粉丝。

网红故宫的进阶之路，反映了当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生之势。谈到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往往会提到“保护性开发”“活化传承”等字眼。言下之意，很多传统文化由于脱离了原先的使用场景和文化语境，从而失去了生命力，变成了一种“死”的文化。不可否认，随着流水线代替手工作坊，智能化生产取代工业流水线，现代文明正进行着高速的自我迭代和更新。如何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重新焕发生命力，很多博物馆已经走在路上。

活化传承不能只就文化谈文化，而应当首先破除思维的藩篱，善开脑洞，解放思想。故宫每每制造的话题，缘何总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在社交网络上形成刷屏之势？原因就在于故宫总是能够出其不意却又顺理成章地打动观众。纵观故宫翻红的历程，可以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秀一波惊艳的操作。

从2014年开始，故宫开发了折扇、手机壳、日历等衍生品，这些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一年就卖出了近10亿元。其后，故宫画风突变，走上了反差萌路线，一改过去严肃深沉、一本正经的风格。紧接着，故宫尝试跨界合作，在食品、彩妆、珠宝、游戏等领域都做了不少尝试，甚至还和谷歌打造了一个快闪实验室。近来，随着《国家宝藏》等综艺节目的热播，大众对故宫的探索逐渐深入，中轴线之外的区域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前不久，故宫举办的“紫禁城里过大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元宵节的活动则是紫禁城古建群94年来第一次在晚间对公众开放。这两场活动如同一次行为艺术，在传播中国传统佳节文化的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品牌营销。透过这些，我们看到故宫虽然形容未有大变，但气质早已截然不同。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当然离不开新兴科技的加持。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用于保护和复原文物本身，也可以对文物背后的故事和内涵进行创新性的表达和传播。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选择让冰冷的文物走出橱窗，以动态、立体、有温度和个性化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共同策划的“数字供养人计划”脱胎于敦煌石窟“供养人”的概念，这一产品精选了30余幅壁画内容，利用互联网公益的形式，既普及了敦煌璀璨的文化知识，也让更多人关注文物保护。

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绝不是简单地用新技术套用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不管是故宫还是敦煌，无论研发的产品有多另类、传播的形式有多时尚、跨界的尺度有多意外，都是基于自身的馆藏资源进行挖掘。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守住文化初心是最基本的要求。

（摘编自康琼艳《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经济日报》2019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