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是谁

季明

欢送宴会，简单而又节俭，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毕竟同事几年，有感情，在大家盛情邀请下，他匆匆喝了两杯酒，就退了场。今天是周末，他还有事要办。

夜色中，他像往常一样，戴上太阳帽和墨镜，悄悄骑上自行车，去看望老人。这种装扮，别人很难认出他，几年来，每个周末的晚上，他都要去老人那里坐一坐，这，成了他的习惯。

老人，是个七十多岁、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他的帮扶对象。他到A城任职不久，在扶贫帮困“结对子”时认识的，当然，他用的身份，是某单位的一名普通党员。更巧合的，老人与他的母亲竟然是同年同月生，只是日期不同；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对母亲的记忆和眷恋，却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于是，半年之后，他不由自主地将老人，认作了干娘。

只要看到老人，他就恍惚觉得自己的母亲，依然在世。事实上，他内心深处也确实把老人，当作亲娘来对待。

老人的家，在城郊，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拐进一条小巷，借着路灯光，他远远发现，老人正站在门前。老人知道，每个周末的晚上，他必来，站在门前等候，这，也成了老人的习惯。

每当这时，他都会莫名感到温馨，依稀记得小时候，自己放学回家，远远看见母亲，就是这样期待地站在门前，张望和等候着他。

听见熟悉的自行车声，老人问：“是二牛吗？”二牛，是他的小名。

他赶紧跳下车，说：“干娘，是我！”

扎好自行车，他搀扶着老人进去，便开始收拾零乱的屋子。老人坐在那里，一双盲眼，一直盯着他响动的方向。半晌，收拾完毕，他泡好一杯茶，恭敬地送到老人手中，然后，在老人对面坐下来。

老人问：“听说华树调走了？”

华树，是A城的执政者，一把手。每次见面，华树，是两人必谈的话题，老人街坊四邻多，没事闲聊时，她把听到的有关华树的议论，大到对A城的发展和建设措施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小到哪条街哪条巷路灯不亮、下水道堵塞……都告诉他。很快，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他淡然一笑，说：“是啊，听说高升了，到市里当副市长去啦！”

老人叹了口气，说：“华树，是个好官，A城的福分哩，老百姓可舍不得他走！”然后又说：“不过，这样的人应该升官，官当大了，会有更多的百姓受益！”

他笑了笑，没吭声，从兜里掏出一千元钱，轻轻放在小桌上，说：“干娘，这是您老人家这个月的零花钱。”

每个月，他都会从工资里拿出一些钱，接济老人。

老人连连摆手，说：“我有养老金，咋能老花你的钱呢！”

今晚是来告别的，他犹豫了一下，才说：“干娘，我也要调走了。”怕老人伤心，赶紧又说：“我一定会抽时间来看望您的。”

但他却发现老人非常平静，一双失明的双眼，慈祥地盯着他，说：“我知道。”

老人站起来，在枕头下摸摸索索，拿出一双千层底布鞋，递给他，说：“知道你也要调走，就给你赶做了双布鞋，别总穿皮鞋，这布鞋啊，它养脚。”

他接过千层底布鞋，翻来覆去地看，白底、黑帮儿、针脚密实，真难想象，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是如何把一双布鞋做得这么完美，心里不由得异常感动。

老人说：“快穿上试试。”

他脱掉皮鞋，穿上布鞋，走了几步，柔软、舒适，非常合脚。

还是小时候，他穿过母亲做的布鞋，时隔几十年，又重新穿上纯手工的布鞋，心里别提有多温暖了。

老人说：“二牛，今天，你就穿着这布鞋走吧。”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走出很远，回头，发现老人依然站在门前送他，刚要说话，老人却冲他说：“孩子，刚下罢雨，布鞋不防水，别湿了脚啊！”

他大声说：“放心吧干娘，我择干路走，不会湿脚的！”

虽然路灯很亮，但道上有些地方积水，他悄悄停下来，换上皮鞋，再小心翼翼地把布鞋揣进怀里，他想，这一辈子，也不会、更不能让这双布鞋被水打湿。

这时，老人忽然喊了一声：“我知道你是谁！”

他猛地愣住了。

老人说：“你呀，就是华树！”

（选自《金山》2019年第1期）

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

王岳川

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之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菜、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迷失与失落。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从而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力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假如是现在，老师纵然没有见过鲜荔枝，也可以找出科学的资料，给有点钻牛角尖的小学生解释明白吧。

白居易用比喻的笔法来描写荔枝的形态，的确也有不足之处。缯是丝织物，丝织物滑润，荔枝壳却是粗糙的。用果树学的术语来说，荔枝壳表面有细小的决状裂片，好象龟甲，特称龟裂片。裂片中央有突起部分，有的尖锐如刺，这叫做片峰。裂片大小疏密，片峰尖平，都因品种的不同而各异。

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做“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树林，那就成为“飞焰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呈心脏形、卵圆形或圆形，通常蒂部大，顶端稍小。蒂部周围微微突起，称为果肩；有的一边高，一边低。顶端叫果顶，浑圆或尖圆。两侧从果顶到蒂部有一条沟，叫做缝合线，显隐随品种而不同。旧记载中还有一些稀奇的品种，如细长如指形的“龙牙”、圆小如珠的“珍珠”，因为缺少经济价值，现在已经绝种了。

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六十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十九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六十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勃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娇”，是夸张的说法。

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做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肉的细胞壁特别薄，所以入口一般都不留渣滓。味甜微酸，适宜于生食。有的纯甜。早熟品种则酸味较强。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

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到5℃，可贮藏三十天左右。还应进一步设法延长贮藏期，以利于长途运输，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延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诱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

荔枝的核就是种子，长圆形，表面光滑，棕褐色，少数品种为绿色。优良的荔枝，种子发育不全，形状很小，有似丁香，也叫焦核。现在海南岛骨无核荔枝，核就更加退化了。

荔枝花期是二月初到四月初，早晚随品种而不同。广东有双季荔枝，一年开花两次。又有四季荔枝，一年开花四次之多。花形小，绿白色或淡黄色，不耀眼。花分雌雄，仅极少数品种有完全花。雌雄花往往不同时开放，宜选择适当的品种混栽在一起，以增加授粉的机会。一个荔枝花序，生花可有一二千朵，但结实总在一百以下，所以有“荔枝十花一子”的谚语。荔枝花多，花期又长，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

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海南岛和廉江有野生的荔枝林，可为我国是原产地的明证。据记载，南越王尉佗曾向汉高祖进贡荔枝，足见当时广东已有荔枝。它的栽培历史，就从那个时候算起，也已在二千年以上了。唐代对四川荔枝多有记述。自从蔡襄的《荔枝谱》（1059）成书以后，福建荔枝也为所重视。广西和云南也产荔枝，却有少有人说起。

古代讲荔枝的书，包括蔡襄的在内，现在知道的共有十三种，以记福建所产的为多，尚存八种；记载广东所产的仅存一种。清初陈鼎一谱，则对川、粤、闽三省所产都有记载。蔡谱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的果树志中，著作年代最早的一部。内容包括荔枝的产地、生态、功用、加工、运销以及有关荔枝的史事，并记载了荔枝的三十二个品种。其中“陈紫”一种现在在仍然广为栽培。“宋公荔枝”现名“宋家香”，有老树一株，尚生长在莆田宋氏祠堂里，依然每年开花结实。这株千年古树更足珍惜。

荔枝是亚热带果树，性喜温暖，成都、福州是它生长的北限。汉武帝曾筑扶荔宫，把荔枝移植到长安，没有栽活，迁怒于养护的人，竟然对他们施以极刑。宋徽宗时，福建“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徽宗写诗吹嘘说：“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实际上不过当年成熟一次而已。明代文征明有《新荔篇》诗，说常熟顾氏种活了几株，“仙人本是海山姿，从此江乡亦萌蘖”。但究竟活了多少年，并无下文。现在科学发达，使荔枝北移，将来也许不是完全不可有的事。

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产。因地制宜，努力发展本地区的特产，是切合实际的做法。盛产荔枝的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荔枝的生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但日啖三百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瓦解

①一屋子碎瓷。

②主人开始指点，每一枚碎瓷的背后，都有可以言说的过程——一开始肯定不是属于他的，经过了某些曲折，或者来了运气，才进入他的囊中。

③从这些碎瓷片的形态，可以看出是某一件瓷器的边、底、腹，倘若专业一些可以由微见著，在眼前还原出是某一个瓷窑的产品，龙泉窑、耀如窑，还是建阳窑、湖田窑……也可以还原一个瓷器的完整状，像我喜爱的梅瓶、玉壶春瓶或者水盂、镜盒、压手杯……这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功夫了。可以说有还原能力的人无多，除开专业知识外，他的想象力要极其丰富，可以从一片落叶想到它的正常色泽，再还原成一棵当风有声的大树，这是一件费力的事。碎片上毫无图案、标志的，为人所轻视，而那些标志明显者则为藏家哄抢——开裂使一瓶之碎片分出了等级，这是完好时想不到的——碎片使人们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所谓传奇，常常是细节引发的。一个完好的瓷瓶也许只是一个故事，而碎为数十片，它们在各自的行旅中的丰富遭遇，不是一个瓷瓶所能承载的。

④这些边角，更能让人不安地揣测其不幸碎身的缘由。就像是漆黑的小道上，听到一串不知从何而来的呻吟，会让人一路花费心力去琢磨，以至于这一路走得挺吃力。为它在暗处，是个局部。那些不明之物，模糊、朦胧，或者暧昧吧，会让人更提起精神。到瓷器厂看成捆簇新的瓷器堆放着，那是一丁点悬疑都没有的。

⑤瓷器的洁净是让很多人喜爱的，它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让人的目光在光洁如绸的面上滑过，有时就收不住。如果没有来自外面的撞击，一件瓷器在地底的泥泞中取出，无论埋藏多久，都是冰清玉洁的。在这一点上它胜过了青铜器，青铜是以身上自然形成的锈迹说明身世的久长，而瓷器则还是一身的清朗。它们都必须过火而后重生，最终却因瓷脆而铜坚，在漫长的行程中，出现了差别，一个是金刚不败之身，一个却是娇羞薄弱之体，它们对于外物的挤压，态度和结局全然不同了。一件灵性之物，大抵都有自己的脾性，或突然迸裂，或突然落下，最终由完好而为片段。经过火的铜器变得坚固无比，对于任何的硬物撞击可以毫发无损，而瓷器则十分脆弱，以碎片的方式瓦解了自己。

⑥和一件完好的瓷器所不同的是，完好者的线条之美是一目了然的。你看那个元青花梅瓶，瓶口短小沿面平厚，夸大肩腹部的浑圆，又敛约下腹部的瘦长，站立起来时，端庄中含飘逸清高。手指在上边抚过，柔和清明。婉转的部分，有一些世俗的亲和成分。碎片是挤压碰撞之后的结果，很像人生的历程，有一些压力使人透不过气来，最终瓦解。碎片都是峥嵘毕露，场面奇崛，和完整者比照，才见雨荷烟柳的江南，忽而铜爵春残战沙秋冷，已是塞上烽火了。瓷器由全而碎，也算是命数不济。只是碎片的尖锐茬口，凌厉的圭角，连同闪动的寒光，都在张放着兀傲之气，有所不甘。人们必须戴上手套，避开它的锋刃，才能捏住它，捡拾清楚。

⑦现在，这个宅院里充满了兀傲之气，这是我进得门来时就察觉到了的，尽管瓷片们都站不起来，躺在绸布上边，也不会像搭上机关的暗器突然射将出来。我还是有了一些戒备——这和参观一个旗袍馆全然不一样啊。硬朗——这就是碎片对于世界的表情，风雨磨不钝它们，酷热锉不化它们。如果说艺术品都是有灵性的，那么这些没有资格为大博物馆收藏的碎片，它的灵性就更加隐蔽了。因为它完美过，也破碎过，因此含纳的信息更密集、更不可知。

⑧在得到允许后，我拈起一枚碎片细审，它是宋时笔筒的碎片，是一枚筒壁。笔筒是我所需要的，用过的不少，摔过了几个，所以很快根据底部在眼前还原成好几个样式。碎片图案简单，有两道交错的墨线，我猜想是垂下来的兰叶，垂到一半断了。一杆毛笔搁在笔架上是没有什么气派的，一定要把它投入笔筒，它们的神气才出得来。它们如剑戟朝天，或如芦苇花蓬松打开，刚柔兼具，是靠一个站立着的圆形笔筒把它们圈在一起才有这等效果。一个笔筒破碎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它很像一个腿脚缺失的人，不再与站有缘，而是卧着，或者坐着，成了平面之姿。对于卧姿和坐姿我没有什么好感，我乐意站着，站着临摹古帖，站着大笔纵横，即便写小楷也必如此。我很早以前看过一枚修长的梅瓶，静静站立给它带来无比的雅气、雍容、高贵，只是站着，无声响，就已足够。像这些躺下来的碎片，它看到了窗外挺立的银杏，会不会有一种很隐秘的期待，能否有第二次站起来的机会？

⑨冰冷是碎片的特征，不管出自哪一口窑，窑火灭后温度骤降，成为毫无温度的物体。在这个走向萧索的秋日，捏住碎片时，的确有一点点寒意从远处传来了。一个瓷器馆总是很冷清的，配合着清寒的瓷。即便从柜子里取出来，也没有几个人爱去碰它，真有点拒人无声的傲慢。欣赏瓷器，当然也不会对欣赏者提什么要求，只是瓷的凝固、澄明、光洁，使氛围骤变，欣赏者自然也就轻了脚步，断了声响。静着读、净着赏，这是我以为要恪守的两个原则。如果一枚印花笔洗没有破碎，它那弯曲的弧度里，可以储存多少水，浸泡多少羊毫狼毫？一枚白龙纹梅瓶，可以在严冬来时，插入多少橙黄的蜡梅，香破几代人的鼻子？而一枚酱釉小品瓶，它鼓起的腹部，主人又有多少秘密隐藏其内？这些都需要静下来、净下来才能想、才有趣味。不同质地的物件对于人的情绪导引多有差别，即使是瓷之碎片，还是使人安和下来，和它们共同持守着整个展馆的阴柔、清肃。瓷器是有一些清高气味的，尤其是碎片，更不可小觑，千百年锋刃不泯，是那时的风骨撑到了现在。

⑩不妨说，那些有幸至今完好的，支持了我们对于美好的向往；而不幸成为碎片者，依然让人看到了瓷的本质的守护；正是由于残破，它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出色。

（取材自朱以撒散文《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