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恩典

李丹崖

草的香，似乎只有在两个时间可以闻出来。

一是在被碾压或拦腰斩断的时候，这时候的草，像是慷慨就义，被镰刀、被车轮，割断、碾压，散发出奇特的生命的香，这香味，让人觉得有一种拿生命才换得来的美。我小时候喂过牛，给牛铡过草，当祖母把成捆的青草放到铡刀下，我奋力挥动胳膊，向下一压，咔嚓，草被斩成了两段，旋即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我追求这种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人是具有动物性的，格外爱这些草木滋味。

另一是在草被熬煮的时候。我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小时候，我常常爱在他的中药橱边转悠，可以闻到与众不同的草木香味，就好像这些香味纠缠在一起，我置身其中，可以免除疾病的侵扰一样。遇到病人前来抓药，父亲把那些或叶、或花、或根、或果的中药材用纱布包起来，放到砂锅内熬煮，满屋子的中药香。在滚沸的高温作用下，我觉得这样才能彻彻底底地闻到草木的香味。

秋天到了，草木走向成熟。似一个男孩走向青年，一个女人发育完善。旧时，在乡间，我喜欢睡在小溪边的草甸子上，一边看蓝天白云，一边嚼草根，我觉得，这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小时候，身小力薄的我干不了农活，放羊是我唯一的活，我把羊拴在溪边的小树上，确保它们只吃草，不会啃食庄稼，我就往地上一躺，看着羊羔吃奶，母羊反刍，我呢，则效仿羊的样子，去尝一尝草根。

羊吃草，在我看来，简直是一件艺术。用舌头把草揽到嘴里，嚓嚓而食，羊毛洁白似雪，羊的嘴唇粉红似桃，青草如翡翠一样耐看，整幅画面简直太有感觉了。

草木的根深深扎进土地，通过叶面来进行光合作用，它是最能吸纳天地灵气的。所以，维生素多蕴含在很多青草当中，牛羊通过青草来摄取营养，我们再通过牛羊的肉来摄取营养，然后，牛羊和人的粪便又可作为肥料给青草带去营养。这个循环看起来有些吊诡，实际上，又是多么巧妙的一个轮回。

青草，在这样的一个轮回中，无疑扮演了“双面人生”。成全人畜，又替人畜打扫垃圾，还这个世界天蓝水碧，它们的一生近乎伟大。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他有种奇怪的感觉，每次在城市居住久了，吃得大鱼大肉，诗性会逐渐泯灭，会写不出东西，这个时候，他都会到山区的寺院里，找一处周遭长满茂密树木的禅房来住，日日食蔬，这样，就能诗性重返。他说，他获奖最多的诗作，一般都是寺院里的那些草木和蔬菜给予的。

——这是何其美妙的草木恩典！

有时候，我实在羡慕那些古人，居住的全部是木材架构的房子，戴的帽子是斗笠，披的是蓑衣，穿的是木屐或草鞋，这样，才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现如今，你披着满是塑料味道的雨衣，穿着不透气的胶鞋，能“任平生”吗？

我不是过激。只是想表达，人一亲近草木，就滋生了健康，就培育了高雅，就构建了和谐。草木的恩典，也许是它们自己都不知晓的义举，但，一岁一枯荣，它们一直在照做。也多亏了草木的这份坚守，这种任性，才让我们有机会——食草，刷新自己；闻香，愉悦心智；观色，养眼醒神。

用礼仪涵养爱国主义情怀

魏宗凯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既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举行了包括阅兵和群众花车游行等在内的一系列盛大庆典，从形式和内容上强化了大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这一系列庆典是国家礼仪的重要形式。

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能够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顾新中国成立的70年历史不难发现，国家重大纪念日举行阅兵和群众游行已是制度化安排，通过行为符号（阅兵、游行、升旗）、物件符号（花车、领导人巨幅画像）、声音符号（鸣放礼炮、奏国歌）、语言符号（领导人讲话和标语口号）等仪式展演方式强化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国家重大纪念和庆典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记·乐记》中称：“礼者，天地之序也。”古人甚至认为礼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标志，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礼仪教育在过去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承担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使命，同时对规范社会秩序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统意义上讲，礼仪包括两部分：“礼”和“仪”。“礼”是礼节，“仪”是仪式。礼节一般是个人性的，而仪式大多是集体性的，如阅兵仪式、升旗仪式、国家公祭仪式等。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仪式的功能就是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人类学家大卫·科泽曾说过：“没有象征以及相关的仪式，就没有政治。”

正是因为有唤起集体记忆、增进集体情感、整合社会秩序、加强社会团结的作用，古今中外，许多国家和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礼仪以达到其教化的目的。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爱国者们就通过礼仪、出版物和公民活动倡导爱国思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仪式既是传播渠道，也是传播内容。现场参与、聆听、观看，把叙事的“浸入式”、主题的“思想性”、现场的“体验性”结合起来，这样的传播场景的建构，迅速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和深度参与，让爱国主义具象化。

当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具有两面性。如果爱国行为的传播过度依赖仪式，变成仪式化爱国，那事情必将走向反面。因此，要防止过度仪式化，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诗词的文化气象

杨义

***诗词的数字表达法，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并茂、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军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贛，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围剿”中那种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的概括；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原文有删改）

清荷

严阵

①自从北京下过第一场雪，我就一直思念着日坛公园那一池清荷。

②记得，夏天那时候，它给我的是一个梦，一个粉色、绿色和淡淡的青色濡染于一体的梦。没有风的时候，无数的粉色和无数的绿色，在水下阳光的间隙，形成了一点又一点一片又一片晶莹的多层次的令人无法言喻的静美；而当清风吹过或骤雨来临之际，它又会在坚挺而又柔韧的舞动中，将无数变幻莫测的缤纷色彩洒满池塘。每当这种时候，我便会感觉到：我面前的荷塘，不仅仅是一个荷塘。我面前荷塘里的荷花不仅仅是一池荷花，而是透过荷塘透过荷花，等待人们去发现去领悟的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东西。

③因此，我每去一次荷塘，便陷入一片沉思中。

④我越来越感觉到：荷塘中的每一株清荷，它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每一个含苞待放的蓓蕾，都有着一个自己的故事：它们都有自己的日日夜夜，都有自己的朝朝暮暮，都有自己的霜痕和雨迹，都有自己的风节和情愫。

⑤我越来越感觉到：虽然经历了阳光，深得阳光之明媚，但它并不张扬，并不招摇。虽然经历风雨，深知风雨之深浅，但它却从不陈述，从不倾诉。面对五光十色车水马龙的世界，它选择的仅仅是一种淡出的沉默之美。

⑥有谁能真正懂得荷在沉默中给世人带来的这种犹知未知的意念呢？在它香艳满塘时，人们便争相跻身于它的花间，掠它之红，以红本身；人们便争相探身于它的叶下，借它之绿，以绿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几场秋风秋雨过后，昔日的荷塘边，便再也不见借助荷花之美去美化自己的那些过客了。

⑦也许正因为游人的疏离，所以，每一年雪后，我总会想着日坛公园的那个荷塘，我想亲眼去看看它繁华凋尽之后的那种美，我想看看它金色的荷茎上依然高高擎着的那些莲蓬，看看它在雪中构建出的那些孤高的姿影，看看虽然碧绿落去但却依旧恋着它的那一池清水，看看那些继远去的游人悄然而至的似乎正痛惜地护着它的那些温柔的微笑的残雪。我想，在这种时候，它一定会给我带来另一个梦，一个在世事沧桑中用强劲不屈的笔触书写着自我的梦；一个虽然萧疏于雪霜之下却照样保持着灵魂的梦；一个坚信在未来的某些日子里，能够不负一池清水，重新以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使人重又耳目一新的梦。

⑧几年过去了，重又秋风，重又雪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到日坛公园。也曾匆匆通过车窗，从公园门口向里张望，但却一次也没有见过荷塘的影子。

⑨又是一年，初雪过后，恰逢天晴日明，我忽然想起我该到日坛公园去看看曾经把毕生芳华默默地倾注于早已将它忘却的忙忙碌碌的人世的那一池荷花了。可是当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那个荷塘边上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切却使我失望了。这个旧时的荷塘里，除了一池清水和几点残雪之外，已经没有荷花的踪影了。

⑩诚然，我选择这个时候来，并非是为了看荷的绿叶和红花，而是为了看看荷在雪中的景象。我想寻求美在被众人忘却之后却依然存在的那种美，那种常常容易被别人忽视但却在灵魂中依然坚守的那种超俗之美。但令我失望的是，我没有在日坛公园的荷塘里看到荷花的美，我看到的仅仅是雪后荷塘里显得一片疏寂的水面上几片飘落的柳叶。原来，为了保持公园的整洁，入冬以来，工作人员已经把所有的残荷都清除了。

（11）此时此刻，我站在空空的荷塘边，静静地望着那一池清水，不由想到人生，想到世事，想到很多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想到眼前的人、眼前的事。为什么我们还停留在只承认红花之美和绿叶之美的那个审美层次上呢？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那些历经风霜渐渐老去但却依然存在的残荷，那些依然伫立于风前，昂首于雪中，匍匐于冰下的残荷，也是一种美呢？

（12）满池残荷，在雪中静静伫立，万籁俱寂中，这不也是一首诗吗？

（13）满池残荷，在雪中静静伫立，黑白辉映下，这不也是一幅画吗？

（14）满池残荷，在雪中静静伫立，不移不避，不离不弃，这不也是世上能够发人深思的一景吗？

（15）我们应该知道：从盛开到凋零，荷在向世人展示着从外形之美升华到精神之美的整个过程。

（16）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美丽是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衰老的。

（17）因此，我希望：当明年雪后，再来日坛公园的时候，我不但能看到雪，还能看到雪下荷塘独有的那种发人深思的美景。

（选自《人民日报》2011年3月2日，有改动）

针对“争”，先秦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和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道德经》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为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老子认为，“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标，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是最终的目标。

与老子相仿，孔子把“争”视为人们对私利的无度追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对此，荀子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并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欲望，防止争斗。他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家韩非子则敏锐地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争”，还认识到不同时代“争”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还指出，人口的增长和耕地与财货的紧张及不足是当今“民争”的主要原因。为此，法家提出了“耕战”的治国理念。

与儒家提倡有等差的仁爱和礼制不同的是，墨家则主张用没有等差的“兼爱”来息“争”。

由此，我们看到，先秦各家学派均把“争”视为对私利的争夺，并认为这样的“争”正是社会冲突与动乱的祸根，只不过在用以消除或缓解“争”的手段和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如果说老子的“不争”思想指出了一条相对消极的进取之路，那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主张用“仁“义”礼”等较为积极的伦理和道徳手段去制约、消除恶性的“争”所带来的危害，明确提出用积极的美徳——“让”来消解“争”。

对儒家而言，崇“让”就是为了隆“礼”，或者说，“让”德实际上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批评子路说话不谦虚:“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也就是说，治国要讲求“礼让”。孟子进一步阐发了“礼让”的重要性，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可见，在儒家看来，如果没有“让”德，“礼”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将会徒有其表。由此，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除了“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外，又加上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君子的美德。

“让”的美德不仅被运用普通人对私利的争夺上，成为缓解乃至于化解这些“小人之争”的工具，还被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层面，在作为统治者为政之重要借鉴的史书《左传》中蕴含着丰富的为国以“让”的思想。如《左传》中，作者记述晋国将领举荐贤能而自身“让位”之后，评论说:“让，礼之主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谦让”和“不争”之美德是否盛行，是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和条件。

（摘编自王大庆《古代中国的“不争”与“崇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