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百度百科”等）

改革开放后，来自河南信阳固始县、河北和四川等地的农民到达北京后，开始依靠买卖废品为生。20世纪80年代，这个由外来谋生农民搭建的废品回收网络，从社区甚至垃圾箱开始，实现了高效的废品回收、集中，再到末端再生利用，整个链条实现了无缝衔接。可以说，这些人是城市的清道夫。2014年左右，北京的废品回收从业人员达到历史高峰，近30万人分散在废品回收、分类和再利用各个环节。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与北京类似，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一直拥有较高的废品回收率。除首尔之外，东京、新加坡、纽约等城市的再利用率均低于北京。

现在很多人在谈垃圾的智能识别，而我国20世纪的废品收购者早就会判断型号、材质、塑料的种类，甚至洗衣机电机是铜是铝，他们都能高效区分。他们的下游——收购市场中，废纸、废铜分门别类，塑料制品甚至分为好几个类别。

所以，中国原本的市场化的、成熟的废品回收体系，在这一波垃圾分类中，不应该缺位。新的更高技术、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应该吸纳这个行业过去成熟的流程、专业能力。

（摘编自刘远举《高大上的垃圾分类风口，不应忘记拾荒者》，2019年7月22日“央视网”）

材料三：

在垃圾分类方面，日本走在了世界最前列。20世纪60年代严重的环境污染“逼”出了日本一流的环保技术，70年代石油危机又促成了最好的节能技术。在号称垃圾分类标准“最严格”的日本，垃圾分类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技能”。

在日本，如果垃圾回收人员发现垃圾分类得不合理，可不予回收。如果谁家的垃圾分类不当而被拒收，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情节严重的“不法投弃”则会被通知警方出面处理。如果乱丢垃圾，可能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坐牢。

日本的儿童打小就受到正确处理垃圾的教育。日本居民扔垃圾真可谓一丝不苟：废旧报纸和书本要捆得非常整齐，有水分的垃圾要控干水分，锋利的物品要用纸包好。

分类垃圾被专人回收后，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以生产再生纸，很多日本人以名片上印有“使用再生纸”为荣；饮料容器被分别送到相关工厂，成为再生资源；不可燃垃圾经过压缩无毒化处理后可作为填海造田的原料。日本商品的包装盒上就已注明了其属于哪类垃圾，牛奶盒上甚至还有这样的提示：要洗净、拆开、晾干、折叠以后再扔。

（摘编自2019年5月20日“北青网”等）

额尔古纳河右岸^①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西班他们刚走，雨就来了。在这之前，连续半个多月，太阳每天早晨都是红着脸出来，晚上黄着脸落山，一整天身上一片云彩都不披。炽热的阳光把河水给舔瘦了，向阳山坡的草也被晒得弯了腰了。我不怕天旱，大地旱得出现弯曲的裂缝，在我眼中它们就是大地的闪电。

安草儿^②在雨中打扫营地。

我问安草儿，布苏是不是个缺雨的地方，西班下山还得带着雨?安草儿直了直腰，伸出舌头舔了舔雨滴，冲我笑了。他一笑，眼角和脸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眼角笑出的是菊花纹，脸颊笑出的是葵花纹。雨水洒下来，他那如花的皱纹就像是含着露珠。

我们这个乌力楞只剩下我和安草儿了，其他人都在早晨时乘着卡车，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了。以往我们也下山，早些年去乌启罗夫，近年来到激流乡，用鹿茸和皮张换来酒、盐、肥皂、糖和茶等东西，然后再回到山上。但这次他们下山却是彻底离开大山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布苏，帕日格告诉我，布苏是个大城镇，靠着山，山下建了很多白墙红顶的房子，那就是他们定居的住所。山脚下还有一排鹿圈，用铁丝网拦起，驯鹿从此将被圈养起来。

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听不到那流水一样的鹿铃声，我一定会耳聋的;我的腿脚习惯了坑坑洼洼的山路，如果让我每天走在城镇平坦的小路上，它们一定会疲软得再也负载不起我的身躯，使我成为一个瘫子;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两年前，达吉亚娜召集乌力楞的人，让大家对下山做出表决。她发给每人一块白色的裁成方形的桦树皮，同意的就把它放到妮浩^③遗留下来的神鼓上。神鼓很快就被桦树皮覆盖了，好像老天对着它下了场鹅毛大雪。我是最后一个起身的，不过我不像其他人一样走向神鼓，而是火塘，我把桦树皮投到那里了。它很快就在金色的燃烧中化为灰烬。我走出希楞柱的时候，听见了达吉亚娜的哭声。

安草儿也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但他的举动说明不了什么。谁都知道，他不明白大家在让他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想早点把桦树皮打发掉，好出去做他的活计。安草儿喜欢干活，那天有一只驯鹿的眼睛被黄蜂蛰肿了，他正给它敷草药，达吉亚娜唤他去投票，安草儿进了希楞柱，见玛克辛姆和索长林把桦树皮放在了神鼓上，他便也那么做了。那时他的心里只有驯鹿的那只眼睛。安草儿不像别人把桦树皮恭恭敬敬地摆在神鼓上，而是在走出希楞柱时，顺手撒开，就好像一只飞翔的鸟，不经意间遗落下的一片羽毛。

虽然营地只有我和安草儿了，可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

我回到希楞柱，坐在狍皮褥子上，守着火塘喝茶。

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了。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可我想布苏的火不是在森林中用火镰对着石头打磨出来的，布苏的火里没有阳光和月光，那样的火又怎么能让人的心和眼睛明亮呢!

我守着的这团火，跟我一样老了。无论是遇到狂风、大雪还是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来没有让它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的礼记・乐记，以儒家思想为主，阿时吸救道家与法家思想，是出界最早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最早论述礼乐教化即美育的论著。《乐记》及其礼乐教化理论，以“礼乐交融”为其东方特色，以“正声”“德青”为其艺さ求，以“天人合ー＂为其文化理念，明显区別于西方的美育观念，彰显光彩照人的中国精神，这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文化艺术特别是美学与美育上的成熟与伟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礼记》记载，当年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治理国家、统一天下。中国古代的“礼”起源于宗教祭祀之礼仪，发展为政治制度、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交往之人文礼仪等；“乐”是乐舞歌诗的总称。礼乐教化是一种集政治治、道德与审美为一体的整体性教育，充分体現中国传统文化关联性的特点，相异予西方文化区分性的特点，强调发浑礼乐刑政文融互补的综合性治理作用。礼乐教化还可以发特有的和合父子君臣族长乡里的团结教育作用，还有感染熏陶、移风易俗之用，所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总之，礼乐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充分发挥交融性与綜合性作用，是治国之重器。

《乐记）言：“乐者，伦理者也。儒家学说认为乐与道德相通，乐音是人与禽兽的区别，而对整体音乐的理解则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礼乐教化之乐教包含乐德、乐语与乐舞等部分，所谓“乐德”指“中、和、祗、庸、孝、友”等德性的核心内涵，是乐教最重要的成分。礼乐教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弘扬德音与正声，抛弃溺乐与溺音。《乐记》说：“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又说:“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恩礼，不接心术。”这里将正声与德音提到“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的政治高度，将奸声与淫乐视作扰乱思想与破坏心术的负面现象。礼乐教化涵养德性的精神需要提倡与继承，以纠正重利益而轻道德的价值倾向。

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哲学有其独特意蕴与魅力。《乐记》阐明礼乐与天地宇宙相应相和的特点，从而带来四海之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合敬同爱的结果，充分强调礼乐教化沟通天地人的巨大作用。《乐记》还阐述礼乐教化所形成的一种礼乐交融、天地相合、阴阳相得、万物繁茂的生命之美，诚如《周易》所言“生生之谓大德也”。这种生命美学体现于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乐记》还强调礼乐教化与亲和天地的关系，诚如《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万物一体。这些美育观念不同于西方古代的人类中心论，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华美育历经几千年历史，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化立场，继承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力量，建设新时代美育精神。

 (摘编自曾繁仁《珍视并发扬中华优秀美育传统—从(礼记，乐记>美育思想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