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新一代人工智能也将改变世界,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说。当下,人工智能正在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各环节,催生新需求、新产品、新产业,引发经济结构重大变革。

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制造业、农林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将成为从人工智能应用中获益最多的三个行业,人工智能将推动这三大行业的年增长率分别提升2%、1.8%和1.7%。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处在了爆发前夜,很多人把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能让猪飞起来的风口”。

目前,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人类生活,硬件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传统制造企业要抓住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应用,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摘编自刘坤《如何迎接人工智能热潮》)

材料二

2004—2019年中美AI产业企业增量走势及预测图

(摘编自《2017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的多重推力。

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人工智能被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际上,英、美、韩、日等国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2013年,百度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研究院;Facebook、谷歌等巨头也不约而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优先”的战略转变。互联网数据和咨询公司IT桔子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分析与创业投资盘点》收录了467家AI企业和636起投资事件,其中,人工智能总获投率为67.65%,高于其他行业2~3倍。

但是,商汤科技CEO徐立直言,国内人工智能创业大多扎堆在应用层面,创业者使用开源算法,找到某个垂直领域便套上“人工智能”概念扎进去,但真正从算法层出发做“原创技术”的人并不多。“而这块才是核心,是最需要厚积薄发的。”

就国内而言,人才储备方面还相对薄弱。来自领英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有195万,中国只占2%,排名第七。

(摘编自张意轩、王威《人工智能需要翻越三道坎》)

材料四　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

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下岗和失业。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

一言以蔽之,最大限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摘编自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近日，一条“低头族专用通道”亮相西安街头。消息引起热议，有人质疑此举是鼓励人们走路玩手机，有安全风险。

笔者认为，“低头族专用通道”是纵容不是警示。“低头族专用道路”的设立，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安全隐患。喜欢一边玩手机一边走路的人自然会“点赞”。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引导“手机低头族”改掉这种不良习惯，而不是为他们设立一个专用道路。这无疑是在浪费城市里有限的道路资源。更可怕之处在于，我们用这种所谓的人性化措施，助长了违规出行的坏习惯。

日前我回还没有针对“低头族”的重罚。笔者建议，对奔走于马路上的“低头族”，我们应当像对待酒驾一样保持高压态势，该顶格处罚的就要顶格处罚，不能无视甚至纵容。在此基础上，有关方面也应该加大对“低头族”现实危害的宣传，要通过一些事故案例引导公众自觉远离开车走路“低头看屏幕”。总之，要想方设法警示“低头族”，让“低头族”从此抬起头来，而不是纵容他们，为他们提供“方便”。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二：

日前，浙江温州交警对斑马线上的“低头族”胡女士开具罚单一事，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这是《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自2019年元旦实施后，温州交警对在斑马线上看手机的行人开具的首张罚单。该条例第二十八条（三）规定，对于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棋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嬉戏等，影响其他车辆或者行人通行等不文明行为要重点整治，违反该规定的会受到警告或十元罚款。

不提倡行为是否就要处罚，或是怎么处罚，仍是个需要精细处理、充分讨论的问题。目前看，对于难以淮确纳入执法体系的行为，可能仍以警告或宣传较为有效，温州在相关规定中的“警告”与“十元罚款”也是比较实际的做法。这种警告，既包括交警的警告，社会层面来理解，也包括典论宣传或是在信号指示灯处有所警告，同时也要考虑赋予机动车警告的能力。有些地方为了控刹噪音污染，将鸣笛纳入违章行为。乱鸣笛固然不文明，但很多时候鸣筋起着警示作用，对于“低头族”等行人来说仍是必要的，一刀切恐怕并不合适。对此，一些地方不妨妥善考虑。

（摘编自光明网）

材料三：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世界每年有超过27万行人，死于路面交通事故，而行人走路时玩手机分散注意力被认为是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园之一。分析具体的案例，既有害人的也有害己的。据报道，南京一名男子在经过火车道口时，由于专注玩手机，连火车的鸣笛声都没听到，导致火车被逼停18分钟；而中山市一个男子一边玩手机，一边闯红灯，与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乘客身亡。

近年来，一直有关于立法规范“低头族”的呼声。地方立法的空间相对有限，有的时候可能还达不到舆论希望的“沉重痛感”，但要看到，这代表着一个趋势。只要“低头族”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对“低头族”普遍立法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现在，法律已经明确禁止“开车玩手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机动车时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有不少人建议，把开车玩手机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同样是玩手机，行人“低头族”恐怕也很难置身法外。

（摘编自《北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