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石头宫殿

宋词

回望我坐落在黄河口平原上的故乡，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那两间石头小屋。

那个当年温馨的小院子而今已荒凉；那排当年高大的土坯房而今已破败；那高高的房台，如今已被更高的路基覆盖；那婉蜒曲折的黄泥小路，现在已是柏油罩面，小车飞驰。

当然，院子东南角上，那两间石头垒就的小屋、这大平原上的奇怪建筑，也早已没了影踪。如今，那里是一片菜园子，枝叶茂盛，花木葱茏。

父亲对此毫无伤感，他曾慨然道:“本来就是牛棚嘛!”

当然，老牛也早已不在。父亲视之如命的老牛，与时光一起走入了记忆深处。

而那些石头，后来也送给村里的邻居们盖房用了。那是整整一卡车石头，当时花了父亲多年的积蓄。说起来惭愧，这本来还是预备给我娶媳妇的。在农村，家有男孩必要早做准备，置办下新房才有姑娘肯嫁。而在我们这大平原上，石头做基础的瓦房要比土坯房的档次高许多。所以，石头，就成了重要的资产储备。可是，新房一时半会儿盖不了，石头一直堆着也碍观瞻。后来又有算命先生说，石头太重，会压下孩子的前程。那时我正在读高中，这让母亲分外担心。父亲一辈子坚持马列不信鬼神，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禁动摇了。他说:“要不就垒个牛棚得了，也让牛享受享受。”

父亲心里，除了我就是牛。

父亲属牛，与共和国同龄，也像牛一样执拗刚烈不通融。而我属羊，我出生的时候，祖国这艘大船正在转舵。我的童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有了拖拉机，也有了白面馒头。而父亲那时候，牛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父亲把牛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农忙早晨喂麦糠，夏天晚上打蚊烟。让牛住个石头宫殿，在父亲心里不算啥。

说干就干，当时父亲不到四十岁，正是黄河口汉子最精壮的时候。他抱起一块又一块椅子大小的石头，把它们垒成石头墙，垒成石头房子。路过的乡亲们看到刚刚卸任的生产队长的惊人之举，都不禁停住了脚步。

父亲从十三岁务农，十六岁就干生产队长。那时候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父亲就和他的队员们一铁锨一抬筐地改天换地，深入黄河三角洲的腹地，在蒿草没人的百里荒原修水利、开荒田。领导看中了他的实在肯干，问他“吃公家饭咋样?”父亲闷着头吭哧半天，回说还是想回村里。“你不是说在哪里都是干革命嘛"!

领导被问住了，只好随他。

生产队改村委会了，父亲又回头继续当农民。他牵着心爱的黄牛，一垄一垄地流下辛勤的汗水，换来孩子们的衣食。孩子们的嬉笑打闹，他从不过问。“树大自直”，他说。收罢了秋，他也会把我扛到脖子上去看马戏。我一直记得那年的马戏，狗熊、魔术、杂技、奔驰的骏马，那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呀!忘记了是整整一上午还是一下午，我始终在攒动的人头上空看着。

父亲的石头宫殿落成的时候，很多人都跑来参观。逢到赶集，邻村人也都停下车子，指指点点。后来，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标志。人们说起来的时候，都说“在石头屋哪里哪里”。毕竟，这里是大平原嘛，方圆千里无山无石。

老牛住得倒很坦然。干活归来，它便急切地奔进石屋歇乏。我放牛回来，缰绳随意搭在牛背上，它也能穿过村街，经过院子，直接走进石屋里去。牛在这里生儿育女，步入晚年。我接父亲离开的时候，牛已经很老了。牙口也像父亲一样已经不行了。父亲把它送给了邻村的老光棍。那天是我陪他去的，父亲又给牛顺一遍身上的毛，嘴里哪哝着:“我属牛，你妈身体不好，这辈子也多亏了牛。”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给牛听。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看见牛眼里滚出了花生仁大小的泪珠。父亲走在前面，用手擦着眼睛。

父亲没有收老光棍的钱。我们选择给他，是觉得他无亲无伴，也许会给老牛一个善终。

石屋拆除的时候，我正在忙着装修城里的楼房，好把父亲接出来。石屋拆了，院子卖了，他最后的脐带断了，父亲成了一个普通的进城老人，开始变得多话，絮叨，惶恐，木讷，魂不守舍，现在越来越像一段呆木头。

在不合时宜的年代，父亲却曾发出过耀眼的光亮,像暗夜里的一道闪电，虽然在转瞬之间就消逝了。就如同那莱地上曾经耸立过的石头宫殿，仍然留存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当然，也仅仅是在记忆里。

文化是庞大的集合体，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按社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分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和都市文化。

乡镇文化指从农村生活方式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数千年来注重礼教伦常就是乡镇文化的结晶，从中分离出来的是山林文化。

山林是隐士栖身所在。逍遥自在、复归自然，是他们的中心口号，佛老思想为这种人类态度提供了思辨外壳，不过，人总要生存，衣食住行须来自一定的生产方式。因此，隐士仍要卷入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这常给隐士心态造成二重性。

江湖文化大体由乡镇文化的下层脱胎而出，指浮浪人特别是游侠的活动。侠没有固定职业，受雇于人，用暴力替雇主完成使命，战国时代常成为贵族政治斗争的工具，构成与国家政权对峙的社会势力。汉曾大力摧抑。唐宋以后，侠逐渐分化，一批人以城市为基础，结成帮会，鱼肉平民；另一批人则占据草泽，打家劫舍。因其与封建政教法令相抗，有时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表现形式；而盲目效忠恩主，讲求江湖义气的思想也易为统治势力所利用。“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轻生死”，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已升华为社会道德，与士大夫文人宣泄抑郁不平之气的愿望结合起来。汉魏盛唐诗歌有关游侠的题咏，是这种士人心态幻化的结晶。宋明理学兴起，任侠带异端嫌疑，侠义传统却在传奇小说、宋之话本、明清演义中获得发展，表明游侠风气向市民心曲过渡，跟鬼神、清官故事一样，是市民阶级软弱的正义感的显影。

都市文化是异质环境里生成的文化形态。不过中国古代都市常是封建政府所在地，市民阶级十分软弱。追逐财利，物质欲望是都市文化的出发点。利欲观念又会不断演进，财利可提高政治权利，物欲中扩展到性欲、情欲。中国城市文化在后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充分，前一方面不很明显。市民色彩最浓的话本、戏曲，鼓吹发财致富，颂扬自由情爱以至露骨的性描写，比比皆是，而民权也仅限于对侵害人身、财产、婚姻等现象的揭露，未提到法权原则上来，更谈不上争取参政权、执政权了。

破解玛雅文明衰亡的秘密

玛雅人是中美洲的土著居民，曾经拥有与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同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大约从公元300年起，玛雅文明进入了被称为古典期的鼎盛时期。公元800年起，古典期玛雅文明到达了它的顶峰，随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崩溃。在此后的100多年里，玛雅人先后放弃了他们的繁华城市，神庙和广场变成了野兽出没的废墟。有关玛雅文明衰落的假说可谓众纷纭：有人认为，地震、瘟疫等天灾造成了玛雅人的急剧减少；也有人认为，战争或者农民起义让文明陷入了混乱。还有人提出了“生态危机”论，认为人口的严重膨胀、土地的过度开垦所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导致了文明的消亡。在这些假说中，气候巨变——具体说，就是大旱——导致了玛雅文明的衰落也是引人注目的假说之一。理查得森·吉尔或许是最早提这个假说的人。

2001年，一份直接证据终于出现了。霍德尔等挖出了尤卡坦半岛中央一个湖泊底部的沉积物作分析对象。使用氧的同位素和石膏(硫酸钙)作为指示气候变化的物质，发现这个地区大约每隔206年就会发生干旱。考察玛雅人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一些“世纪干旱”来临时，玛雅文明就会发生一定程度衰退，例如停止建造纪念碑，城市被遗弃等等。这表明气候的变化很有可能影响到玛雅文明的发展。在测量了另一块沉积物样品之后，霍德尔还发现，公元750年至800年，这个地区发生了7000年中最严重的干旱。随后杰拉尔德·豪格等人进一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气候变化如何促使玛雅文明衰落的图景。科学家发现，公元200年的一次干旱造成了前古典玛雅文明的一次衰退。然后，从公元9世纪(亦即玛雅文明的顶峰)开始，一场持续100多年的干旱主宰了加勒比海地区。

玛雅人的社会结构在干早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他们的农业——主要是种植玉米——依赖水资源，而他们能够获得的水源却有限。更详细的研究表明，在这干旱的100多年中，公元810年，860年和910年左右发生了三次最严重的旱灾，持续时间分别为9年、3年和6年。这三次最严重旱灾的发生时间，与玛雅人的主要城市被遗弃的时间相一致。玛雅人聚集的城市规模越大，对水资源的依赖也越大，于是大城市首先被玛雅人放弃了，随后是中小城市。持续100多年的干旱，加上公元810年、860年的大旱，把整个玛雅文明推向了危机的边缘，而公元910年的大旱则可能给玛雅文明以致命一击。

在某种意义上，气候变化可以看成是玛雅文明衰退的“主要因素”。玛雅人已经酿成的环境问题(如环境退化、土壤侵蚀等)，使得过度繁衍的人口极易受到气候和干旱的威胁，气候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正如一些考古学家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并不是造成玛雅文明衰落的惟一因素。在他们看来，玛雅文明的衰落或许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