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草帽面

宋梅花

甘城的这个夏天，确实热得古怪。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在甘城小学旁的一条小巷内，来了个卖热面的，卖的是普通的葱花肉丝面，可人人都说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面的香味。常常凌晨两三点了，还有很多人坐在那里吃的吃等的等，像好久没吃东西了。随后再有人来，就找个地方，或站或坐，边聊边等。

卖汤面的小摊主，推着板车，每天晚上十点准时到来。板车篷架上挂着一张旧招牌，写着三个并不漂亮的毛笔字：草帽面。小摊主的头上总是戴着一顶草帽，从没摘下来过，像是他做生意的象征。

要吃面的人很快就排队了。吃草帽面，好像成了这个夏天的一种时尚。就是那些在酒馆茶馆刚出来的人，也往往会相约一句：“走，吃草帽面去！”无论吃面的队排得多长，卖面的师傅总是不紧不慢，不吭一声，一碗一碗地细心配料。他卖的面条，不是超市里买的机器面，而是手工制作的碱水面，一天就准备那么多。卖完后就大声说：“面没了！”语气中含着三分遗憾和五分歉意。后面的人听了，只能摇摇头，等明天晚上早点来吃了。

在他们心里，草帽面比大闸蟹还要好吃，还要香。

那头有个摆摊烤羊肉串的，看见草帽面生意火爆，非常羡慕。烤羊肉串的悄悄观察了好几天，不久便也卖起热面来。并且做了个漂亮的大招牌，人们只要经过那条巷口，就能看到“草帽面”三个金色大字。

小巷似乎更热闹了。烤羊肉串的很快就尝到卖草帽面的甜头。可好景不长，到他跟前吃面的人就越来越少。那些人宁愿排队，也要等那个老摊摊的热面吃。烤羊肉串的就纳闷了。他悄悄地拉住一个老吃面的人问：“为何人们都爱吃他的面？我的面条无论是材料还是做法，都和他做的差不多啊！”那人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后说：“因为你的头上没戴草帽啊！”“啥？这怎么说？都是草帽面，跟戴不戴草帽有什么关系呢？”

那人望了望那顶“草帽”说：“关系可大了。你知道吗？他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是炊事班班长。有一次抗洪抢险，他差点被洪水冲走，幸亏被一块大石头挡住，才保住性命。可他的一块头皮，却被什么东西旋走了，从此留下一个很难看的大疤。为了生活，为了家里人，他才晚上出来卖热面。很多人去吃他的热面，除了面好吃，主要就是冲着他头上的那顶‘草帽’啊！”

三天后，烤羊肉串的老板又出摊了。不过不是卖热面，而是照旧烤羊肉串。只是在他身后，多放了些小塑料凳。很多要排队的人，都可以坐在他这儿等着吃草帽面。渐渐地，烤羊肉串的生意也给带动起来了。

（选自2018年第2期《微型小说选刊》）

每一个人都可以优雅

鲁先圣

一个人的财富、职位甚至都可以通过化妆进行隐藏，但是，优雅却是装不来的。因为优雅是一个人文化水准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人内心修养的外在自然流露。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人随着职位的升迁，随着财富的增多，就想着做绅士，但是，却往往让人感觉是在刻意的模仿和伪装，是很不得体的附庸风雅，甚至是令人作呕的矫揉造作。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优雅的内涵，以为自己能够像那些优雅的人一样举手投足就是优雅了。

优雅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是一个人的文化积淀、真诚美德、善良品质、自然朴素的共同体。一个优雅的人，首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有了教养而后才能谈得上修养，有了丰厚的修养才能够谈得上优雅。

在哈佛大学拥有极高声誉的资深教授罗曼先生即将离任，做最后一次告别演讲的时候，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学校的尊敬，把自己的车停到校门外面，步行一千多米走到学校大礼堂的讲坛。当他演讲结束离开礼堂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师生自发全体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地响彻在哈佛校园的天空，大家目送着教授一步一步渐渐远去的身影，感受到了什么叫一个学者的优雅。

在美国的国会里，有很多人是反对在任总统的，但是，当总统来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那些反对的人会像另外赞成的人一样起立欢迎总统的到来；演讲结束的时候，也会像赞成者一样起立为总统的离去鼓掌送行。因为这表现着一个政治家的修养：我虽然反对你当总统，但是既然你已经被多数人选举为总统，我就无条件地服从多数。这是一个政治家的优雅。

所有去过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人，都会为他们社会中对普通人的尊敬而惊奇。行人通过路口，车辆绝对会先让行人通过。地铁车厢里，刚刚上车的人，一定不会先去找座位，而是当发现身边的人都已经坐下，而依然有空位置的时候，自己才会坐下。这是一个民族对共同规则的高度理解，是一个民族的行为修养。

有很多女性以为长相漂亮就能够优雅，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不论一个人的长相多么漂亮，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没有一定的教养，外在的漂亮就会苍白而肤浅，就是一个漂亮的花瓶而已，一举手一投足一句话就把自己的底子亮了出来。因为优雅隐含在衣缝里，隐含在每一个毛孔中，渗透在每一个表情和眼神中。相反的是，如果一个长相漂亮的人，再加上后天的努力修养，漂亮的外表下面是深厚的文化教养，上天赋予的美貌与内在的美和谐统一，这样的人就是优雅的极致了。

一个长相不漂亮的人，依然可以做到优雅。美国的第66任国务卿赖斯，是美国政府中有史以来职位最高的黑人妇女。她一口龅牙，黑不溜秋，鼻孔外露，嘴巴很大，但是，她依靠自己高深的文化修养完全弥补了先天的不足。她朝气蓬勃，干练能干，充满智慧，在全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成为美国的铁腕人物。在世界范围内，所到之处，没有人再想到她外表的丑陋，所有的人都为她钢铁般的意志和优雅的举止而倾倒。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优雅，政治家和文化人有属于他们的优雅，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优雅。就餐时的细嚼慢咽，上车时的排队等待，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对乞讨者的一点施舍，等等，都是一个人优雅举止的表现形式，这些细小的行为，构成了所有普通人的优雅。

中国的“诗史”传统

①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以至于凡是在诗歌史上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几乎都被视为是伟大的，因为这些诗歌的内容指向了确凿可证的具体史事，因而其价值不证自明。而我们在阅读诗歌时，也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感和思想。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但与普通读者喜欢在作品中搜索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不同，目光如炬的批评家往往更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②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在诗歌阅读中另辟通往历史的蹊径，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邓之诚、陈寅恪等人的发挥，至今仍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

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于“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量生硬的拼凑，或以纪史功能作为诗歌的主要价值，或将诗歌中的比兴、美刺牵强附会于上层社会中重大、秘密的政治事件，更有甚者，将“诗史”作为一种阅读标准，强加于古人甚至于今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之上，只要诗中出现与时事交涉者，即可誉其为“诗史”。这一阅读方法的滥用非但不能为现有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反而遮蔽了诗歌阐释的丰富的可能性。

④实际上，“诗史”一词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是不可随意运用的。历史上仅有宋末、明末清初两个时代的诗歌作品被当时或后世较多地尊称为“诗史”，这两个时代都存在史官缺席、史料贫乏的问题，而诗歌因为篇幅短小，诗人可随时随地利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记载所思所感，所以，诗歌可用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然而，对宋元以来的绝大多数时代而言，公私的历史记载均十分丰富。相对于整体的历史记载（上至帝王的起居录、实录，下至民间的野史、笔记）而言，片段的、经验性的诗歌中的历史记载实在渺小到可以忽视。或许个别杰出的诗人的触角涉及到历史记载所忽略的地方，但这也是因为创作观念的转变，使得诗人乐意记载和描述某些重大或特殊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同治、光绪以来，诗歌的纪事功能更是在不断地被边缘化。

⑤这么说，自然不是一笔抹杀诗歌的记录功能。诗歌本是诗人面对世界的重要思考结晶，但凡人生所要面对的事情，诗歌自然均有所涉及。记载历史，本是诗歌众多功能中的一项。诗歌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的阅读。今日来看，“以诗为史”的阅读，可以让诗歌在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物质史、情感史、性别史、医疗史等众多不同的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的阅读必须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   最后方可曲径通幽，由诗歌的微妙门径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真实、丰富的历史阐释空间。

（选自张晖《中国的“诗史”传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