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的世界科学巨擘

程启贵

梅文鼎，被世界科技史界誉为与英国牛顿和日本吴孝和齐名的“三大世界科学巨擘”。他活了89岁，却从来没有当过一天官，但身为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的李光地却与他成了至交，康熙皇帝一连三次接见他，为的都是两个字——科学。他成了君臣共同奉迎的“老师”。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

1633年，梅文鼎出生在宣城伏村。他天赋很高，“九岁熟五经，通史事”，被当地人称为“神童”。 五经是儒家最主要的经典，是封建时代历朝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让儿子早早地接触五经表明父亲的殷切期望，但儿子却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艰难了。梅文鼎在15岁时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即仅能进地方官学的生员，此后再也没有考取过什么功名。他20岁时结婚，接着，祖父与父亲相继去世，在既要养儿育女，又要守孝的日子里，梅文鼎就再也没有时间与心力去忙于举业了。

梅家乃书香门第，所以梅文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其父梅士昌，是明末的一名诸生，明朝灭亡后，梅士昌归乡隐居，埋头于学术研究，尤其致力于《易经》的研究。梅文鼎很早就接触《易经》，对易学神秘的数学排列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梅文鼎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他成为一名杰出的天文历算专家，还受他幼时私塾先生罗王宾影响。先生很喜欢这个灵气十足的学生。梅文鼎从先生的解说中明白了：这些看似亘古不变的星宿，原来也是有规律地变化的。至于这个规律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罗王宾还会自己制作天文仪器，模仿天象，直接地模拟给梅文鼎看，直看得梅文鼎专注入迷，废寝忘食。给梅文鼎以指点的另一位“高人”，是其同乡先贤倪观湖先生。他教给梅文鼎的主要是日月交食现象、原理及计算方法。在得到倪观湖老人的赞许后，梅文鼎致力于学习历法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梅文鼎的主要贡献在于复兴中国传统的天文和算学知识，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他在著作中，再次阐明了已失传的古代历理。传统天文学中的许多方法，如郭守敬的三次内插法、黄赤相求术在明代已失传，因为梅文鼎的发掘而大放异彩。他曾撰写了《交食》、《七政》、《五星管见》等书，介绍第谷式的西方天文学。他还借鉴西方天文仪器的原理，制成了璇玑尺、揆日仪、月道仪等多种仪器。梅文鼎在另一部著作《历学疑问》中，论述了中西历法的异同，并将许多西方天文学知识纳入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如他称西学的“地球寒暖有五带”，即《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其中《古今历法通考》一书，对西洋历、回回历以及我国古代的各种历法都做了系统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学专著。他对中西历法不抱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研究。这种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梅文鼎还在介绍和发展来自西方的数学知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吸取西方数学成就加以消化理解，然后用浅近平易的语言表述出来，使人们易于掌握。例如当时西方的积化和差术（即九九加减术）虽已传入我国，但西方传教士们“仅举其名，不详其说”。梅文鼎通过数十年的研究终于“得其条贯”，并在《环中黍尺》一书中加以说明。他所提出的对于十二面体、二十面体等多面体体积的计算方法也是当时传入我国的西方数学所未涉及的问题。

梅文鼎在发扬祖国传统数学方面也做出许多贡献，例如他对勾股定理创出了新证法。他在《授时平定三差详说》一书中对几乎失传的垛积术和招差术（即高阶等差级数）进行了深入研究，阐发其原理并创出新解。在《方程论》中，他纠正了当时一些流行著作的错误，对系数为分数的一次方程组提出新的解法。自从西方数学传入我国后，学者们或轻视中算，或排斥西学，门户之见颇深，梅文鼎则为综合研究中西数学开了先例。这对后辈学者影响极大，钱大昕称赞他为“国朝（清朝）算学第一”。

他一生著书80余种，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摘编自2011年9月《人物》，第258期）

写给妈妈

王春鸣

我常常想象，母亲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她36岁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年轻的样子，因为，从我出生，她就是一个母亲了。印象中她总是弓着身子在一台老式脚踩的缝纫机跟前，绣帐沿，绣枕头，绣牡丹和鸳鸯。我犯了错误，就站在她的缝纫机跟前给她训，她看也不看我，不停地换线，牡丹花的叶子，就渐渐从鹅黄到浅绿到墨色了。

她都训我些什么呢？温文的她实在不会说恶毒的话，也没有上过几年学，说不出一套套的大道理来。只是说，你怎么又考七十几呢？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像我这样过苦日子。我心说你的日子苦什么，天天绣着这么美丽的花，又不用做数学。一个水池一头放水一头进水，放水慢，进水快，这样几小时水池能装满水。这么浪费的应用题，我每天都要遇到，又哪里如绣一只蝴蝶来得有趣呢！

所以每每遭到训话，我都虚情假意地皱着眉头，装出悲哀和沉重的样子，握着我实在拿不出手的试卷站在她的缝纫机前面，神游太虚，看着墙上母女俩晃动的影子，根本听不见她说了些什么。

直到她用略高的声音喊一句：“听到没有？”我才一惊，立立正，“听到了！”立刻飞奔出去玩了。

我现在有点后悔，当时怎么一次都没有听全妈妈的训话，就让她的教育失败了。我连大学都考不取。她为此流过多少眼泪我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她训完之后又问我：“听到了没有？”我一惊一乍地立立正，说：“听到了。”

正准备开溜，她又多问了一句：“你听到什么了？

我当然什么也没听到。

她就趴在绣花绷子上哭了，那块布是浅粉色的，被她哭出了好几个深粉色的大圆点，一支牵牛花已经绣好，正在往里嵌金丝银线。起初我很想趁她哭的时候，扯一段银线来玩。可是她太伤心了，以至于我也跟着伤心起来，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发誓说我以后不这样了。那时爸爸在外地工作，不经常回来，也许她哭着哭着就想爸爸了。因为我哭着哭着也想爸爸了。想爸爸回来的样子，他的黑色人造革包挂在自行车龙头上，脚一踮就停在了家门口，我正把自己缠在晒着的花生藤里玩。爸爸看见了，说，胜玉，你买了一头小猪？我连忙顶着头的枯叶子站起来，哈哈大笑着，说，爸爸，是我呀！

许多年过去了，我读到一句诗：你召唤我成为女儿，我追随你成为母亲。对那个年轻的妈妈的思念，于是铺天盖地而来。那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好好看过妈妈呢？她长了第一根白发，她开始得上胃病，那都是在有了我以后的事啊，可是我都没在意过。有时候我在镜子里看自己，希望找到年轻时妈妈的容颜，可是她说不像。即使我穿上她的衣服，那些旧的，家织的，她自己缝制的衣服，她还是摇头。

我的人生轨迹，难道没有一点和她重叠、交合的地方？还是她不希望我像她那样？

就这样，我在一个远离她的地方思念着她，窗外下着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她要生日了，六十岁的本命年，一只额头上布满皱纹的生病的虎。即使她将头发全染黑了，穿上爸爸给她买的红衣服，还是掩饰不住她的衰老。我想在淘宝上给她买一辆老式的缝纫机，她说要蝴蝶牌或者飞人牌的，以前实在没有钱，只能用熊猫牌的。填送货地址的时候我发现我忘了妈妈的地址，那个生养我的乡下的地址。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