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羊倌的年

朱华胜

太阳挂在山梁，洒下金色的光芒，有的泛绿。老羊倌像往常一样，大年三十这一天，早就把羊赶到山上，让羊吃个饱。他养着两只羊，一条大黑狗。他说，养多了我管不过来，养两只羊、一条狗作伴，我都七十三岁了。

他看着这对奔跑的羊和身边吐着舌头的大黑狗，心里乐开了花。自从儿子走了以后，每年过年乡政府都会给他送来过年的大米、肉、油，还有一个红包。特别是在城里工作的那个小石头，每年春节这个小子都要回来过年，给他带两条烟。这不，昨晚又给他送了两条红烟来。想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包。凑近鼻孔，使劲闻了闻，好香。现在不能抽，回家再抽。自己是看山人，更要防火。虽然村里几年前就不要他看山了，说年纪大了。但他跑得动，坐不住。还是像往常一样，太阳出来他上山，太阳西落他下山，日日坚持巡山。

有人说，老羊倌憨得很，自己守了一辈子的山，还把儿子也培养成一个守山人。谁都知道，守山人很穷，成天在山林里走着，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山林又不是他一家的，也不能给他家带来富裕，他这是何苦呢?像他这样一家人都守山的并不多见。

乌蒙山，山连山。几年前，大小山谷里私挖乱采严重，不像现在管得严。有几个外地人来山上偷砍树木，要卖到矿井里做厢木。老羊倌的儿子发觉了，在纠缠中，儿子不慎滚落石沟里，抢救无效死亡。儿子死后的第七天，老羊倌赶着羊，背上斧头，向山里走去。这一走，就走到现在，就是十五个春秋。儿媳在儿子离去的第三个年头，在他的催促下，改嫁到邻村，逢年过节，都要领着孙女来看他。

知足吧，老羊倌自言自语，我活一天，就要巡山一天。他走到山顶，眼神里亮了起来。山那边还是山，山山相连，这是人赖以生存的山。山脚是溪水，水连着水，这都是咱们祖祖辈辈的命根子啊。山上生长着很多树和花，他闭上眼睛就能数出它们的名:青松、罗汉松、壳松、青梨、刺叶梨、杜鹃、毛栗子等等。

有村民说，老羊倌爱山林，那儿有他儿子的味道。儿子已经化成一棵树，一年四季，与他相伴。

夕阳向晚，村子里传来零星炮竹声。今天是大年三十，他决定早些下山。

春节的山村，喜气洋洋，村娃一群群，嬉闹追打。红灯笼、红年画，红对联。家家飘出肉香味，伴随袅袅炊烟，在村子上空弥漫，久久不散。

“爹!”“爷爷!”老羊倌定睛一看，那不是儿媳吗?那不是长高了出落得水灵灵的孙女吗? 她们怎么来了?

“爷爷，你看，妈妈今天一大早就油炸了很多酥肉、豆腐圆子、荞丝洋芋片，还蒸了一碗八宝饭，给爷爷送来了!”孙女的眼睛亮闪闪的，笑眯眯说着，揭开手里的提篮，香气扑鼻。

“哇，好香!”老羊倌笑了，咂了咂嘴，花白胡子在跳舞。

“大爹，你再不下山我都要来喊你了。今晚跟我去过。”柱子人未到,声音先跑了进来。

“不啦，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你看我儿媳，送来这么多好吃的，再加上你们的，政府给的，够吃到正月底了。”老羊倌笑容溢满皱纹间。

突然，大黑狗跑了出去，跟在一个人身后亲热跳着。

“爷爷，”隔壁胖丫双手抬着一个大碗，碗里冒着热气，“爷爷，我妈做的牛肉炖山药排骨汤。”

随着胖丫说话的声音，村里噼噼啪啪的炮竹声响了起来，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老羊倌泪眼朦胧，望向墙上挂着的儿子的照片。儿子望着他，也在笑。

过年啰。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

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轼之所以为 苏轼的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