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原创力是具有独一性的文艺创新能力,它基于文艺家对生活与现实的全新思考和把握,并有着创造性的艺术呈现。提升文艺原创力是推动当代文艺创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前提。而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提升文艺原创力意义重大。

提升文艺原创力必须杜绝平庸,拒绝重复。黄庭坚有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就需要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当代文艺产品,如文学、影视、音乐、绘画乃至更广泛的文化产品,要成为精品,要拥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能量,就必须把创新理念贯穿文艺生产的各个方面。文艺创新不能凌空蹈虚,艺术之花需绽放在历史与现实的沃土上。伟大的作品具有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的把握。文艺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全新视角与观照是形成文艺原创力的关键。历史与现实为文艺创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原创资源,当代文艺实践也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当代文艺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创新机遇,但只有具备足够的文化定力和审美独立性,坚定对民族、国家、时代的文化自信,并将民族的审美特性融入个人的艺术追求中,才能超越前人,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如果在文化自信上出现问题,在美学追求上出现动摇,一切以被外国人接受或者以市场热捧为追求,就不可能创作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精品力作。

文艺创新不能为创新而创新,更不能执着于虚妄怪诞。在文艺创作中,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与追求怪诞、故弄玄虚有着本质的不同。大胆创新之作,能够在前人的成就中探索艺术的未知领域,在题材、风格、手法、形式上突破固有规则,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艺术高度。但怪诞之作并无真诚的艺术追求,表面上大胆新颖,实质上难以掩饰内心的不自信。中国书法史上,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张旭、怀素,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明代的董其昌……一代代的书法大家就像跑着“接力赛”,走正道,有耐力,在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出自家面目,登上书法艺术高峰。他们的身上,体现着不懈的创新努力。但当代一些所谓书法家,把书法创新等同于笔墨杂耍,刻意求新求怪,哗众取宠,偏离了中国书法本质规律。这种现象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也有不同表现。

只有不断提升文艺原创力,以持续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为敏锐而全面地反映时代、引领时代,从而更好地讲好当代中国故事,有效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产品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先机,收获赞誉,从而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耸立起文艺创作新的“高峰”。

 (摘编自叶青《提升文艺原创力要杜绝怪诞和平庸》)

中国分享经济的发展与问题

工业时代晚期的资源紧缺是分享经济出现的大背景，而我国交通、路面资源和住房资源紧张，催生了分享经济在这些领域首先兴起。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指出，我国私人汽车的使用时长大概每天只有1~2个小时，而接入网约车平台的私家车使用时长大幅增加。

从美国的经验看，2008年短租和民宿领域的代表Airbnb成立；2009年，分享出行领域的代表Uber和跑腿网站 TaskRabbit5 Grubwithus成立。2010—2013年，每年全球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的数量以近50％的增速发展。

在我国，自2011年起，途家、蚂蚁短租等在线短租平台，春雨医生等医疗知识分享网站，以及后来的网约车平台、租车网站、共享单车都陆续发展起来。近期，具有共享基因的各类众创平台大量涌现，经过政府部门认定的众创空间超过4000个。

在我国“互联网十”迅速发展的当下，发展分享经济具有了重要的平台基础，分享经济模式迎来高速成长的浪潮，该模式未来将向更多领域延伸。

（摘编自鲁元珍《分享经济，新模式呼唤新思路》）

共享雨伞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其商业盈利模式受到了很大质疑，近期还曾出现城管以扰乱市容为由收走雨伞或者雨伞损毁、丢失的情况，这也从侧面印证共享雨伞商业模式的漏洞。

同时，共享单车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带来的困扰也一直存在。由于投放过量，经常看到无人使用或者废弃损坏的单车堆满街头，占道拦路，甚至影响交通。

有专家指出，能够将闲置资源与需求对接是分享经济的核心理念，而脱离了这一理念则有“走偏”的隐患。以共享单车来说，很长时间以来自行车是“生产过剩”产品，市民购买一辆自行车后需要支付日常维护、保管、停放等诸多成本，而共享单车用租赁的方式解决了人们的出行需求。然而，当大量商家涌入，出现共享单车投放过量的问题，自行车又回到了过剩”的状态，这就违背了分享经济的初衷。

对于共享雨伞模式来说，雨伞属于个人消费品，容易损毁，使用频次低，而共享雨伞的智能锁、雨伞桩、GPS定位系统以及人力成本则相对较高，这导致企业盈利模式堪忧。专家认为，相比而言，一些耐用消费品或许更适合共享模式，然而目前，各行各业纷纷试水共享模式，却缺少必要的规划和分析研究，大量资金涌入后，其发展前景引人担忧。

也有用户指出，当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服务的质量难以保障。例如，专车司机常常不认路，民宿网站提供的住房常常设施不完善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指出，对于新技术和新业态，政府应在监管中引入适应性治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而不是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简单的“规制”。因此，具体促进措施将有效带动分享经济发展，如积极调查研究、推动公众参与、鼓励行业协会发展等。

（摘编自鲁元珍《分享经济，新模式呼唤新思路》）

评论家的角色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虽有专业评论家，但没有职业评论家。职业评论家的养成，有赖于激浊扬清的舆论环境，相对优渥的稿酬回报，实施完善的版权法制，以及不为人情所累的公序良俗。而国内普遍存在的是“兼职”评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主管的学会和课题评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构成一个特别的要津序列；三是体制内外的“独立”评论家，有其他“谋生”之道以全身。至于纯为宣传炒作的吹鼓手和段子手，则不堪评论家之誉。局面如斯，评论家要拭亮本真的性命颜色，发出坚韧的真理之声，认清守持的身份角色，就显得尤为可贵。

②然而当下，在社会泛娱乐、全民爱表演的大舞台，身处一隅的评论家，如尚能不为秀场所动，恐怕已是难得的操守。时髦华丽的影视圈，“捧杀”与“棒杀”仍轮番不倦；外热内虚的戏剧圈，为绵续“家业”而彼此加持，其所余留的“捧杀”，也许还算是一种温柔的进步。实际上，爱“看戏”与爱“演戏”的交会，向来都传统有自。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无论戏里戏外，这种观演互动所应有的边界理性与高尚格调，始终没有健全起来。一个尴尬的视盲在于，“经院派”的理论家尽可高蹈于书斋，“经世派”的评论家却必须出入红尘，近察遥观，针砭冷暖。但如果一个评论者的出场只有“姿态”而没有“态度”，如果他的言说只安逸于贩卖仿制古董的山寨货，或沉溺于拼装舶来术语的二手货，他在文艺群芳谱中能获取什么令人尊重的角色？

③评论家的存在感，不在于扮一个在海边数贝壳的渔夫，有太多文秘和娱记可以胜任；评论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家”，他要在艺术家们筑起的作品群屿中，开辟自己的航路，树立自己的旗杆，绘制自己的地图。换言之，评论也是创造。这就意味着，勇于发现、探求真理、秉笔直书，是评论家的天职。

④但是，为什么各种作品盈耳夺目，各种评论也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却越发稀见？有人说，国民文化素质不高，艺术创作不理想，文艺批评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这样吗？评论家就是这样委过于人，得过且过，无过则喜吗？竹篮打不了水，破布织不成锦。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事实每每令人诧异。比如一个剧团，内设艺委会，外聘专家组，仍免不了奇葩之作，它们或内部试演即收，或两场三场则罢，即便是有幸获得资助“风光”一时，却转瞬即逝，末了谁也不会记得半点泡沫。请问，那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家们，真的“在”吗？

⑤这的确是个全民评论的时代，谁都可以也有权对任何作品评头论足。（a）专家在各类艺术节会、项目资助中，也肩负着评论家的重任。（b）但仍有相当作品“三稿五稿不如一稿，七稿八稿不如不搞”，现场一观，不忍卒睹，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c）骑墙派的评论者总爱讲什么 “见仁见智”，似乎左看这部作品不好，右看也是好的，捣糨糊，和稀泥，你好我也好。这不是评论家，是诡辩家。（d）问题在于，文艺创作的特质注定了其带有不可复制、不可计量的灵感性和天赋性，作品的成功与否，固然“勤奋”是某种必要条件，却非充要条件。我从来主张，一部作品如果初稿扎实，则具备了愈臻完善的根基；否则诸如七稿八稿、“改好了就是好戏”的说法，纯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十年磨一剑”的前提，它得是一块好铁，而非一堆烂絮。非常遗憾，许多作品起点便皮之不存，但是评论者或评委们却 “曲尽衷肠”，任其方枘圆凿甚而南辕北辙，遂真话不出而庸作不止。

⑥我们亟须呼唤良心评论家的慧识与担当。某些评论家只能美其名曰“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艺术批评家。这都是信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拱手师爷、袖手先生，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评论家必须是一个专业且敬业的“治水家”，守住创作的生态之堤不使溃决，是以方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⑦评论家本当大有作为。不过，评论者倘不被人讥为无行的“文人”或谄媚的“骚客”，他就必须要有深厚的修为和独立的思想。事前围观，事中拍手，事后推责，于公无补，且人格尽失，要评论家何为？严肃深挚的评论不是街谈巷议，评论家也不是网络 “水军”，他要有生于忧患的情志。评论家也不是戏迷，不是票友，他要有穿石掘冰的审辨。评论家不是古旧货囤积商，不是快销品推销员，而是思想王国的缔造者，是一个 “预言家”。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艺术家必要有他的创造，则评论家必要有他的发明。鸿蒙开辟至今，发明即是创造。

⑧评论家在“冒险”中拓展新路，在“治水”中守护良知，在“预言”中启示未来。日影迁移，太阳有常。常道若废，则万象失真。归根结底，评论家天然就是一个行走无垠的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和黑夜的秉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