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魂

黄 晖

①闲时，我常到校外的山间去透透气。在林间路旁、草丛石边，我常看到一些叫不出名的小花，或杏黄，或粉白，或复瓣，或单瓣，三三两两，杂然相间。尤其是每逢夜雨初霁，我会不期而然地发现，它们竟不约而同地绣满了整座空山，在朝曦中开得灿灿烂烂。这时候，我便会在山间走得更加惬意，简直如山风一般轻盈地飘动。我觉得，这些无名的小花，恰和这座无名的小山相映成趣。正如这座山丘虽无深壑危峦云海雾幛，却照样安立在大地上一样。这些并无天生丽质的野花，也兴高采烈地享受着应得的晨光，并且毫无愧色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着自己的姿容。夜间的雨滴把它们洗浴得干干净净，使它们傲然挺直的葱翠的枝干，举起一小片一小片清纯的斑斓。我对之默契于心的地方在于：它们从不会为了无人赏识而感到寂寞，也从不会为了貌不惊人而自怨自艾。的确，既然本非在镜子里谈生活的欲物，又何须借别人的眼光来证明自己呢？它们所以要开苞吐蕊，盖因从根茎深处涌来的生命力使之不吐不快。正因为这样，迎见开放本身就使它们具有完备的审美价值，就使其获得了彻底的满足。记得曾看过一部日本的影片，其中可爱的女主人公一再地吟诵“青青小草，随风起舞”的俳句，她不正是在反复品味着山间野花一摇一曳悠然自得的这一层境界吗？

②那一次，于一撮草丛之中，我见到了一种特别娇小的山花，其花茎不过线一般粗细，叶儿也只有葵花籽般大小。至于那五瓣的浅蓝色花朵，虽然开得极明丽，却更纤柔得宛如婴儿的呼吸。这究竟是什么花？我说不清楚，大约是由于她们总是这样“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缘故吧？但她们那惊人的纤弱娇柔，却使我对之顿生同命之怜。尽管并不比其他花木缺少韵致，但若不是我偶然地发现了她们，她们此生大概也就只有掩映在野草丛中自生自灭了吧？想到这里，我不禁在她们身边坐了下来，良久地对之托腮出神，直到暮色渐浓时分仍不忍离去。临下山前，我踟蹰再三，想把她们连根移回家去，让大家能更长久的相伴，借以摆脱内心深处那时时还会泛出几分苦涩的清寂。但终于还是休了此念。因为我知道，她们天生就不是栽在花盆里供人观赏的物件，所以，如果强使之离开扎根的野山，便会很快地枯萎而死了。唉，这些小生灵，若比起那些备受宠爱的国色天香来，在其娇羞的背后，却也透出几分执著倔强呢！

③古代的圣哲曾教导说，“人不知而不愠”，这是恐怕连七尺须眉都不易做到的事情，却被无名的小野花们默默不语地、毫不吃力地做到了，足见天下的生灵不拘体魄大小，均可禀有同样高贵的灵魂。我想她们之所以能如此坦坦荡荡，是因为她们坚信和履践着一个再浅近不过的道理：只要别辜负了头上的光阴（哪怕它再短暂），别背弃了身下的土地（哪怕它再贫瘠），而安全顺着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长，那么，任何一个生命都是自在充满的。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①松、竹、梅是中国人所喜爱的自然事物，也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精神的象征。这种人格的象征物，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②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将自然人化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可能源于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所以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所以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在植物界，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已是人尽皆知的常识。

③传说苏轼被贬到黄州，有个地方官去拜访他，问他一个人在这儿是否感到寂寞，苏轼指指门外说，我这儿有“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何寂寞之有。又传说爱梅成痴的林逋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谓“梅妻鹤子”，都是典型的例证。

④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对推动历代诗文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

⑤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

⑥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往往与人的主体性有关，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

⑦今人欣赏、赞颂松、竹、梅，固然也重风骨，但却赋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且大多与革命者和革命精神有关，如陈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陶铸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再如歌曲《红梅赞》，现代京剧唱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名曲。传统文化的表达意象，需要给予新的阐释，才能对今天的社会人群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也才能使这种意象所表达的文化精神，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中国通俗小说最早实际上是一种口头艺术，属于表演性质的伎艺。

早在唐代，一种由僧人表演，被称作“俗讲”的口头伎艺就开始流行于佛教寺院，它在宣讲佛教经义的同时，掺入佛教故事乃至世间尘俗故事，其演唱的底本称“变文”。到了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通俗文艺获得了长足发展，俗讲伎艺也由寺庙转移到了城市的瓦舍、勾栏之中，表演者已经完全是职业艺人了。此时，由俗讲伎艺演变而出一种“讲唱”艺术，其中包括鼓子词、诸宫调等，形式上均为有说有唱，内容也都是讲述故事。它们为戏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血亲。当时还有一种表演伎艺叫作“说话”，元明以后改名为评话、说书等。源于俗讲的说话，作为一门表演艺术，与俗讲一样，也有底本，这种底本被称为“话本”。话本就是我们所讲的通俗小说。进入元代，那时的说话远不及戏曲发达，其话本写作也无大的发展，基本上承袭宋代的传统，所以在通俗小说史上人们是把宋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总的来讲，宋元话本的水平都还处在通俗小说的初级阶段。形式上它们有明显的说话伎艺的痕迹，如语言的俚俗化、表演上的插科打诨、讲述上对诗词赋赞的运用等等；作品的审美倾向也主要集中在消遣娱乐和猎奇搜异方面。小说对民生的关注、人性的剖示以及生存价值的探寻，却都做得相当不够。写成于宋末元初的《醉翁谈录》一书，记录下了当时一百余种小说名目，其中灵怪类、烟粉类、神仙类、妖术类就占了全部作品名目的一半以上。这些作品除了怪诞因素之外，并无什么可取之内涵。

除了题材方面的不足，宋元话本在艺术性、思想性方面也都十分缺欠。话本把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当作吸引读者的主要手段，大多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开掘都没有倾注功力。这与说话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说话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必须通过情节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情节属于小说诸要素之一，没有情节也就没有故事。事实上，话本在这方面的注力也的确使得古典小说在创作技巧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仅仅注重情节便使得小说基本上停留在娱乐的层次上，读者在猎奇之后，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审美享受。此外，话本创作者的文学修养较低，也是话本艺术层次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文人作家对话本小说的创作都持鄙视的态度，根本不屑于染指；元代的下层文人又都把兴趣集中在戏曲方面，这样，话本的写作就只有由那些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来担当了。

进入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通俗文化也更为兴盛。一些观念比较先进的文人作家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介入通俗文学的创作。他们的加盟使得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较宋元更大的质的飞跃。由此，通俗小说终于彻底摆脱了附属于说话的地位，成长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一批流传千古的小说巨著诞生了，它们把通俗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从难登大雅之堂的勾栏伎艺之附庸到蔚为大观、风靡天下，通俗小说经过不断的演进，在明代实际上已取代了诗文的地位，成为当时审美文化的正宗和主潮。

（摘编自王小舒《微博橙子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