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节与社群意识改变

仲富兰

①新中国建立后的上海，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市民文化曾经创造过许多先进经验，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居委会并在此后几十年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的典型，上海的“凝聚力工程”、“文明街区”等在全国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推广。历史地看，城市化运动将人们一步一步推向文明，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生活空间的立体化、高层化、单元化、独立化，改变了传统社区的人文生态，左邻右舍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减弱，千百年来，“千金买宅、万金买邻”、“远亲不如近邻”的融洽邻里关系逐渐失衡，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相邻了多年，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连对方姓甚名谁也茫然不知。套用一句理论术语叫社区整合性差，社会关系松弛，表现为居民与居民之间，或居民与社区领导层之间难以沟通，彼此难以信任，无法团结合作。

②从精神层面看，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居民“社群意识”的薄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既不热心参与社群事务，也缺乏社区归属意识和参与意识。    是在全球消费主义独占鳌头的境遇下，经济逻辑取代社群的亲和关系，消费主义的延伸使商品附带的象征意义以及商品在消费中建立的社会关系成为市场价值在空间运作中的投射，空间的拆除和重建在工业萎缩的境遇下承担其刺激经济的作用，成为消费的催化剂。曾经人情融融的社区只能在空间架构下步步后退，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传统文化的疆域遭遇切割和划分，现代性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每个角落，无孔不入的能力将社区文化空间一再逼到墙角。这就是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现实，尽管伴随着浓浓的苦涩味。

③综观整个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走向，社群意识与社群问题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即使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所以，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他们都相继开展过“睦邻运动”、“社区组织运动”、“美化社区”等，其目的都是充分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互助精神。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赛尔森就认为，社群心理意识是“对于其他人有类似的知觉、与其他人交互相依、借由给予或为其他人做所期望之事而有意愿去维持交互相依，并且是一部分较为可靠及稳定的结构的情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逻辑就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永远是人与人、人与自我这样一些基本的问题。人的生活离自然越远，就得跟人生活得越近。从社区的实际状况来看，告别了传统民居的旧习俗，新的习俗的肇建就构成新的难题。群体生活的问题，诸如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减弱，居民对社区缺乏责任感、投入感和归属感等等也就再次横亘在人的面前。我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欢迎城市街区建设的推陈出新，但这种创新应与一地的社区文化精神与世代流传的文化认同相谐合。根据美国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一书中的观点，文化的交流与认同过程往往与具体的语境相关。而记忆场所恰好被认为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相比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者成规模的历史地段来说，一条小街，一个街区的文化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更贴近市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的，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

④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强化市民的主体地位的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举办，不仅为上海提供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新，更对于政府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转型，创造了新鲜经验，对推动上海市民社群意识的改变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⑤随着办节的不断深入，将呈现多方面的文化意义，但从根本上向人的“社群”意识（或者称之为“社群精神”)的复归，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复归”也并不意味着回到传统的、封闭的、同质的生活共同体，就像当下许多人盛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淳朴社群关系那样，实际上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归那个时代的社会图景了。我这里指的“复归”是在当代都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掘和复兴“社群”这一传统社会结构中蕴含的某些精神文化价值，如人际聚合力、社群公共生活的参与性、基于群体生活意识的认同感、归属感、互助性和公益精神等。回归既是对社区本质精神的诉求，又是要超越狭隘的亲情、人情等关系，走向更大的人际互动。

⑥我们民族一直存在邻里互尊、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孟子当年说：“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以今天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学的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上海市民文化节这个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真正落细落小落实，通过长期、多重、互动的文化影响和熏陶，把“社群”意识与市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使和谐文明的邻里关系得以确立，为独具魅力的海派文化增添新的内容。

（《文汇报》201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