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如今，不管是在公交车上、地铁上，还是在街道的某个角落、咖啡店，甚至走路，总能看到人们玩手机的身影。手机，在当今社会似乎已经成了人们的玩具，主要因为它功能的丰富性，打游戏，聊天，浏览新闻等等，让许多人爱不释手。手机不光能玩，还可以用来购物，现在出门，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就能吃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手机可以说无所不能，其功能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近，德国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公司数据的调查显示，全球民众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明显增多。人们最关心的就是我国民众玩手机花费的时间，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要花费3个小时在手机上，位居全球第二，而位居全球第一的是巴西，为近5个小时。手机不但耗费了人们的大量时间，对人身体的负面影响也不小。

材料二：

小学生从手机里获得的无非是APP和游戏。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已经认识1500字，完全可以独立阅读，于是她学起拼音来一点动力都没有。我下载了好几个学拼音的APP给她玩，最后发现一个叫“魔力小孩拼音”的APP做得非常好，声母和韵母的不同组合是用摩天轮来表现的，收集齐所有的摩天轮，孩子就基本掌握了所有的声韵母组合，这样学习应用比单纯地记卡片有意思。女儿玩几天游戏后拼音果然大为进步。我建议家长给孩子挑选学习用的APP要寓教于乐，让孩子在玩中学习。更重要的是APP的表达方式必须是其他介质无法取代的。比如关于星座的APP，拿着手机对着天空，手机上马上会显示星座的名字；认识植物的APP，对着植物的叶子拍照，就会告诉你植物的名称——如果不具有这些无可替代的优点，我认为还是选择传统的学习方式更好。

游戏是我最为担心的，因为大多数游戏没有营养，反而催生了一批面无表情、心无温情的宅男宅女。来自最前沿的科技研究显示，小学生近视最大的原因是遗传，其次是缺乏户外活动。我希望孩子去大自然里跟小伙伴一起玩真正的游戏，变得体格强壮、心灵友善。当然，家长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来陪伴孩子、设计线路、召集同伴，比扔给孩子一个手机累多了。

我们家每天晚饭后到睡觉前，手机、平板电脑、甚至电视都要关掉。在这段“电子监狱”时间里，我们一家画了很多画，看了很多书，聊了很多温暖的话，是全家生活质量最高的时间段。

材料三：

“学生用手机”日渐成为学校、家庭共同面临的教育话题。据一项对全国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调查显示，我国九成以上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超六成10岁前就“触网”，约1亿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现代人被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电子屏幕包围成为“屏幕奴隶”，这一群体日益呈现低龄化的新趋向。大量事实证明，孩子一旦沉迷于手机，就将大量分散学习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对学习的兴趣、热情降低，势必影响其成绩，中小学生不与身边的同学交流，不参加家庭、学校活动，还会影响其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目前，国内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生用手机做出规范，但国外不少国家已出台了相关法规。

英国政府曾向全国所有中小学寄出一封警示信，指出儿童使用移动电话会对其健康造成潜在危害。英国教育大臣督促所有中小学校校长，严格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移动电话，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才能使用移动电话。

芬兰法院决定，禁止芬兰无线通讯公司直接向青少年推销手机入网等移动通信服务。违反这一禁令者，将被处以最高10万欧元的罚款。

意大利颁布命令，禁止学生在教室里使用手机，目的是为了避免手机铃声扰乱课堂秩序，并防止学生使用摄像头胡乱拍照。规定还要求学校惩罚那些不听劝阻，坚持在课堂使用手机的学生，具体措施包括没收手机和期末考试不予通过等。　　

200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致函全国各中小学，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上学，并要求高中制定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的规定。而一些私立学校则由学校统一购置学生定制手机，上课期间统一关机。

早在2000年，美国各州的学区纷纷制定规则，完全取缔在校学生使用传呼机和手机。2007年1月29日，美国200多所公立学校联合禁止学生使用手机。目前美国大部分学校不允许学生使用手机。

韩国政府颁布法律，对青少年使用手机进行监管。法律规定，韩国青少年手机用户要签订一份单独合约，要求他们和父母一起参加手机费用封顶计划。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席勒论美，曾言“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对于哲学亦然。哲学在于求真理，真理亦需在自由的心态下方可获得。

首先，游戏精神意味着无功利性。哲学在本质上，同游戏一样，具有无功利性，受制于功利性的哲学是“失真”的，亦必然缺乏创造性。金岳霖老先生对此深有感喟：“坦白地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谁若将功利带入哲学，“谁”不但降低自身的品格，亦势必使哲学蒙羞。

其次，游戏精神本身意味着自由，自由乃是创造之源。哲学追求真，而“真”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与宇宙万物所达成的自由的关系中。游戏的精神本身就践行了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求真的精神。换言之，在自由中，“真”才能现身;只有在“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追溯人类哲学发展史，伟大的哲学作品总是兴趣的产物，是心灵自由的产物。且不说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作品大抵如此），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亦兴趣完成其不朽名著：西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卢梭、拉梅特利，中国哲学家如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虽其学说受到外在的限制，未免用了“曲笔”，但其学说本身仍是心灵自由的流淌之物，是兴趣所致，而非为外在功利所驱动的产物。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兴趣的产物，莫不充满一种高贵而朴实的游戏精神。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目空一切，更非无法无天；而是那种不为外物所拘、心无旁骛的超然的心灵状态。

其三，基于游戏精神的哲学研究不但“致真”，而且“向美”、向善，所谓“致真以达美至善”。其实美与真本来就是统一的，历来大哲皆将真与美视为一遼。譬如，中国哲学中的“游”乃真际层面的至高境界，同时，游代表着艺术，代表着美：孔子倡导“游于艺”，庄子渴望“逍遥游”，皆然。西哲康德所论证的“美的无目的性”，亦大抵含有此意。可见，哲学致真之境亦即“美之至高”境界。自然，这种美并非具象美，而是理性之美，心灵充盈之美，乃至道德之美。还是席勒说得好，“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当人从事哲学之思时，他其实就在游戏，并在游戏中体会真、体味美，并由此达向善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打下根基。

（摘编自郭继民《哲学研究须具备“游戏精神”》，《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13日）

隐与闲

就士人而言，隐逸与休闲关系紧密。宋代士人对于隐逸的态度客观上给宋代休闲文化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宋代隐士文化出现了转折，首先表现在隐士的数量很少。《宋书·隐逸传》记载的隐士只有 49 人，可见其少。其次，隐士之隐，很少再有像陶渊明那样避世疾俗的了，宋代的隐士多与仕宦者往来交游。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变化是，宋代士人普遍具有“归隐”的倾向，而且这种甘于归隐的心理并不能完全用传统隐士那种为了名节、人格之独立等来解释，而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之思。也就是在对外在功名利禄与内在生命享受两者之间的权衡上，宋人思考得更为深入了。前者通常被看得很虚幻、无意义，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生命的真实。注重对生命的个性化体验，追求审美的自由生活，成为大多数士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政治意义上的隐居落实到了略显世俗的诗酒人生、壶中天地的闲隐。至少这种趋势与特点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得很明显。

在宋代隐士那里，隐而不仕已不再是宣泄某种与政治对抗的情绪，或者宣扬一种洁净的人格魅力，而是很简单的理由：“家有山林之乐。”自然审美的欣赏进入了“可游可居”（《 林泉高致 》）的生活化场景之中。另外日常生活的亲情、友情，即一种对生活审美的重视，也成为士人隐居不仕的借口。过一种审美的生活， 充满情感的生活，而非忙碌、异化的政治生活，是促使很多士人放弃仕宦而归田园，或者在仕宦而梦寐田园的重要因素。

中唐以来，士人普遍流行及时行乐的闲逸心理，唐宋词中多有表现。究其原因，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隐” 文化心态对此影响显著。

“中隐”既是隐逸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休闲审美心态的体现。或者可以说，中隐是以审美来调节生活，以休闲来获得有着生命韵律的生存方式，在休闲的生活中实现一种不离政治而远离政治的仕途智慧。

虽然宋代士人大多倾慕白居易的中隐模式，但亦有很大的超越。白居易的中隐前提，他说得很清楚，“隐在留司官”。这样的官位是“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中隐 》）。 而对于“大隐”，即隐于朝市的做法，白居易是否定了的，认为“朝市太喧嚣”。而小隐入山林的模式又显得过于冷清辛苦。白居易的休闲审美生活仍是要寄托于外在物质条件之上，要有官做，但不大不小，不闲不忙，还要有较为丰裕的俸禄。因此，大隐、小隐、遭遇贬谪等，对于白居易而言似很难真正洒脱闲适。宋代的士人则大为不同。诸如在朝为官、隐居山野、遭遇贬谪等传统士人所能处的所有境遇，宋代士人仍表现出诗酒风流，山水怡情的人生姿态。他们自觉地将审美的因素与张弛有致的生命节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在仕与隐之间做到无往而不闲，无入而不自得。

因此，在宋人看来，更为难得的并非身心两闲，而应是“体未得休，而心无他营”，身不闲而心闲的生活方式 。

总之，中国的隐士文化自宋代起就越来越休闲化了。就是说隐逸并不主要是达到一种政治的目的，而更是为了获得美的生活，是从对劳形怵心到闲情逸致的转化。当然，也不否认在宋代及以后的时代，有个别时期隐逸文化会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这已经不是隐逸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苏辙所言：“一出一处，皆非其真。 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壬辰年写真赞 》）出处、隐仕都是形迹，最为重要的是“萧然”之心境。 萧然心境，即为淡泊、闲适的心境。当官的往往劳形累心，隐居者往往内心向往功名。所以，能拥有“萧然”（ 审美心胸 ）的人是最真了。

（节选自潘立勇、陆庆祥《宋代士人的休闲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