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国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礼是有秩序的爱。祠堂以血缘之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聚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在漫长的进程中，以“地缘”关系为依据，以“亲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宗族——家族共同体，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宗法文化心理。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宋代程颐倡导士大夫阶层的宗族祭祀，范仲淹、司马光等大儒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即通过哪种方式重建社会。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了“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以程、朱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确定了家礼构想，目的是复兴宗子法，使朝廷有“世臣”。程子所立祭祀之法的本意是，祭祀的主体是士大夫的宗子，不是庶人。一个家族祭祖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个家族由宗子率领祭祀共同的祖先，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立宗子的“族”。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被称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缘——社会”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宗族大家族乃至族内小家庭之间的“亲亲”要求，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这种“亲亲”的基础上，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达到凝聚人心，团结族人，互爱互助的效果。这样，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体，成为维持社会稳定、一统天下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

祠堂祭祀有多种，有季祭、节祭、生辰祭、忌日祭等，不管豪门或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宗族管理权力的合法性。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凡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治不良行为。通过祠堂祭祀活动向后人宣讲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种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起就受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熏陶。祭祀活动既加强了血缘关系，又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向心力，从而对族中成员的行为起到榜样或约束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成为一种群体标准模式，向前人表达崇敬和哀思，为后人树立效法的楷模。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绣朵花儿当补丁

①“补丁”是个旧词，已经逐渐遥远，也许有一天会从我们的词典中走失。打补丁在女红冷落成霜的年代几乎成了行为艺术。对于拿不起针线的女子，老一辈人是鄙视的，我有幸学会粗糙的针线活，得益于母亲教给我的打补丁的人生真谛。

②我有一个精巧的针线笸箩，是母亲作为陪嫁郑重送给我的。针线笸箩是母亲亲手糊制，她把旧报纸捣成糊糊，，搅拌些防虫的药材和糯米汁，然后依着模子糊成。纸糊的针线笸箩像个圆形的小箱笼，顶上还带着盖子，内里朴实的笸箩，外层用彩色蜡花纸装饰，就显得绚丽美观，这就像母亲的生活哲理，内里是朴素的，却经常想办法给生活添点花色。

③针线笸箩里有母亲精心准备的嫁妆：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捆花花绿绿的彩线，大小不同的银针、顶针、针锥，小巧的粉布袋，还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崭新布片儿。给我展示这特殊的嫁妆，母亲说，现在虽然很少动手做衣裳，但居家过日子，还是需要一个针线笸箩，扣子掉了需要钉，裤脚儿开了需要缝，以后的日子里，你用得着这个。

④陪嫁针线笸箩是我家乡的风俗，在那个一切都要动手做的年代，针线笸箩就代表了女红，裁裁剪剪，缝缝补补，针线活儿是女人们的舞台和生活主色调。可是商品时代，改个裤脚儿都有专门作坊，一个针线笸箩似乎只是顺应母亲传承风俗的心意而已。

⑤结婚之后，我把针线笸箩作为一件古董收藏，不久，我又诚心实意地把它从衣柜深处请出来。先生的衣服纽扣松了，怕不小心把纽扣掉落在外边，难以配上同样的，只能急忙找出针线笸箩，防患于未然，将那松动的和未松动的扣子，逐一牢牢固定；又过了不久，我有件衬衣的纽扣不辞而别，幸亏我及时发现遗落在地上的它，于是也赶紧拿针线“规劝”一番。

⑥此后的日子里，我就端着针线笸箩开始一个家庭妇女缝缝补补的生活。我结婚时的床单是喜庆的凤凰牡丹图，洗出破洞后我也不愿意丢弃这意义特殊的物品，于是寻找花色和质地相近的布片，用细密的针脚给它疲惫的腰身加上武装带。带补丁的床单，就像我们的婚烟一样，不可能持续新婚那样的新鲜甜蜜，难免在柴米油盐和烟熏火燎中生出磕磕绊绊；有一个个隐约的窟窿。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们需要以无比虔诚的心穿针引线，用细密的情感和针脚，缝补它的裂痕和伤口。

⑦我结婚已经二十多年，母亲也已离世十余年，但是她送我的针线笸箩一直陪伴着我，我越来越珍惜它。因为有它，我的生活平淡中有滋味，坎坷中有真诚，困窘里有鲜花，暗夜里有月光，算不上顺风顺水，也过得活色生香，这是针线笸箩的功劳，这是缝补的功劳。

⑧小小的针线笸箩里面蕴含着多少生活真谛和母亲的祝福。那一小布袋大小不同的扣子是生活的备胎，有些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你必须另外挑选哪怕逊色一点的及时补上去，就算花色不相同，也弥补了残缺。人生哪有那么完美，残缺了，生活就风侵雨蚀，一颗纽扣及时地守住你的内心，安抚你的困窘。那些小小的布片儿，就是生活的补丁，用剪刀来挑选、裁剪，用它们来填补生活的漏洞。缝补，自然不是原装，不会完全符合原初的梦想，但缝补就是不放弃，就是让抛锚的车继续旅程。生活是粗粝的，随着岁月的打磨，伤痕会很多，我们就需要这种缝缝补补的精神。

⑨那顶针是一个小的圆环铁，银白色的戴在手上，像戒指一样好看，乡下的妇人和老婆婆，经常手戴着顶针，那是实用，也是美，更是生活的智慧。顶针的表面有许多小小的凹孔，来迎接针的尾部，一根细小水滑的银针，需要扎厚厚的衣蒙和布壳子。那些坚硬的生活块垒，一根滑溜溜的细针难以顺利穿透，顶针恰恰给它一种依靠和力量。生活中有些坚硬尖锐的关口，是很难顺利通过的，所以需要内心打磨一个顶针，对着那些磐石一样的坚硬处，迅速推进你的针，到达你的目的地。针锥有粗大的针尖，还有倒钩，手握的部分是一块沉甸甸的铁柄，这是更坚硬的精神支撑，在遇到巨大障碍的时候，用它先去打头阵，将一切阻碍洞穿后让我们的针——生活的理想——从容通过。

（10）粉布袋是一个沉默的荷包，内有一包粉末和一根来回拉伸的线，缝被子、棉衣的时候，需要针线长途跋涉，一根粉线引导着针线走得不偏不倚，走出一条漂亮的直线。

（11）一个小小的针线笸箩里，承載着宏大的人生和无边的智慧。使用针线笸箩的过程中，我慢慢明白，母亲的一生为什么过得从容而不乏辉煌。她就是用一种缝补的精神去裁剪人生，那些苦难、繁琐、裂痕，一地鸡毛的琐碎和冗杂，都被母亲果断地剪下丢弃，用一块新的心气儿去打补丁，将生活的粗粝和残损给遮盖过去。所以母亲的人生虽然坎坷多难，但也有锦上添花、风生水起之时。作为一个女人，学会给生活打补丁是多么重要，有一个用来缝缝补补裁裁剪剪的针线笸箩是多么重要！

（12）粉布袋、剪刀、顶针、五彩的线，绣朵花儿当补丁，这就是母亲的人生。她在缝补的同时，总不忘记，破洞也可以开出花朵。

（取材于张金凤同题散文）

夜宿乌镇

朱希和

(《安徽文学》2008．11有删改)

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是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