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方法论，中庸之道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运用，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洛诰》的“时中”等。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中庸”一词，出自《论语·雍也》。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义。

为什么孔夫子要悬置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难做到，却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标准的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呢？缘由大约有三。其一，儒家以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中道的思想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成功秘诀，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农业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由单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复性，是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的社会背景。其三，同时，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也为儒家凡事追求最优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

(摘编自王泽民《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骨髓》)

材料一：

自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与新闻网站对信息发布的模式，社会个体与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可以同等地位地作为信息发布主体参与到信息传播体系中，社会个体从信息的“旁观者”转变成了“当事人”，从单纯受众变成信息发布者，只要个体愿意就可以加入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体系中。也就是说，个体与机构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自媒体平台上具有同等进入的机会。据腾讯公司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Q3微信活跃用户达到6.5亿，微信公众号关注度达到73.4%。也就是说，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是机构专有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但自媒体不一样，每个个体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信息平台融入全球的信息体系中。当然，自媒体的影响力会受到资源大小的限制，但个体与机构在进入方面是拥有同等机会的，在这点上可以说自媒体是平等传播权的产物。

（张洪忠 梁爽 张诗雨《自媒体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材料二：

与以往传统媒体追求新闻真实、新闻客观的过程不同，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新闻真实和客观放置在一个全开放的舆论场中，面临着多轮质证，但公众留给这些质证的时间并不多。既然“人人都有麦克风”，那么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体而言，就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比谁的音量大，谁是意见领袖，谁能做“中国好声音”；二是搭建一个多声部平台，汇集舆论场中的意见领袖，在众声喧哗中寻求意见的均衡、理性，在自说自话中寻求多元意见的和解、社会裂痕的弥合。在自媒体的语境下，一方面需要相信在充分开放的观点市场中，涉及公共话题中的道理总体上是越辩越明。主流媒体要有信心，这也是信息扁平化、民主化的趋势。夺人眼球的事件、偏激极端的观点，在公共舆论场中并不占优势。现实世界中影响力大、有话语权的人，往往也会成为虚拟世界的意见领袖。对于他们，意见封锁早已不合时宜，只会引起报复性的反弹，要搭建意见充分表达、交锋的平台；同时要注意观点的平衡，不要轻信，对任何过于集中的极化观点都要保持警惕。另一方面要适应新的传播语境，入乡随俗，平等发声。比如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就一改传统的“字正腔圆”的官媒话语方式，立志要“做一个诚实的微博，不骄矜、不浮夸，以敬畏之心守护事实真相”，要“做一个负责的微博，不盲目、不媚俗，以虔诚之心呵护发展进步”。

（吴清雄《新媒体时代的媒体责任重构》）

材料三：

从本质上说，自媒体传播是对大众传播在哲学意义上的否定，它首次把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大众自我传播融合在一起难以分清。可以说，自媒体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复杂的传播形态。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自媒体不再仅仅是媒体，而是互联网“综合体”。从社会角色的角度看，自媒体的主体可以是任何人或企业组织，具有多重身份。因此，以往基于传统媒体的管控模式已无法应对自媒体的挑战，而我国对于自媒体规制的研究和立法明显滞后于自媒体的发展。因此，我国自媒体治理必须遵循发展、人本、系统的原则，建立充分适应中国国情和自媒体未来发展的综合治理体系。

（摘自刘文帅《构建我国自媒体分层治理体系》）

材料四：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新媒体想要获得更好发展，就必须倡导行业诚信与自律，形成一定的行业规范，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与自我规范，这样做不仅不会束缚自身手脚，反而会带来更好更长远的发展成效。当今社会，新媒体语境中的任何“发声筒”想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促进自身繁荣，必须以真诚的行业态度对待公众，并以此赢得公众的信任。在当下这样一个生活面极易被“话语消费”的时代，新媒体需要倡导诚信为本，以此营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运营生态。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前一些网络评论为了博大众眼球和舆论关注度，或运用标题党式的消息推送，或借用恶俗粗劣的文字表达，长期游走在低俗而拙劣的边缘；有些自媒体公号无底线地蹭热点，断章取义，不仅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更贬低了自媒体的公信力。新媒体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更不是法外之地，应用程序、公众账号、网络直播等各类新媒体均被纳入统一管理范畴，在这些平台上提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将会受到明确监管。作为以传播信息为根本使命的各类媒体，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仍需倡导行业自律与时刻铭记于心的底线思维。

（摘自张凡《自媒体也要讲求章法与底线》）

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法治思想，有没有法治传统？今天我们回望历史，研究中国自己的法治道路，很多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对法治的理解，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实践算不算法治文明，与我们当代的法治实践有何关系，能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益借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法治是舶来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虽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法家思想家，他们的学说理论对社会发展、国家统一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但不少人还是认为，法家的法是刑法，法家只有刑法之治。

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过于简单之嫌。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认真听听法家的话语。“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等等，这些都是法家对其基本“法治”思想的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家思想占据重要位置，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著称，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法家的“法治”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发生社会巨变的历史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下，各诸侯国相继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概括而言，法家的“法治”思想试图改变之前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根基的社会结构，并着手在自然人和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国家之间尽可能建立起某种权利义务关系，并以此为联结、以地缘范围为依据建立起国家。国家不再是诸侯贵族的血缘联合，法律使得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整合基础。

法家的法是国家制定的成文法。这有别于以往古老社会的习惯或者不公开、不外传、只在统治者内部代代相承的治国典则。这种法律是用老百姓容易明白的文字写成的，写成以后是公布的，以普遍规则的形式明确告诉大家哪些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结果。这些法律公布以后，一方面使民众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约束官吏，使其不能轻易违背法律而任意侵害老百姓，否则统治者就会丧失威信。在法家看来，法律如果没有信誉就无法得到执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更好发挥法作为有效治理工具的作用。

可以看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治国理论，强调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仁德，而在于法律制度。可以说，将法律视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将“法治”视为一种治国的基本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

不过，法家的“法治”思想，在我们今天来看，仍然属于古典的法治，所以不能直接移植过来为我们所用。今天我们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必须加以改造，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时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汲取一切有益的法治文明成果，包括科学借鉴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更好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摘编自武树臣《听法家如是说》）

2018年10月15日，我国运用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九、四十颗北斗导航卫星。2018年11月6日，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在西安举行，我国计划今年年底北斗导航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

2016年，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已经为全国317座城市的各种行业应用提供北斗精准服务，在城市燃气、城镇供热、电力电网、供水排水、智慧交通、智慧养老等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北京燃气集团把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率先应用到燃气全业务链，全市燃气泄漏主动发现率由70%提高到90%。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目前北斗芯片装机已经超过3000万片，随着地基系统建设，北斗在部分地区可以提供厘米级、毫米级的服务。无人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都需要高精度位置服务，北斗导航应用前景广阔。

摘编自中国证券网《317城已覆盖北斗系统多领域应用正加速推进》

2012年12月27日信息

相较于美国GPS的研发，北斗系统起步晚了20年，但到2020年左右，北斗系统将形成全球覆盖能力。届时，北斗系统将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北斗”卫星系统虽已形成区域导航定位能力，但基本上是以满足商用服务为主。不过其具有很大的军事应用潜力，将成为我军摆脱对外国导航系统依赖、支撑我国信息化军事系统的关键。

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将把多种类型的近30颗北斗卫星送入轨道，这意味着中国北斗卫星将正式开始全球组网。2017年下半年，我国计划发射6至8颗全球组网卫星，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卫星的发射，率先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将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北斗的产业化应用之路也正全面提速。2016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2118亿元，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的贡献率已达70%。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认为，通过积极推动北斗与大数据、云计算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的融合发展，围绕“北斗+”与“互联网+”形成的新业态增长迅猛，经济和社会效益开始逐渐显现。

摘编自宋杰《北斗+互联网+其他行业构建新兴产业链》

北斗导航系统和GPS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体制的区别，GPS是一个接收型的定位系统，只转播信号，用户接收就可以做定位了，不受容量的限制。“北斗一号”是双向的，既有定位又有通信的系统，GPS是美国军方控制的军民共用的系统，对世界开放。另一方面就是它的用途和特点是不一样的，GPS解决了一个在哪里的定位问题，北斗不仅仅解决了在哪里，还解决你在这里他在哪里的问题，北斗的用户终端实际上是具有收发功能的，北斗是一个具有定位和通信双重功能的设备，用户群上不一样接收的场合也不一样。北斗导航系统的潜力所在，主要在定位通信综合领域上，对这种综合功能有需求的领域都会得到充分的应用，现在仅有定位需要的客户，对北斗的需要不迫切。但是对于既需要位置又需要把位置传递出去的用户，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非常有用的。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GPS导航系统的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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