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现代文明的外壳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它们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些传统的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现代文明与古代文化并不必然是矛盾的，但是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从社会制度的基本架构上讲，中国早就进入了现代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现代化得不彻底，不能让人充分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个极为悖谬的问题，即，中国之所以现代化得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太现代了，我们已经过于强调现代的这个外壳，而没有充分发育外壳里面应该有的文明内涵，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不够丰富，这从而也会影响到现代性的整体外观，使得一些现代制度好像永远无法在中国安顿下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恰是要努力发掘古代传统，才能使这个现代文明变得丰富而厚实。

作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儒释道各家，理应成为现代中国人安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甚至由西方传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些文化体系所处的基本文明架构，却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构。说得再直接一些：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创立的现代制度框架下，仅仅填充中国的内容而已；不能将西方政教分离的架构简单拿到中国来，再用中国文化来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一直没有把自己套进这样一个西方架构当中，而是在寻找着自己的现代道路。只有在中国式的文明架构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中国的古代传统变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有效资源。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不仅需要依赖传统文明来建构其现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文明架构。因为要形成这一套文明架构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古代资源。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主动依赖传统资源思考中国的现代问题，但他们理解科学民主这些现代问题的方式早已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寻求现代文明架构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资源，才可能使现代中国文明不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于实现人格尊严和幸福；才能使现代中国不仅富足繁荣，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现代中国才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伟大的。

（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有删改）

庄 重

朱以撒

在绿树掩映的弘一法师骨塔前，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到旁边巨大的山石上——每一个游客都可以看到深深勒入石上的“悲欣交集”四个字，斜阳照在上边，又是一年深秋了，这四个字在萧瑟的松声里会诉说一些什么？我想起来了，当时的情景也是在深秋，就要进入那个理想状态的世界了，法师挺着病体，已知未来。墨色在干裂的秋风里粘稠了，不是十分滋润，法师要来了纸笔，蘸满墨，闲闲澹澹地落下。字型依旧是清癯修长，像法师此时的一道影子。弟子们在旁屏息敛声，四周死一般岑寂，法师清瘦的面容和深陷的双目，流露出欣慰和平静之光——所有的感受都简化了，浓缩在这四个大字里。当笔轻轻搁下时，暮色已然卷进了高墙。我通常把这种寂静肃穆下的场景归于庄重。是的，怀揣庄严和深重，这种心情让人速长几岁。

人生的一些场景如果不懂得庄重，心就总是悬浮无着。

来到这个省会城市的初期，我租住在城市边缘的老房子里，开始了没有人管束的大学生活。我忙着读书写字，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走向，对这个城市的习俗浑然无觉。一个清晨，从铜管乐的吹奏声中醒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我伸着懒腰循声走去，婉转的《花儿与少年》在晨风里飘荡。接下来我吓了一跳，原来是办丧事——这是我第一次从侧面见到这个城市对远走的人的送别方式。后来，人陆续地到来，花圈慢慢地铺排展开，就有些人开始坐着喝茶抽烟、聊天说笑。这样的人多起来，气氛就有些变了。庄重的场合一旦不庄重了，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隐痛，也使场景滑稽起来，模糊了主题。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这是很有道理的。人不像树，一棵树倒下的时候，内部昭示了它生前隐藏的秘密。人的内部没有年轮，他的出生日就成了一种值得重视的记录——满月、周岁、每年的生日，仪式落满了俗世的尘埃，却郑重其事地举行着。一个人辞别这个世界，仪式的庄重是不亚于出生的。凄美的清明，春雨滋润，空气中布满潮湿，无数的祭奠仪式。我想这就是一种转换，一个人到来了，一个人远去了，他们擦肩而过，都郑重其事。

唯有心真正地投入，庄重的神情才会浮现。对于庄重的感受，最初是一个人给予我的。她就是我的二姨。自幼残疾使她对生活倍加珍惜，在她有生的日子里，她的善良、宽容和博爱让邻里无不称赞。每次用餐前，我见她闭目默祷，然后，徐徐用箸。她感谢上天给予的一日三餐，细嚼慢咽，庄重的神情下用心品尝。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低谷，日子贫瘠粗砺。粮店凭票证供给的陈年老米，淘米时一片浑浊，入口时一股酸气、霉味；配搭的玉米粉、洗去淀粉后如树皮的地瓜片，令人难以下咽。她常年的胃病加剧了，却仍然吃得那么香甜，如甘饴入口，点滴不曾遗漏。吃饭时不要说话，二姨如是说。这里的道理是什么呢？后来，我悟出来了，它不纯是生理意义上的，主要是心灵感应上的——安静，有益于用心地品味造物主的赐予，心怀感恩。

在离开家乡之前，我一直被这种庄重的神情熏染着，远离家乡的日子里，它不断涌出来。我最喜欢的还是独自用餐，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像二姨那样，我品尝到了大地的芳香。布莱克说：“从一粒细砂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鲜花便是天堂……”这“看”里肯定有心的投入，不是任何人用眼一瞥就可以那么轻易地感受。

庄重的高级形式是敬。还是引朱熹的话来展开，“不要放肆，不要戏慢，整齐严肃，便是主一，便是敬。”(《朱子语类》)敬天地、敬社稷、敬祖宗、敬人伦，都是有道理的。人不是独立不倚的存在，连绵而下的遗传、血缘使人与这个世界的前前后后充满了联系。庄重的举止，使自己的心得到妥帖的安顿。不过，生活中这样的举止毕竟太少，无任何敬畏、禁忌，轻浮、放荡、粗野把更多时间与空间充塞了。在这个越来越娱乐化的世界里，戏说正在迅速消解着庄重；失去了敬，怀旧、伤春、悲秋、闺怨、别离这些恒久的主题，也会渐渐变得轻浮起来，甚至沦为世俗。

放下书本，在夜幕降临的时刻走到城市高处，在闪烁着艳丽的灯影里，我看到一个城市在娱乐中漂浮无定。这个城市早年生长过许多慷慨激昂的人物，我对他们是怀有崇敬之情的，把这些英灵看成城市的骨骼。他们的历程伴随着苦难与雄心，每一个人要被考证或阐释，都可以带出与之相伴的那段沉重的时光。可惜——没有噱头。他们的故居此时大门紧闭，黯淡无光，本该让城市铭记的人，在娱乐声色中，渐渐被遗忘了。一个时代不庄重了，戏说搞笑如潮水浸湿了我们的生活，日子肯定浮华起来。时光如果像一盘不变质的录影带就好了，它可以倒卷，让我们看到一凝重严峻的细节，包括每一个眉眼里那些值得崇敬的东西。

那么，自问：你，在什么时候显得稍稍庄重一些呢？

庄重，它所持有的庄严、深重的气息，令今日的生命感到难以承受之重。太多的娱乐色彩，冲淡了我们生命中原有的厚实部分，阻止我们顺利追求一些本质的东西。在初秋的树干上，我看到夏日遗留在上边的三五蝉壳，风吹过来，微微作响。主人扔下它们远去，此时恍若三五空屋。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那年书事

刘涛

（1）“跑书”这个词不知是何时出现的，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提及这一类人，然而他所谓的跑书和我所说的跑书，又难免有意义上的分歧。

（2）跑书，从一个书市跑到另一个书市，从一个书摊跑向另一个书摊，这一个和另一个究竟有多远？也许是几米、几公里，也许是几百公里，几千公里。他们新到一个城市，往往背包还扛在肩上，就会急切地问：“哎，你们这儿有没有旧书市场？”

（3）旧书市场上有许多个图书室的书籍，大多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这一次你抓起一本书，上面盖有×××单位的章子，这些公章很好看，淡红色的，但字迹还很清晰，盖章时是用了力的，就好像给一位心仪的姑娘搽上了胭脂。想一想吧，这是三十年前盖的章子，曾经摆在书架上无人问津。有一个事实，二三十年前企业单位的图书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尤其是《鲁迅全集》这样的书，都是摆在单独一间小屋，只向为数不多的人开放。这些人在单位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可以钻进昏暗寂静的藏书室里一本一本地挑书，借书后往兜里一揣，背着手走了。而面向大众开放的只有两个小窗口，木框子，绿油油。借书的工人一来，图书管理员把一大摞书往窗台上一撂，卷了边的，封皮上都有裂纹，画面全是花花绿绿的美女侠客。一双黑乎乎的手从窗口上伸进来，在日光灯下吧嗒吧嗒翻了一阵儿，管理员从翻书的节奏都可以感觉到人的表情。

（4）“怎么，你还想看《二十四史》不成，给你看得懂吗？”手把书往旁边一推，笑嘻嘻地说，“再拿一些吧，上班时翻着玩。”这些管理员也不是一般人，不是哪个科长的七大姑八大姨，也会是厂领导的老婆、干女儿之类。你看她们一个个细皮嫩肉，粉嘟嘟水灵灵的，哪耐得住黑手这番折腾：“哎你到底借不借？不借就算。”

（5）想想这些二十年前天天发生的事，转头已经是过眼云烟了。如今人去楼空，书卖光了，图书馆两层楼窗口的钢筋已经全被人夜里扒光卖破烂了。从黑洞洞的窗口往里看，蜘蛛网被风一吹擦得人脸上痒痒的。两个借书的窗口还在，玻璃被孩子们打烂了，窗口上方贴着收款处之类字样的白纸，应该是后来又当作卖纱卖布的办公室。如今纱厂也倒了，布厂也被内地老板收购了，于是最后一批人也撤走了，只剩下坚固的防盗门，生锈的防盗锁，拆，拆不掉；扒，扒不动。

（6）在书摊上，你经常可以看到从这些图书馆流出来的书。如果有大批书是从一些单位图书馆流出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个企业倒闭了。破产后的企业人都不知到哪里去活命，谁还怜惜这些书呢？卖吧，该卖的都卖吧，有人疼惜，有人无奈，有人咬牙切齿。到了这时，书的命运等同于秦淮河上浪迹的歌女，任人凌辱，任人玩弄。

（7）书的命，人的命，一本书被撕光扯净，一把火烧掉算立刻玩完。如果偶或留几张残片，五十年后，地摊老板会扯着嗓子给你讲：看看吧，五十年前的书，有收藏价值，现在哪有这样好的书啊！

（8）书的命与国家的命、单位的命、人的命紧密相连。国亡书亡，单位亡书亡，人亡书亡。公元前47年，恺撒一把大火不是烧光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吗？其中有许多手稿，或许有柏拉图的手稿，亚里士多德的手稿——焚书的时代就是黑暗时代。

（9）有时候，书的命运是和读书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读书人在，会时不时拿起这书摸一摸，那书读一读；有时候想起来一本书，就翻箱倒柜，书摆了一地，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连孩子进来都会说：哇，这么多书。

（10）一旦读书人死了，他的儿子或孙子根本不读书，再多的书也失去了意义。他儿子兴许会说：我爸咋买这么多书，看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一辈子连个官都当不上！也或者读书人老了，眼花了，守着大堆的书看不成，儿子、孙子又不读书，不卖咋办？写到这里，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这样一句话——你写出来的东西，标志着你的恐惧。

（11）是啊，最害怕书毁人亡。

（12）一本书，千万别往收书人手中送。我曾见过那种血腥的场面，一所巨大的图书室，瞬间就被收书人扫荡得一无所有。两元一斤，挑出来的书三元一斤，可以吧？处理图书的人，原以为这近万册图书至少能卖上万把元钱，面对这惨无人道的收书人只得作罢。

（13）两千元吧，这么多书两千元不贵吧。

（14）一千五百元，爱卖不卖，不卖我走了。

（15）这些收书人真正懂得书的价值，书的命运，书的品位。他们会分门别类把书挑选出来，哪些书什么人会喜欢，他们揣测得一清二楚。买书人买的是个侥幸，收书人卖的是个眼力。

（16）世界上有三个时代，让书流通的时代，让书拉动GDP的时代和让书毁灭的时代……这三个时代交替出现，不会有太多的规律性，更无所谓哪个是悲剧，哪个是喜剧。

（选自2018年5期《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