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资。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城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摘选自《乡土中国》）

长不大的小白马

豆春明

他们，都挤在河边。像童话里说的一样，过了河，小白马就长大了，变成千里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版图，还在等着他们去开拓呢。不过有些人总是太调皮，过河后跑着跑着就变了样子。比如李白，跑到青崖间，成了一只白鹿。大多数人，还是跑成了马的样子。这里边，屈原就很不错，成了一匹烈马。他都六十多岁了，还痛苦和绝望得不得了，不肯苟活。《异苑》上说他“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马背上还有一匹马，我们拦都拦不住。

他在前面，带了个好头。杜甫跟着，已经没劲了，还在跑。最后，累死在一条船上。还有些跑得特别快的，便成了奔马。性急的他们，总想赶在王朝日出或日落之前，多干点事情。可惜跑着跑着，突然就倒地不起。就像文天祥，还没活到五十岁。岳飞，四十不到。霍去病，才只有二十三……

就这样，河边一直乱哄哄的，水花四溅。没人注意到，从绍兴出发的陆游困在了河里。河水很大，陆游拼命挣扎。八十五岁那年，水把他冲回岸边，像杜甫一样，他累极了。但他还是用尽力气，说了几句话：“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不，鹤发童心，八十多岁的人还在做梦。在河里漂了那么多年，也没能让他成熟一点。比起杜甫们，他在这方面差得太远了。杜甫最后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文天祥临刑前说“尘沙黯淡路茫茫”“碧空长共暮云愁”，哪一句不是成熟男人说的话？就连李白，也叹息“中天摧兮力不济”。他的“小太白”称号，算是白叫了。骨子里，他仍是出发时的那匹小白马。

曾经，陆游比任何人都渴望长大。按照童话里的布局，在成长的河边，他也碰到了红色的松鼠，棕色的牛，还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妈妈。出发前，他征求红色松鼠唐婉的意见。我过河好吗？他问，唐婉没说，呀，你别去，前些天我有个小伙伴才淹死了。她大概说的是，过不过你看着办，要紧的是我们在一起。

陆游妈妈耳朵尖，听了很不爽。她本该说，孩子，你去试一试，不然，咋知道水深水浅呢？她是北宋名相唐翊的孙女，说那样的话才符合她的身份。陆游听了，说不定就能试出一个水浅的地方，过河长大了。但愤怒冲昏了她的头脑，她只想赶走那只红色的松鼠。事实上，她也做到了，赶走唐婉后，陆游妈妈就不能再干啥了。不只陆游不答应，历史也没给她机会。

成长的河边，一下空旷起来。陆游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困在河里后，他常常想起松鼠和妈妈。心里针扎一般，无数次差点沉到水底。

唐婉再也没有回到河边。她在沈园和赵家两棵大树间跳来跳去。她找到了一个包容自己的丈夫，包容她继续爱着和思念陆游。在写完那首《钗头凤》不久，她便去世了，留给陆游一个红色的背影。

至于妈妈，陆游一直不肯原谅。在近万首诗中，几乎没写到妈妈。八十二岁时的一天夜里，他想起妈妈，依然充满恨意：“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二十三岁，他与唐婉离别，从那时起就开始恨妈妈。二十七岁，他写下《钗头凤》。二十八岁，唐婉离世。直到八十四岁，他还在写：“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一生只爱这只松鼠，一生都恨那个妈妈，这样的小白马要长大，的确很困难。

不得已，陆游继续漂流。那一年，他漂到四川，碰上了岸边的一头棕色的牛。不过不是牛伯伯，而是牛弟弟。范成大，比他小1岁。在南宋这样的小朝廷，千里马容易变成牛。把天下安危装在牛车上，让范成大们来拉。当时，四川属于前线，范成大们需要帮手。陆游问，可以过河吗？他自然说，咋不可以，水很浅的。然后急切地等着陆游过河上岸，和他们一起拉动牛车。

哪知，水太深了，一点不浅。陆游才走几下，就差点被淹没。他不甘心：不自量力提建议，跳高一些；不顾影响醉酒，发狂一点。还是不行，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这个牛弟弟，毕竟没有牛伯伯的经验和眼光。

在四川的几年，水越来越深。后来，连范成大也无法涉水而过。但陆游仍在努力，梦想过河后日行千里，去干大事。“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他这样对离职的范成大说。

范成大离开四川后，陆游接着漂流。但是直到范成大去世，也没看到陆游过河上岸。

也许，陆游不该从四川的水域过河。他需要换换地方，比如到虞允文那里。虞允文是南宋力气最大的一头牛，通过采石之战，硬是把南宋小朝廷拉到一个暂时安全的地方。他长陆游15岁，还知道哪个地方水浅，完全可以当个牛伯伯。做宰相后，他的确提拔了不少人。陆游当时正值壮年，正处在过河长大的关键时期。但牛伯伯虞允文并没有把他从河里捞上来。

属于陆游的过河时光短暂而漫长。短暂，是对他而言；漫长，则是对我们而言，千百年来，我们不止一次想帮帮陆游，但手伸到半途，又缩了回来。一匹长不大的小白马，不正是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试想一下，背着红色的粮袋，一匹白色的小马，每天都在为我们过河，我们多幸福。解开粮袋，里面是金色的麦子。血泪一粒，苦痛一粒，悲愤一粒。每一粒，都是从陆游的心田里长出来的。那可是救命的粮食，救的是苦难的家国的性命。

陆游死后，陆家的子孙一夜间长大了。在崖山一役中，孙子陆元廷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投海自尽。接下来别人家的也长大了：陈亮、文天祥、陆秀夫、顾炎武……

小马天天过河，童话正在继续……

相马师

张港

草原上,最大的本事是相马，敖亚齐是顶级的相马师。别人说的好马，他会摇头；别人看的劣马，他能点头。马之优劣，得听敖亚齐的。老的少的，当官为民，见敖亚齐必下马步行。牵来马求敖亚齐相看，那得给票子，不能白看。

其实，敖亚齐过着最苦的白子:一是滴酒不能沾——喝过酒的人，即使清醒，看马也带情绪，易有偏差;二是不能看赛马——还没赛，他已看出冠军亚军，比赛等于白开水，一点儿味道也没了。

敖亚齐相马无数，自家毡房却没有一匹马。要是敖亚齐骑匹二等马，那成了啥？就是骑了一等马，再有匹更好的马打身边过一过，那敖亚齐脸往哪儿放？

这年那达慕，骑手、好马全去了。在敖亚齐眼里，大草原，就是空空荡荡，就是啥也没有。

敖亚齐难受得如胸膛钻进了老鼠，就在草地上散心。忽地，他看到一匹骒马，上下前后细看，大惊失色:这马，皮相中品，骨相中上，神相却是上上。敖亚齐看出来了，这骒马能下出千里驹。

没用几个钱，敖亚齐就牵回了这匹骒马。敖亚齐找了最好的公马与骒马交配。头胎马驹就是上上，可是并非极致。二胎，却产下龙种马。相马无数，百年不遇，这是敖亚齐所见的最好的马。敖亚齐从眼看胆，透鼻见肺，由耳入肾，视舌识肝，掰牙得脾，喜得快要疯狂。他为小马取名“隆”，意思是风。

隆长到两岁口，敖亚齐开始吊马。天天让马跑出透了汗，然后喂个半饱，再将马头拴高，让它够不到草，让它眼睛只看远方。这就是吊马。

吊出来的隆，肋骨条条根根，却透着悍威与龙气——这只有敖亚齐看得明白，别人还以为这马废了。雨天无人，敖亚齐打马狂奔，然后测它的鼻息、心跳。敖亚齐喜的是，长成的隆，不仅好在速度，不仅好在耐力，不仅好在勇气，敖亚齐最得意的是这样的马配出的驹子， 匹匹是好马，个个是良驹。这马，金子化水饮它也值。敖亚齐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敖亚齐。

敖亚齐爱马如子，也下得了狠手，因调教得法，隆日渐出息。骑手们也看出了隆的厉害，全等待着，将来配自己的母马，或买到隆的后代。

这天，敖亚齐驯马急停步法。猛跑一阵，一个双提缰，隆前蹄立起腾空，落地是纹丝不动。猛跑一阵，单撇拉缰，隆一个直弯，敖亚齐纹丝不动，正得意时，隆一个前失，摔在地上。被甩到空中的敖亚齐知道，隆踩破了豆鼠子洞——这不是马的错。

敖亚齐摔得不轻，起了几次没有起来，好像骨头不行了。敖亚齐看马，隆看看躺地的骑手，转向一棵结荚的黄芪，吃上了。

敖亚齐心里忽一下子，疼得要出膛了:好马这时应该卧地帮助主人上马，或是奔跑回去找人施救，可它却这样。

敖亚齐辗转反侧，夜夜无眠：调教了一辈子马，看透了五脏六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马德。该死!该死!

马性天然，改易极难。敖亚齐思来想去，失德之马，再怎么好也不能养了，趁早出手。再心疼，也得割肉。

敖亚齐卖马，消息风一样传遍草原。可是，敖亚齐出价太高，人人叹息，人人摇头。

这天，来了个汉子，这人叫巴图，也是出名的相马师。

巴图并不多语,也不相马，一手付钱一手牵马。

敖亚齐对围观的人得意地说道:“终有识马人。值这个价。”看隆头也不回，步步走远，他忽然心如刀绞，冲巴图喊:“好好待它——好好待它——百年一遇的良种——”

没有了隆，敖亚齐心里空荡荡的，对着拴过隆的桩子发呆发傻。

这天，敖亚齐去镇上抓药，远远见一匹拐蹄马，马上是个眼熟人。近了一看，敖亚齐大吃一惊：

“这不是买我马的巴图吗?”

“这不是敖亚齐吗?”巴图也认出了敖亚齐。

敖亚齐笑笑:“我说巴图，怎么这个模样？怎么骑这路马?”

“日子没过好呗。”

“你买下我的好马，那可是大钱啊！那不是大钱吗?”

“我买你的马，可不是为钱。”

“不为钱?"

“敖亚齐，我问你，你那马，是不是摔过人？是不是失过德?”

“那也是好马，配种的好马。”

“配种？好马？当天就让我宰了。这缺德马，要是传种下去，草原会成什么样子?”

(有删改)

每个人都是一部“中国读本”

赵启正

“中国读本”这本书有13亿页，一个外国人不可能读全，只能读几页，认识几个中国人，于是就认为这就是中国人了。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应当珍惜自己的公共外交机会，为公共外交做出贡献。

我认识一位上海的书法家，多年在国外传播中国书法，不仅给韩国人、日本人讲解，也给欧美人讲解。他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书法研习建立了很好的友谊，通过书法，潘基文表示更理解中华文化了。其实，如果尽心，每个人都可以有为公共外交做贡献的机会。

当代的公众已经不只是公共外交的“受众”，更成为积极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与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外交相比，这种以公众为主体的新式公共外交的实际影响力，不仅补充了前者，不少时候还甚于前者。也正因此，许多国家把公共外交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美国1999年就设立“公共外交副国务卿的职位，英国在2002年也设立了类似职位。在许多国家，由民间主动承担的公共外交更是风生水起。

今天，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构成了国家的整体外交。当然，公共外交领域里，政府也是外交主体——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就是近年中国举行的标志性公共外交活动。而其他如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社会精英等，乃是公共外交的中坚力量，广大公众则是基础，他们在外交的重点、方式上各有例重，形成了互补之态。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和世界有某种隔绝，外部世界对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甚至有神秘感。加之冷战思维的残余，影响了西方政治力量和媒体对中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观察和评论，以致国际舆论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实情严重不符。开展公共外交是中国的迫切需要。

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阁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实质上属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当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或者对话不对称时，则有可能产生重大的误解甚至冲突。中国的公共外交本着求同存异的和谐理念，力求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共同繁荣这与有的国家在公共外交中以打压他国的手段来推销自己价值观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现在，我们每年出境旅游的人大约是8000万人次以上，普通游客未必意识到自己在进行公共外交，但他的言行却带来了公共外交的效果，有正面也有负面，比如礼貌、友好就有正面效果，大声喧哗、不守秩序就有负面影响。公共外交并不要求人人都去谈政治话题，去解疑释惑，实际上，谈吐得体、举止有度就是正面的公共外交。所以，公共外交的效果不仅仅是对外说明中国，反过来也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爱国观，让公众明白做好自己就是一种爱国，你的言行就是在表达中国。

(有删改）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第二，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不独是华族的共祖，也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山海经》是一部出自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书，兼有神话性质，所言民族之间的自然血缘性关系也许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如若从文化上考虑，它们之间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性的。

第三，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书》云：“国有本，有干，有伦质，有枢体。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他）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悦），枢体也。”这是说，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以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