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主流看法视“六经”为百术之源，统摄万端，从而以“六经”为髓，儒学为骨，经、史、子、集为肌肤，外翼全体学术文化。这种架构较明显地反映了传统经学的思维模式，它显然是以经学或以其为基础的儒学作为主体内容，仍是要求儒学居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支配地位，把其他各家置于从属的被支配的位置，由此所形成的依然是经学和儒学统摄下的“国学”。

基于对“传统”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点的明确认知，“新子学”强调，“国学”在漫长的岁月中必然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代有一代的“国学”。从历史上看，不可否认，“六经”是中国文化学术的最早源头，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孔子以“六经”为基础创立了儒家学说，经西汉定为一尊后，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垄断性地位，成了“国学”的主导力量，后经历代统治者的追捧和提倡，渐成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流。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章太炎力倡诸子学，胡适平视各家，冯友兰更是在《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晚清便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由此，经学时代重回到了子学时代，儒学又复归为子学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新子学”的发展亦是我们时代的要求和选择。

今日之社会更为多元复杂，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要求我们从经学思维和体系的禁锢中真正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传承历史文化，维护学术开放多元的本性，积极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富于活力的“新国学”。“新子学”正是适应这样的“国学”发展要求，将应运承载“新国学”的真脉。

“新子学”的内涵，单以浅层次理解，它是“旧子学”的再发展。在这种理解下，“新子学”仿佛没有摆脱在原有经学体系下旧“国学”中的位置，最多也只是经学的多样化实践与儒学的外围羽翼，显然无法承担作为“新国学”主导的重担。但“新子学”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它是以“子学精神”为灵魂，重视先秦“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每每出现的多元性、开放性的学术文化发展趋向。因而，“新子学”视野中的“国学”将是一个思想多元性与时代发展和谐一致的图景。

“新子学”的“子学精神”主张多元并立，在主导“国学”构建与发展时，将整合现有的各类学术文化。它给“国学”带来的不是简单的内容上的囊括，而是结构性的革新：“国学”将由单向封闭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交互动态的多元开放结构。简单而言，在“新国学”的结构中，各种学术之间多元、平等、互为主体，没有谁统摄谁、谁依附谁的问题。在这种体系之下，经学和儒学并不占据垄断地位，不再是其他学术确立自我位置的依据与标准，只是复合多元、动态构成的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重要但又普通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今后的“国学”不再是一枝独秀的孤景，而将上演百家合鸣的交响。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大城市，陌生人相聚之地

柳延延

①这次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人心动。它要求我们直面大城市带给我们的种种问题，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让美好的理念变成现实。

②按一个法国学者的定义，“大城市就是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集地”。如果让我描述对大城市的感觉，则“个人孤独地行走于人群中”可能是贴切的。这里，城市的规模显得异常重要，它提供的人际互动的规模对人的精神生活、心理感受和个性气质都会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③确实，大城市生活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外在景象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与陌生人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人们往往努力避免和陌生人的交往。（比如尽量只是被看见而不要对视）无论陌生人说什么，都要尽力不去搭理他。陌生人成了人们在生活中拒绝和他说话与交往的人。这种逃避使人的都市生活呈现出片断的、短促的、易逝的“万花筒景象”，结果引起了现代人心理的紧张感。这不是在某时某地的紧张， 身处大城市，心理和精神的紧张就如影相随。

④我们真的能避免和陌生人交往吗？“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生活在大城市，我们实在是离不开、躲不掉陌生人，可我们总在回避与陌生人打交道。我们的问题和困惑部分源于我们对陌生人的这种矛盾态度。

⑤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与陌生人交往是需要学习的。纵观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可以发现，若要陌生人社会健康的运作，就需要全社会确立起尊重契约的理念，愿意通过法律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往往“知根知底”，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像蜘蛛网一样把他们联接起来，成为道德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使得大多数人能较好地履行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少有欺骗行为发生。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国人陆续进入陌生人社会，这需要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观念变化。可中国人对“契约精神”、“法律意识”还比较陌生。结果是：一方面，传统道德共同体的约束效力明显在减弱，如离婚率上升，遗弃行为增加；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某些力量仍在隐秘地支配社会的运行，红包、后台、暧昧出格的饭局，让法律显得有气无力。观察今日之中国，熟人社会的道德运作逻辑与陌生人社会的法律运作逻辑既冲突又共存，时时都在呼唤我们改革的深入。

⑥上述这一切，给中国的陌生人社会——城市生活——打上了特有的印记。我以为，今天中国人普遍存在着的某种焦虑，大多与此有关。现在我们自由抉择的余地大了，却近乎宿命地将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活品质拱手交给了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但我们不知道罐头、火腿和奶制品有没有毒，不知道动车和飞机是否被正常检修，不知道自己得的病是不是真的需要开刀……这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活在侥幸之中，今天中国的家长教育孩子时常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将来走上社会会怎样怎样。在这样的观念里，“走上社会”就是到一个完全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共空间里去，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险，你处处都要防范，并且需要学会很多的求生技能。这表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观念中，“社会”还是一个比较冷漠的概念，它遵从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的确会产生彼此间的冷漠状态。因此，怎么理解社会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理解在家庭、血缘或地缘关系，或是比较自然的朋友关系之外的公共领域——陌生人领域的问题。

⑦在我看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要义，不光是高楼林立、汽车奔驰，它还是 。

⑧中国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文汇报》2010年10月9日）

梁父吟（节选）

白先勇

参加完王孟养的公祭大会，翁朴园和雷委员一同回到公寓。

翁朴园进到书房里，便径自走到茶几旁边一张紫檀木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书房内的陈设十分古雅，一壁上挂着一幅中堂，是明人文徴明的寒林渔隐图。两旁的对子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苍劲雄浑：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联语录的是《国父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你们老师，和我相处，前后总有五十多年了——”朴公坐下后，沉思良久，叹了一口气道，“‘狂狷’二字是你老师的好处，可是他一辈子吃亏，也就是这个‘刚’字上头。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

“恩师的为人。实在是叫人景仰的。”雷委员欠身转向朴公，脸上充满了敬意的说道，“恩师对朴公和仲公二位一向推崇备至。我记得恩师提过：他和朴公、仲公都是四川武备学堂的同学。”

“唔——”朴公吟哦了一下，“说起来，那还是辛亥革命的事情呢，仲默和他夫人杨蕴秀，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在那边参加了同盟会，回来是带了使命的：在四川召集武备学堂的革命分子，去援助武汉那边大举起义。我们几个人碰巧归成一组，自称是”敢死队”。耳垂上都贴了红做暗记的，提出的口号是‘革命倒满·倒满革命’。一时各路人马，揭竿而起，不分昼夜，兼水陆纷纷入鄂。仲默的夫人杨蕴秀到底不愧是个有胆识的女子！”

“你知道吗？那天运军火进武昌，就是由杨蕴秀扮新娘。炸弹都藏在她的花轿里。孟养和我呢，就打了红包头扮抬轿夫，仲默却是一身长袍马褂骑在马上做新部官。加上几个袍哥同志，吹吹打打便混进了正阳门。那晓得一进城，里面早已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了。原来文学社的几个同志走漏事机，总督下令满城捕人，制台衙门门前已经悬上了我们革命同志的头颅了。我们马上接到胭脂巷十号的命令：事出仓促，提前发难，当晚子时，以炮鸣为号。那天夜晚，也真好像天意有知一般，竟是满城月色，景象十分悲肃。我们几个人都换上了短打，连杨蕴秀也改了男装。大家几杯烧酒一下肚，高谈国家兴亡，都禁不住万分慷慨起未。你老师最是激昂，我还记得，他喝得一脸血红，把马刀往桌上一拍，拉起我和仲默两个人，便效那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在院子里歃血为盟，对天起誓：‘不杀满奴，誓不生还。’那时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他那时才不过二十岁——”

“哦？”雷委员惊讶地插话道，“我倒不曾知道，原来恩师和朴公、仲会，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呢！”

“那晚我们才等到十时左右，城东工程营那边便突然间枪声震响起来了。几个人正还犹疑，你老师便跳了起来，喊道：‘外面都动了兵器了，我们还在这里等死吗？’说着便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我们也纷纷拥了出去。混战了一夜，黎明的光景时分，武昌城内，到处都飘满了我们革命军的白旗了。于是我们一队人便走向蛇山楚望台去集合，经过黄鹤楼的时候，你老师突然兴致大发，一下子跑到了上面去，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他那时那股豪狂的劲道，我总还记得。”朴公又微微地笑了一下，停下来喝了一口铁观音。

“要不是朴公今天提起，恩师那些事迹竟埋没了，”雷委员说道，“这些都该写入传里去的。”

“可以写，”朴公点首赞许道，“那次起义，虽然事出仓促，由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闯成了革命，可是也就是那么一闯，却把个民国给闯了出来呢。不过，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朴公竖起了一双寿眉，举起了大拇指说道。

“恩师的才智实在是令人钦佩的，”雷委员说道，“只可惜还没能展尽就是了……”

两人对面唏嘘片刻，雷委员起身告辞，朴公叮嘱说：“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裳佩挂是要紧的。”

送走雷委员，朴公回到院子里的时候，冬日的暮风已经起来了，满院里那些紫竹都强然抖响起来。西天的一抹落照，血红一般，冷凝在那里。院子里的兰花已接盛开过了，一些枯竭的颈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些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发得十分苍碧。

（有删改）

学校早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王朝不仅把目光投射海洋，而且开始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活动。唐宋时期就有居民在近岸和海岛从事生产，海洋社会开始逐渐形成。汉、唐、宋、元，都曾派海军巡视海洋并为若干海岛命名。到了明朝，海疆国防建设受到重视，沿海地区的军事防卫不断加强，从辽东半岛一直到北部湾的广大海区得到了有效的管辖，海疆作为王朝国家疆班级域的观念得到深化。清代的雍正年间，王朝国家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设置了数道海防线，海疆局势大为改观。鸦片战争后，传统的海疆逐渐定型。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开始了对海洋疆域的主权管辖，还在南海划设了九段线，海洋疆域已成为国家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边疆治理有自己的原因和目标。。

今天海洋边疆及海洋边疆治理受到重视有主客观原因：首先，国家在综合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海洋边疆的治理，尤其是岛礁建设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在大国地位日渐凸显的条件下，中国要维持崛起的态势并最终实现国家崛起，就必须成为海洋大国，既要恢复对自己海洋边疆的有效控制，又要维护和拓展自己的海洋通道，大国之路，始于海洋；最后，国家治理的格局和思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基本实现小康以后，国家治理的目标不再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而是全面增强国力并最终完成国家的崛起和实现中国梦，海洋边疆自然在重视之列。

在海洋边疆受到高度重视的条件下，海洋边疆的治理也在如火如茶地展开：一是在维护国家对海洋边疆的领土主权方面开始了大量的活动，二是全力捍卫和维护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各种海洋权益；三是抵御美国及其拉拢的其他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海洋压力和海洋渗造；四是开始岛瞧建设并同时通过灯塔建设等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五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这些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并由此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海洋边疆治理格局。

海洋边疆的治理并不存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的价值取向之争，它纯粹就是一个区城性治理的行动和过程。从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考虑，今天海洋边疆治理可确定为：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以及附着的资源归属及开发利用权利，为国家发展确立新的增长点和增长集道打开和巩固中国走向大洋的通道，进而以此作为博弈条件来维护中国在其他海上通道的安全；全面构建中国的海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长期只是陆权国家的状况，把中中国由陆权国家发展成为海陆复合型大国，拓展中国的发展之路，促进国家的崛起。

（选自《海洋边疆治理》，2017年第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