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对网络文学的追捧到网络文学产业化趋势的形成，网络文学作者从业余网络“写手”到年收入千万元的“大神”，网络文站从个人论坛到上市公司，网络文学已然成为当下最具时代特色、最富有活力的大众文学样式。网络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以来的新文学谱系是不同的。作为通俗文学的网络文学对应的是“纯文学”，作为大众文学的网络文学对应的是“精英文学”，作为借助互联网媒介传播的网络文学对应的是“纸媒文学”。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不足，需要以传统文学为参照系，有效对接文学传统，与传统文学融合是中国网络文学提升内在品质、扩大世界影响力的出路。

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学道路已经显示出其独创性与可行性。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常见浓墨重彩的心理描写，运用多线并进的结构形式，刻画“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式的主人公，艺术含量和思想密度大，小说风格滞重、沉郁、苍凉。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网络文学是“轻”的文学，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讲述奇人奇事，叙述人物的困境和愿望的实现，故事跟着人物走，人物跟着理想走。

网络小说对接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是劝人的”传统，但网络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古典的道德价值观上，而是和现代小说相通，融入现代的价值理念，表现个人勤奋努力的意义。

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程度越高，通俗大众文学越繁盛，大众文化产业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网络文学在中国繁荣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

网络小说中常见的主角“升级”“逆袭”的人生道路，既是对读者愿望的满足，也是一种时代内在精神肌理的体现，它传播的是一个年轻人只要努力就能获得成功的时代理念。个人通过奋斗不断变强，一路收获友谊、爱情的故事模式很套路化，却符合当下大众读者的心理期待。

网络小说以好看的故事吸引人，对接的是中国古代文学“说部”的传统。巧妙设置悬念，环环相扣的故事矛盾，紧张曲折的情节，充满个性魅力的主人公，是网络小说吸引读者的常用方式。仙侠小说思接天外，架起新的幻想世界，不难见到中国神魔小说、西式奇幻、古代仙侠、现代武侠小说的流风余韵。网络故事的场景设定是虚拟的，但人物的精、气、神是当下的。

网络小说要吸引读者，常采用一些基本的故事套路。这些套路是通俗小说模式的有效运用，是符合读者阅读心理的。这是网络小说面临的困境之处。受商业化的驱动，网络小说需要快速更新，借用套路，是难度最小的写法，导致许多部小说好像是一部小说，跟风、同质化倾向严重。网络小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决定作品质量的不仅是故事模式。网络作家需要拓展阅读视野，深入生活、把握时代、适当沉潜、提高修养、勤奋创作，超越商业化的局限，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有意将自己的作品打造成中国的《哈利·波特》，起点中文网将美国的漫威作为网站的发展目标。这样的目标定位意味着网络小说为游戏、动漫、影视提供故事脚本，需要“开脑洞”的创意，需要既能娱乐读者也能启示读者的精美故事。商业资本的注入是网络文学的发动机，从电子付费阅读到粉丝经济的形成，从网络文学到IP文化产业，文学插上网络的翅膀，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历史契机。同时要看到，网络文学商业数据的成功与文学艺术价值之间存在不平衡，网络文学作品数量惊人，但原创性低，有独特艺术个性的网络作家少。优秀的文学无一不是在和已有的文学传统的竞赛中获得成长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2日《网络文学何以有效对接文学传统》）

母亲的奖章

刘庆邦

①母亲去县里参加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时间，是1957年的春天。从县里回来，母亲带回了一枚奖章，还有一张奖状，奖状和奖章是配套的。

②而我只对奖章有印象。那枚奖章相当精美，的确是一件不错的玩意儿。我们小时候主要是玩泥巴，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玩。母亲的奖章，像是为我提供了一个终于可以拿得出手的玩具。母亲把奖章放在一个用牛皮做成的小皮箱里，小皮箱不上锁，我随时可以把奖章拿出来玩一玩。我没把奖章戴在身上试过。因没见母亲戴过，我不知把奖章戴在哪里。有一次，我竟把奖章挂在门口的石榴树上了，好像给石榴树戴了一个大大的耳坠一样，挺逗笑的。

③我不仅自己喜欢玩奖章，别的小孩子到我们家玩耍，我还愿意把奖章拿出来向他们显摆，那意思是说：你们家有这个吗？没有吧！我只让他们看一看，不让他们摸。见哪个小孩子伸手想摸，我赶紧把奖章收了回来。

④不知什么时候，奖章不见了，我一次又一次把小皮箱翻得底朝天，连奖章的一点影子都没见到。奖章没长翅膀，它却不声不响地“飞”走了。母亲的奖章的丢失，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是一个谜，这个谜也许永远都解不开了。

⑤倘若母亲的奖章继续存在着，那该有多好，每看到奖章，我们就会想起母亲，缅怀母亲勤劳而光荣的一生。然而，奖章不在了，奖章却住进了我的心里。我放弃了对物质性的奖章的追寻，开始追寻奖章的精神性意义。

⑥当劳模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而是万里挑一。应该说母亲能当上劳动模范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怎么就当上了劳动模范了呢？怎么就成了那个“万一”呢？既然模范是以劳动命名，恐怕就得从劳动上找原因。听大姐二姐回忆说，母亲干起活儿来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要强。往地里挑粪，母亲的粪筐总是装得最满，走得最快。麦季在麦田里割麦，不用看，也不用问，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一定是我们的母亲。别的妇女绞水车时，都是一次上两个人。而母亲上阵时，坚持一个人绞一台水车。她低着头，塌着腰，头发飞，汗也飞，一个人就把水车绞得哗哗的，抽出的水水头蹿得老高。

⑦母亲的身材并不高，体重也不重。可是，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心劲儿，也就是心上的力量。心上的力量大了，一个人才算真正有力量。体力再好，如果心劲儿不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有力量。一个人心上的力量，说到底就是战胜自己的力量。只有能够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战胜别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战胜，先败在自己手里，还指望能战胜谁呢！

⑧与母亲相比，我的心劲儿差远了。说实话，小时候我是一个懒人，几乎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后来参加工作到煤矿，我才失去了对家庭的依赖。一个人孤身在外，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学着自己照顾自己。好在母亲勤劳的遗传基因很快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同时也是自尊、自立和成家的需要，我开始挖掘自身的劳动潜能，并在逐步认识劳动的意义。

⑨直到现在，我才稍稍悟出来了，原来劳动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生命的一种需要。我们劳动的过程，是修行的过程。如果人的一生还有点意义的话，其意义正是通过不断辛勤劳动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能当一个劳动模范是多么的光荣！

⑩人说闻道有先后，人的觉悟也有早晚。而我现在才对劳动模范重视起来。从现在起，我要好好向母亲学习，天天按劳动模范的标准要求自己，体力可以衰退，心劲儿永远上提。就算别人不评我当劳动模范，我自己评自己还不行吗！

（有删改）

文字创造的过程，是把对外间世界的体认，通过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转换成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国人由事物外形到意义转借的实践证得的思维方式，于《说文解字》的“六书”法表现得非常切实。因而在中国，语义学问题隐含着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成分。中国式的语义学不仅限于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解释语言符号间的意义关联。它实质上牵连着和综合着文字学和语源学的诸多要素，而且通过文字训诂和语源梳理来透视字和词的意义生成、确认和变异，从而使语义分析与文化精神史发生深刻的因缘。比如，当我们谈论叙事结构，在《说文解字》中发现“结，缔也”，也就是把绳子打成纽结；“构，盖也”，也就是把木材交错架设成屋，“结构”一词的动词性也就跃然纸上了。谈论中国人对叙事结构的把握，是不能忽视这个词语的动词性，以及动词性所包含的生命投入和生命体验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西方论者把结构视为“多重秩序”、视为“分解——编配”之时，就会从中国结构的动词性及其包含的生命体验的角度，进行质疑和体系的重构了。

返回原点不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为了在一个坚实的文化根本点上，组织新的思路，走向新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番返回和走向的曲折路程中，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新进展。因此建立中国叙事学思路的关键的另一步，就是“参照”。参照应该伴随着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当我们为了参照而去了解西方信息，并且找出其中的关键所在的时候，眼光就应该停留在这个关键点上，在这里以“中国眼光”与“西方眼光”进行相互注视、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反省异同的原因，清理各自的历史线索，把握其间的文化密码。文化对行原理在这里是运用得非常活跃的，这种“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将会使我们在中西对话中拓展学术视野，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这有点类乎禅宗临济派之所谓“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只不过我们不是为了“辨魔拣异，知其邪正”，而是以平等的态度而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而已。

比如叙事与时间，是西方叙事学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解开中西叙事学异同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主要语言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中国语言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时间。似乎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一经“关键点上的眼光对视”，就可以辨别其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分析性和整体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所谓“原点”，也只是文字记载才有踪迹可寻。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在文献记载中，《春秋》已使“年—月—日”的定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杨义著《中国叙事学》）

传统中国文化中家的形象，蕴含了中国人关于人生和宇宙意义的基本解释。中国古代丰厚的“家”学为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探寻终极幸福之源的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在古人看来，家是自我栖身的场所，没有家的庇护，身、心、灵将会漂泊无依。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今生与后世和前世的关系，以及家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关系，是支持自我成长、成人的必然前提。

家以沟通协调差异之间关系为起始，以实现“和而不同”、“亲密差异”为旨归。家以保全生命、延续族类生存的方式汇合了一切可能的差异性，生成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诸如性别差异、姓际差异、年龄差异、身份差异、资源差异、自然与文明差异等，这些差异亦自然亦文化、亦个别亦整体地支持并维护着家的存在。在对待“身份差异”的“正名”中，规定与“名”相符的责任和义务之“实”；在对待性别差异中，视两性之和乃人伦之始，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在对待姓际差异上，视两姓之和乃“附远厚别”，乃“万世之始”；在对待年龄差异上，其“尚齿”的文化，主张代际之间的“父慈子孝”、同代人之间的“孝悌”精神，显示出特有的智慧。这些共同构成现实家庭中的亲缘情理。

古人以身家一体为本，类推于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构造出艺术化境域的亲缘情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是基于血缘亲情的一体化的身体，所谓“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故有敬其身就是敬其亲，伤其亲即为伤身体的亲缘情理，这种以身为本根生发的亲缘情理，由亲爱之情类比类推于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同时将个人的使命感与历史担当推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谓“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由此不难理解孟子的“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以身家为本的情感和义理，不仅“亲亲而仁民”，而且“仁民而爱物”，以一种艺术化的境域，充塞天地之间。

从原本意义上讲，人是栖身于亲缘共同体，并从中获得安定感和幸福感，唤起神圣使命感的居家之人。中国古代以身家一体为核心，将家的亲缘情理推及他人、社会和宇宙，符合生命本身的轨迹，以及人类历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