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假期里，一部电影引发观影热潮，《流浪地球》以超过40亿的票房，成为春节电影票房冠军，以宇宙为背景的宏大设定，配上太空场景、灾难景观、工业风格、热血少年，让这部电影颇具观赏性。在这个电影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熟悉的中国元素。不仅是地下的北京、水封的上海，甚至是对“流浪”与“回家”这一组关系的理解，都充满了中国式的对家的向往、对故土的眷恋——面对危机的人类，竟然带着地球这个家园一起去往远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对这样一部电影开启的世界更为期待的原因。

一部成熟的电影，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源于强大文化体系的支撑，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屡获国际大奖，带热了中国科幻文学；从《战烺Ⅱ》到《无名之辈》等风格各异的电影作品，在抬高电影创作水位的同时，也一次次抬高中国电彩票房，这些同样是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充满期待的文化与心理背景。

更重要的是，就像刘慈欣所说，今天的中国有着强烈的“未来感”。科技创新的“中国浪潮”让世界侧目，也打开了中国人对于科学的认知。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科幻文艺创作，既有改革开放40年科技巨大进步这一“巨人的肩膀”，又有着公众不断增强的科学向往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的科幻人、电影人有能力也有责任抓住机遇，为世界的科幻文艺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拓展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空间。

（摘编自2019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

材料二：

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电影更能艺术化地体现国家立场、国家意志、国家情怀。中国电影票房突飞猛进的背后，是中国电影银幕布的飞速增长，更是电影类不断完善、电影创作者国际化表达和电影产业的国际化视野不断推进与扩大，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须直面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如何自我建构，如何自信挺立于世界？

2018年12月11日，国家电影局下发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8万块以上”的目标。这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现实基础，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由此必须明确，对于那些完成了类型化突破、产业化突破、创作主体突破、叙事题材突破、制作能力和水平突破的优秀影片，我们应该如何给予支持，如何对其形成的环境和机制予以进一步保护。

（摘编自2019年3月12日李舫《中国电影的类型突破》）

材料三：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影视创作，我们发现，在此起彼伏的市场喧嚣中，有一类影视剧，尽管没有多少叫卖声，却牢牢地刻在人们审美记忆里，那就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我国影视剧最突出的成就和最厚重的作品都蕴藏在现实主义创作之中。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指导创作的作品蕴藏着恒久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生命力，能穿越时代和历史，成为常看常新的经典。而那些脱离现实、疏离时代、回避主流和只求娱乐与眼球效应的快销产品，哪怕曾鼓噪一时，也只能是过眼云烟，转眼即被丢弃到文化垃圾堆中。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影视剧创作的经验再次证明，现实主义精神是影视创作的生命线。

今天，国家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急剧变化，百姓的喜怒哀乐，处处充满感人肺腑的故事，构成了一片朝气蓬勃、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令现实主义创作大有作为。现实主义是新时代包括影视创作在内的文艺创作的主流，是影视创作这种思想艺术活动的根本特征，把握住这个根本特征，才能保证文艺创作主流不偏向，不跑题。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善于从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沉下身子，扎根群众，用现实的厚重质感来呈现生活本来的自然美、力量美、震撼美，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201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现实主义精神成就影视精品力作》）

   有宋以来，接地气的词、小说、戏曲的兴盛，促成了中国文化的下移，由此导致官方意识形态传播的因时而变。在承袭固有的诗文传播之外，如何使词、小说、戏曲担负起像诗文一样宣传正能量的职责，不仅要突破“诗文为贵，词曲为卑”的陈旧文体观念，更要面对的是文化下移带来的意识形态有效传播途径的探索。

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传播，虽有深刻的关联，但官府因其“不登大稚之堂”而疏于管理。随着戏曲从业人员的壮大，题材内容思想的拓边扩界，“优孟衣冠”式的宫廷娱乐逐渐转为勾栏瓦肆的演出，这导致“违规越礼”之事时时有之。如《墙头马上》，剧中李千金与裴少俊在交往中违规越礼，颇为大胆。此类传播有违儒家教化，这一现象逐渐引起官府的警觉，于是针对戏曲的法律条文也多了起来。“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等条文在《元史•刑法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明承元风，逐渐强化。《御制大明律》云：“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初，朱元璋盛推《琵琶记》．《琵琶记》出现之前，蔡伯谐、赵五娘的故事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内容多为蔡伯谐应试及第，抛亲弃妻，被暴雷轰死。高明感于蔡伯谐行为有违教化，故在“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创作动机的驱使下，把原本负心题材的故事，演绎成“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谐”的教化剧。

朱元璋之子朱权，潜心戏曲，援引“治世之音安以乐”，为《太和正音谱》的戏曲文献整理鸣锣开道，并云“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理学家丘岑继承高明戏曲遗风，言“借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清初流传甚广的《桃花扇》与《长生殿》，更是接续“资治通鉴”之史家意识，使情摆脱了晚明一己自由之立场，而放到一己之情与国运相关的宏大叙事之中。

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特性是易知易晓。丘溶直言，经书所载三纲五常，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不自觉”。在感发人心这点上，丘溶不但看到了卑体戏曲与尊体诗歌的一致性，而且体悟到“性情”传播的个体差异性。

戏曲传播的另一个特性是剧场的群体接受。戏曲批评界崇尚场上之曲，鄙弃案头之书，这种批评旨趣反映了舞台性之于戏曲的重要，而对舞台性的衡量离不开台下受众的接受。丘溶著作中曾记录群体受众的面部表情：“座中观者不下数百人，往往有感动者，有奋发者，有追悔者，有恻然叹息者，有法然流涕者。”相较于诗文的个体阅读接受，戏曲之剧场的群体接受，更显示出戏曲传播的宽度及其演员、观众互动的特殊性。

（选自《有宋以来戏曲传播的有效利用》，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