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在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裁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的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

回家

戒心

旧历，腊月初八。年越来越近了。

民工张老四正使劲将沙料和水泥铲进搅拌机。虽然是寒冬，但张老四额角的汗珠还是簌簌地滴落下来，和进沙料和水泥中。

张老四已记不清楚，他来这个工地是第几个年头了。只知道，那房子是一栋接一栋地平地而起，耸入云霄。来的时候，张老四四十多岁，身强力壮。转眼间，已过半百，走起路来，背已略有些驼了。

张老四趁机器和泥的空儿，又从内衣兜里掏出女儿的照片来。照片上是一个十五六岁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扎着两根粗粗的羊角辫，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张老四仔细端详着照片，想象着女儿现在的模样。又一年多没有见到女儿啦，心里怪想的。

正月过了初三出去，腊月过了二十四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老四家盖起了楼房，女儿有了新衣裳，家里日子宽裕了。但张老四更加想家了，每次趁休息的空儿，他就对着家的方向眺望，然后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接着咳嗽不止。

张老四常想，把今年干完了，说什么明年也不干了，回家好好地和妻子儿女聚在一起。可是到了正月，当家里各项开销都列出来，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接受现实。他歇不得，家还得靠他。

但张老四从不怨天尤人，他相信，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总有一天，他不会再想家，可以天天呆在家里。春天来了，牵着家里的两头黄牛，去山坡上放牧、踏青。冬天来了，就坐在家里灶下的柴火旁，烤火拉家常。这样简单的生活，却成了张老四心中的奢望。

腊月初八，在乡下，又是各家打扫卫生，煮腊八粥，为过年而准备着的日子。此刻，他似乎又闻到了家里腊八粥里散发出的浓浓香味。

乡下有句俗话：“月怕过半，年怕过中秋。”腊月到了，年还会远吗？远方的火车没日没夜地轰轰隆隆，回家的脚步声越来越大了。

回家，今年一定得回家。张老四想。去年，他没有回家。他和另外几个工友留下来一起照看工地，老板给他发双倍的工资。但今年，他下定决心，就算老板给他三倍的工资，他也要回家过年。

张老四正站在那里发愣，民工小刘走了过来。“张老四，在干什么呢，又在想家呢？”小刘的声音不大，却把张老四吓了一跳。刚才，他真的走神了。

小刘给张老四递上一支烟，客气地对张老四说：“张大叔，有件事求你帮个忙，中不？”

“说吧，能帮的一定帮。”张老四在工地上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大好人。最脏最累的活派给他干，他也毫无怨言。哪儿缺人，他就在哪儿顶上。

原来小刘在工头那儿得知，今年工地上安排他和另外几个工友过年一起在工地上值班。而小刘前几天接到家里电话说，家里给他找了个对象，让他春节回去和人家见面。小刘来工地好几年了，一直都单身。可这次有了机会，又听工头说让他过年值班。小刘一听就急了，于是想到了张老四。

张老四听了小刘的难处，也有些为难了。小刘让张老四代替他，春节在工地上值班。可先前他已经打电话给妻子和女儿说，今年过年一定回家的。他是真的很想家了，很想回家了。

张老四又猛吸一口烟，心情有些沉重。他可以拒绝小刘，小刘也没有理由责怪他。可是既然小刘找到了他，就是对他的信任。他是和小刘同一年来的，眼看小刘都二十七八了，还没找到对象，他心里也急啊。如果担误了人家，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

小刘见张老四有些为难，又趁热打铁道：“张大叔，求你帮个忙了。过年老板付你三倍的工资，我再自己掏一份给你，你看成吗？”

张老四想了想说：“好吧，过年我就替你值班吧。但我不要你给的那份钱，你回家去，好好相对象。我等着吃你的喜糖。”

张老四说完，小刘心里激动不已。忙说：“张大叔，谢谢你，喜糖喜酒一定忘不了你的那份。”

回家，又回不了家。

回家，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张老四的另一个奢望。

张老四把女儿的照片又收进内衣兜里，他不能再看，越看，只能越想。他又对着家的方向眺望，然后苦笑了一下。

张老四自语道：“赶明年吧，赶明年一定回家去过年。别人求我也没用。”

（本文有删改）

粤港澳大湾区又有新动向。近日，有关负责人在回答“粤港澳三地定位”时表示：广深港澳四大城市，都可叫做中心城市，同时，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

在华南地区，只有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是传统的华南门户城市，也拥有国际商贸中心的超级定位，更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科教文化中心。目前，无论是在铁路、航空还是航运，广州都排在全国前列。就教育而言，广州共拥有82所高等院校，985、211大学数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广州本专科在校生达到了105万，位居全国首位。深圳的优势在于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近几年，深圳频频刷新综合竞争力榜单，并且超过北上广港四大城市位居全国首位。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两大定位：全国性经济中心、国家创新型城市。近年来，香港衰落的声音不绝于耳，上海取代香港、深圳超越香港的與论更是热议已久。然而，作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与纽约、伦敦同等的存在。香港在全球金融、专业服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短时间内仍然难以被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澳门之所以能够位列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核心原因在于：它与香港一样特殊。澳门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由于体量过小，经济总量并不突出。而且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旅游业和博彩业，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摘编自凯风《官方定调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谁是中心城市？》，搜狐网）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状况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正式岀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湾区，它会给中囯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

网易研究局：大湾区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大湾区，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于世界上的这些大湾区，有什么不同或明显特征？

武常岐：从物流的角度讲，大湾区的好处是更经济，因为还没有一种运输工具比船运，特别是集装箱更经济，这些大湾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东京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日本有1亿多人口，但其中东京聚集了几千万人，事实上东京是日本的经济重心，所以其他城市都相对而言是边缘地带。粤港澳大湾区约有7000万人，但后方还有14亿人作为产业的支撑，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整个经济的攴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大湾区也不太一样，因为旧金山大湾区实际上是IT产业聚集地，产业相对来讲自成一个小体系，结构较为单一。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和纽约大湾区有点相似。因为纽约也是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而且纽约传统产业一直发展得不错，钢铁等制造业实力都比较强，这点与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相似。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贸易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大湾区内部有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从创新上来说，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人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香港很注重人才培养，投入很多资金建设一流大学，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等。《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应该更加强调人才的作用，我比较担心人才不足的问题。

网易研究局：粤港澳大湾区是否有足够的融资能力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对于初创和中小企业来说，盈利能力尚不明确，通常很难从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融到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武常岐：我觉得扶持小企业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应该扶持成长型企业，就是要扶持有成长潜力的企业，这就不是需要银行资金去解决，而是需要创投、私募、天使投资，一旦企业成长起来，银行自然会给它们借钱。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做私募和风投还是需要人才，目前这些专业人员还是比较紧缺。市场不是缺钱，而是缺做市场运营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新的金融市场形态的人才，去把钱用活，投到该投资的地方。

（摘编自杨泽宇《北大武常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应更加强调吸引人才》，网易研究局）

秦孝公的历史难题“秦孝公难题”是《商君书·定分》记载的一段谈法治的经典对话。商鞅开启变法大幕之初，秦孝公问道：“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大体上是说，困扰秦孝公的难题是变法之后，如何使官与民都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

面对秦孝公的困惑，商鞅的回答是：治道运行，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厉行法治以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鞅变法图强所带来的兴盛局面奠定了秦一扫寰宇，统一六国的基础，但令人不解的是因法而兴的大秦帝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便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对此，历代史家大多都将“以法为本”看作秦二世而亡的首要原因。秦法条目繁多，法网严密，繁如秋荼，密如凝脂，严刑峻法将百姓的尊严和自由剥夺殆尽，恶法视民为草芥，可畏却不可信。缺乏道德滋养的秦法让官与民都感到窒息和绝望，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又将法的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失期，法皆斩”点燃了大泽乡起义的烽火，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最终在自己编织的法网面前土崩瓦解。

秦法残暴而至覆亡让之后历代统治者认识到“以法为本”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虽也都注重修法订律，但更加强调德的作用，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从法律的价值导向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对待法律的态度从用法总揽一切，变成倾向于“无争无诉”，老百姓不渴求用法律来伸张正义，总把实现公平的希望寄托在人而非制度上，一部部体系完备的法典远远比不上人们对“明镜高悬”的渴望，世人对法律的崇拜远远低于对明君清官的期盼，法治的信仰变得虛无不切实际，知法、懂法逐渐变成了官的专利，而老百姓只有单纯守法的余地。没有被全民所信仰的法律至多是条条干瘪的规矩而非治国安邦的重器。一旦律法废弛，人亡政息，总免不了江山易主，黎民涂炭。

历史证明，破解“秦孝公难题”答案在于我们能否丰富法治的内涵，能否用道德的养分让人与法、法与社会形成一种良性包容的互动，进而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让法律成为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须臾不可分离的工具。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现实意义可以发现，单纯的知法、懂法、守法其实并非难事，难的是要如何实现良法之治，让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法律真正成为全民的信仰和追求，这才是破解秦孝公难题的应有之意。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说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将刑法铸在鼎上是我国揭开法律神秘面纱、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开端，那么由“秦孝公难题”所带来的反思则让我们认识到良法之治和法治信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想只有全社会都能做到对良好法律秩序有足够的敬畏，使法治精神内化于心，才能让“秦孝公难题”得到彻底破解。

（有删改）

让向往的力量拔节生长

一分钟，播音员读200多字的时间，“复兴号”能前进5833米，移动支付总金额高达3. 79亿元．333万元投入科学研究和试验……

这是忙碌中国的日常。刚刚过去的2018年，这样的一分钟在神州大地不停上演，书写着改革发展的进程，也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和轨迹。高速向前的时代大潮中，生活的水位不断抬升，发展的需求节节攀升。人们不再满足于只追求吃穿用度的体面，开始眺望美好生活的另一个向度，于是，文化需求蓬勃生长。

听一听手机音频课程，在博物馆触摸活生生的历史，电影院里小镇青年的身影越来越多，24小时书店的灯光依然吸引着年轻人……一幅幅文化场景的鲜活切面，展现着当下文化生活的全景，也体现出时代进步的力量。从传统固定的线下场馆到随时随地的移动互联；从单调、雷同到分众化、个性化：从尝鲜、奢侈到习以为常、深度参与。消费样式和需求产生奇妙的混响，既能看到文化消费层次的水涨船高；‘也能望见来自乡镇农村、曾被长期忽视、又正在崛起的庞大文化意愿。

一组数据印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的持续上升：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847元，1979年至2017年年均增长13.1%；’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1171元，1986年至2017年年均增长15. 3%。+数字背后蕴藏着文化需求的不同初衷。无论是图个新鲜的消遣，还是文艺青年的愉悦，抑或是终身学习的坚持、跨界探索的尝试，都指向内在的充实与积淀。归根到底，来自每个人向上生长的力量，让文化生活拒绝同质与扁平，用自身的提速回应时代发展的加速度。这样想来，音乐会的一票难求、博物馆的人满为患、剧院的拉杆箱观众、知识付费的火爆等种种文化现象，也就都不难理解了。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动。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这个时代不会辜负人，让自己变得更好，也是让生活着的这片土地变得更好。

（网文，有删改)